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11月18日訊】又是一個春雨飄灑的清明，我與姐弟們駕車行駛在通往家鄉的公路上。風雨瀟瀟，再一次把我們那痛徹心肺的傷痛喚起。
父親離我們而去已整整二十年了，可他那音容笑貌無時不顯現於我們的腦際。來到父親的墓前，我們跪拜不起，號天泣血，淚灑沾土。望著父親的遺像，我的胸口很堵得慌，又一次在心裏痛罵著自己：父親那遭受政治迫害的冤屈，我沒能面對面耐心聽他傾訴；幾十年的養育之恩，我也犢情未報。讀到《石鼓灘頭》（衡陽反右史事），更激發了我要寫寫父親的願望與衝動，用這篇拙文來告慰九泉之下的亡靈。
父親1929年出生在衡陽縣欄壠鄉下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家中兄弟姐妹多，他排行老五，靠我爺爺養豬，二伯做長工才斷斷續續讀完小學和初中。期間，他還得替人放牛。1951年父親高中畢業後，先後到市文化館、江東區文化館任宣傳幹事、館長。1955年調入衡陽日報社工作，很快由記者、編輯提升為文藝科科長，負責編副刊。
父親對自己鍾愛的事業滿懷著美好的憧憬，然而，隨著1957年夏季的到來，一場災難悄悄降臨於我父親。他在頃刻間被當時的報社領導強扣上「右派」帽子。「罪狀」有三條：一是公開擁護右派份子言論，從黨內支持和接應；二是反對黨在人事上的安排；三是認為黨不能領導文藝，拒絕黨的領導，反對黨的民主集中制，對社會主義不滿。其依據是：一、父親當時在登有市委統戰部召開民主人士座談會的消息的報紙上寫「鳴的開始，放的開端」八個字。二、工交科副科長李升平（當時是非黨員）寫了一篇《為牢騷說幾句話》的雜文，被報社當作反動文章，讓大家批判。父親說：「黨外人士發牢騷也是好的，何況我們過去工作中確實存在某些錯誤和缺點……」三、在一次整風會議上針對當時領導（總編羅光澤）要求大家提意見，但又左定條條，右定框框的作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既要大家提意見，又要求恰如其分，這讓人家怎樣提？」
說起羅光澤，確是個心胸狹窄、顛倒黑白、手段卑劣的小人。1957年，經他精心策劃、蓄意謀害，使我父親和李升平、劉學德等一批有才有志青年，斷送了青春、才智、姻緣、事業、前途，掉進了苦難的深淵。父親逝世後，我在清理他的遺物中找到一篇申訴材料，才較為清楚地瞭解到個中原委（父親從不與我們談起他的那段經歷）。申訴材料中寫道：「羅光澤為什麼要這樣置我於死地呢？因為我對他那種獨斷專行、專橫跋扈、欺上壓下、動不動就罵人、攆人家走的惡劣作風看不慣，平時頂上一兩句，特別在開展整風運動會上公開提了他的意見，因此，他懷恨在心。另因他為找女朋友兩次請我做媒，而我卻沒按照他的‘旨意’做，他覺得丟了面子（其中，他看中了本單位的一女同事，我沒幫忙，而那女同事恰又與我同科的劉學德談了朋友，所以他氣極敗壞），不僅報復了我，也報復了劉學德」。
1957年的那場災難，給被錯劃「右派」的人們帶來多大的精神打擊和身心摧殘呀!父親戴「帽」後，被開除黨籍降級降薪，安排在單位搞衛生，干雜活、重活，同時每晚還得接受同事們的批鬥。父親他們幾個涉世不深的年青志士，正意氣風發想大幹事業之時，卻在一夜間成了人民的「敵人」。他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開始感到震驚，並極力爭辯，可最終無法抵擋那場由最高當局刮起的來勢洶湧的風暴，從此變得沉默、害怕、無奈……
我恰是個不幸的1957年8月出生的孩子。那年父親被打成右派，清早出去深夜歸，全家人成天提心吊膽，害怕他會被勞教關起來。由於父親挨鬥，沒能送母親上醫院，直到晚上8點多我生下後，狀況不好，外婆急忙跑到報社，父親才得以准假到醫院看望我一次。我出生才幾個月，突然生病出麻疹。由於家境困難，拖延了治療，我奄奄一息。父親百般無奈，只得將家中唯一值錢的舊單車賣掉，算是撿回了我一條命。母親因父親的緣故，失去了自己事業中的美好前程。最為酸楚的是，本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優秀教師，卻不得不在每一次的大小會上向自己身上潑髒水：「我不好，我是右派份子的妻子，我要檢討」。
1958年，父親被衡陽日報社趕出大門，到市郊岳屏公社水東大隊監督勞動。那年冬天，父親帶去的一床舊棉絮被小偷抱走了，靠稻草當被子抵寒。實在凍得受不了，只好每天拖著疲憊的身體步行幾十里黑路回到市裡的家中睡覺，第二天天不亮又趕回鄉下。幾個月下來，父親身體垮下了，全身浮腫。
1961年，父親摘了「帽」，先後被安排到市廣播電臺、市花鼓戲團、市群眾文藝館工作。「摘帽右派」依然受歧視，在「四清」、「文革」運動中，被下放到老家勞動改造。無論精神上還是身體上父親都被擊得很深、很痛，使得他不得不有過「輕生」之念，可他又哪能拋下自己鄉下的雙親、家中的妻子兒女們呀!自我記事起，父親在我腦海印記的就是多才多藝、心地坦誠、善良的形象。他從不打罵三個兒女，深愛著每一個家人，對鄰里和同事們也都是謙恭有禮。再難再苦，他都是用一張笑臉相待，時不時還會向人逗樂幾句。後來我才明白，父親的「幽默