作為「文革」的同齡人，我不曾親身感受共產暴政在中國大陸的血腥和殘酷，但在德國的留學和流亡生涯促使我關注國際性的共產主義運動給世界造成的紅禍。不僅東德居民經歷過夢魘般的「竊聽風暴」或曰「他人的生活」，連實行民主憲政的西德也遭受過「小文革」。毛澤東在北京發動的「文革」禍及全球，也在西德肆虐。「停課鬧革命」曾被搬到西德大學。
對此用生命反抗「文革」，因「六四」流亡德國的「文革」一代中的佼佼者王容芬在文章《六八年人-- 德國之聲臺長拜特曼先生側記》中概括如下， 「‘六八年人’是1968年罷課造反的西德大學生，其中有些人自稱毛分子，他們以北京外文局的外國人造反派輸出的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紅衛兵為榜樣，佩戴毛頭章，舉著毛語錄上街造反，與文革並行，堅持10年之久。史學家柯能（Gerd Koenen）總結68年人最活躍的10年，寫了一本書，書名揭示了這批人的淵源：《紅色十年1967–1977——我們的小文革》。這批人後來分化，各自命運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折，精明的入黨做官，上了廟堂，愚頑的下了大獄。下獄的是毛分子的中堅，以美茵胡夫（Ulrike Meinhof）和巴德（Andreas Baader）為首的赤軍旅（Rote Armee Fraktion）恐怖份子。為要挾當時的西德政府釋放獄中同志，獄外赤軍旅劫機殺人，製造了腥風血雨的1977年德國之秋。」
被王容芬翻譯為「赤軍旅」的德國毛分子先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了頭腦，然後用東德當局提供的槍支彈藥武裝起地下組織。美茵胡夫堪稱「不愛紅妝愛武裝」的洋女民兵。
一九四五年生的顧彬正好在「小文革」中進入大學。別的德國漢學教授比如瓦格納都在大學的網站公布了自己的生平簡歷和作品目錄，但顧彬卻只公布了作品目錄。不過在一個名叫Literaturport的德文網站上刊登了由顧彬提供的簡歷。在此摘譯如下。
一九六六年進入明斯特大學學神學
一九六八年到維也納大學學日本學、日耳曼學、哲學和中文，同年回到明斯特大學學漢學、日耳曼學、哲學和日文，一九六九年轉去波鴻大學學漢學、日耳曼學、哲學和日本學，一九七三年獲取漢學專業博士學位。二十三歲的顧彬沒學過中文，總共只學了五年中文，就用德文寫成有關唐代詩人杜牧的論文，並以此獲得漢學博士學位。
而一九八三年考上四川外國語學院英語系的研究生張棗（一九六二—二〇一〇），畢業後於八六年到德國留學。張棗從開始學德語到九四年獲得在圖賓根大學漢學韓語研究所半工半讀的資格，歷時八年。二〇〇四年，張棗用德文撰寫的論文《尋找詩歌的現代性：一九一九年以後的中國新詩》問世，才算獲得漢學博士學位。
張棗是公認的語言天才。二十三歲出國時，已是大陸民間詩歌界的名星。顧彬是他的詩集《春秋來信》的德文譯者。在譯後記中顧彬表示，張棗「 不僅可以用多種語文交流，也閱讀和翻譯俄語、英語、法語和德語的文學。」
所以，只用五年時間就在德國獲得漢學博士學位，只能算是顧彬在「小文革」中獲得的「革命成果」。顧彬畢業後，在波鴻大學的中國語言和文學教授手下工作，並於一九七四年獲得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的獎學金，前去北京語言學院學習一年。
從顧彬的簡歷中，看不出他參與了毛分子的造反活動，但能獲知顧彬像別的毛分子一樣自動前往紅色中國接受赤化。這些德國人從大陸歸來後，就職於德國各個與中國相關的機構，尤其是大學，有的則成為德國各大媒體派駐大陸的記者。不過「六四」屠殺促使很多德國人認清中共的罪惡，與中共拉開了距離，比如，曾翻譯了七本毛澤東選集的馬漢茂。
顧彬從大陸回到德國後，於一九七七年轉到柏林大學東亞專業半工半讀。 一九八一年，他以論文《中國文學中自然觀的演變》獲得教授資格。四年後，顧彬出任波恩大學東方語言學院中文系教授，時年四十歲。顧彬二十三歲開始學中文，十七年後當上漢學教授；張棗二十三歲開始學德文，十八年後才獲得漢學博士學位。一個重要原因是顧彬使用母語，張棗使用外語。
顧彬在這份簡歷中沒有列出自己的作品，但羅列了他在大陸獲得的各種獎勵。一九九八年顧彬獲得紅色中國的最佳文學評論獎，由雜誌《作家》頒發。到二〇〇九年，顧彬共獲得四個獎項，其中包括中共當局於二〇〇七年在人民大會堂頒發給他的「國家獎」。除此之外，顧彬還在簡歷中表示他不僅在大陸很多大學當過客座教授，還被北京語言學院等十一所大學任命為名譽教授。然而所有獎勵和名譽都來自馬列中國。
瞭解共產黨執政後大陸情況的人，可以猜想顧彬在「文革」中的北京學到了什麼？肯定不是中國文化，不是孔孟之道，而只能是毛選魯集或者「馬列主義大字報」。
對此顧彬在上海外語頻道的訪談錄中表示：「當時我對北京的古建築群，寺廟，花園非常感興趣，比如圓明園，臥佛寺。當時我都成了一個研究圓明園方面的專家，因為我天天去那裡。我那裡漫步，盡情欣賞那裡的景色和建築。我有時一人去，因為其它人並不像我這麼空閑。那時，我可以說是每天都泡在圓明園和紫禁城中」。「文革」中的北京，在顧彬的口中竟然如此美好，如此古典！恐怕也只有顧彬才能在「文革」中陶醉於古建築，漫步在美景中。一九七五年，堅持個人觀點的張志新被輪姦、割喉、槍斃；而十九歲的德語系大學生王容芬在寫公開信給毛澤東，反對「文革」後，被投入紅牢，已被煎熬了九年！
二〇〇九年，因大陸是法蘭克福書展的主賓國，顧彬不僅在五天中出席了九場活動，而且在德國媒體頻頻曝光。其中，德國《日報》於十月十五日發表《譯者顧彬的畫像—在中國的明星》。這篇充滿溢美之詞的報導也承認：「顧彬是位爭強好鬥的人。一九七四年，正值「文革」中，他去了中國，開始時讓這場殘酷的騙局迷惑。今天他對這個錯誤感到遺憾。」
這篇報導印證顧彬當年算洋毛分子。顧彬至今還時常流露對毛的崇拜。比如，他曾在波恩大學講《孫子兵法》時說，毛澤東就是靠它打敗了日本，幸好在座的一名中國女生指出毛沒有打過日本，最多打過國民黨。這表明顧彬對中國的瞭解深受紅色宣傳的影響，對真實的歷史知之甚少。
向我講述上述情況的波恩大學的在讀博士生，當時在場，對顧彬很有意見，覺得他不是一個稱職的教授。她說，顧彬講授漢學，帶的都是外文資料；他的應酬太多，不能完成正常的授課任務；不僅如此，他還在二〇〇九年把整堂《我怎樣解讀唐詩？》的課用來宣講與書展相關的時事和詆毀貝嶺；最讓這位學生震驚的則是，顧彬教導學生在譯書前，要首先評估自己想譯的作品能否帶來利潤。另一位已畢業的博士生則抱怨，曾替顧彬無償翻譯。如此「教售」，在德國實屬罕見。
然而顧彬自己卻在人民網的專訪「儒學的當代使命」中表示，「德國在六七十年代也發生了一種‘文革’，從1968年以後，老師在德國的地位越來越低，到現在還是這樣，我們的學生不重視老師。……我們現在的學生是很有問題的」。換言之，顧彬與學生的關係有問題，也知道「文革」對社會的危害並表示，「我們可以通過《論語》再次提高老師在社會上的作用和地位」。
「譯者顧彬的畫像」在結尾中說，「二〇〇七年，顧彬獲得獎金最高的文學獎：中國的國家獎。雖然顧彬翻譯的主要是中國異議人士。」
德國電臺也因顧彬獲「中國國家獎」對他進行專訪並強調，他把「很多異議人士翻譯成了德文」。顧彬還老提高行健，達到了混淆視聽的目的。因為顧彬只在一九八八年翻譯過高行健的《車站》，除了高行健是被禁作家外，顧彬翻譯的都是中宣部首肯的大陸作家，包括北島。顧彬還用北島的書可以一個逗號不刪地在大陸出版，來證明中共在變好。北島屬「文革」一代，深受共產黨文化的毒害，但他在海外這麼多年，不大可能還在中共的思想牢籠中，可以一個逗號不刪地在大陸出版。顧彬撒謊的可能性更大。（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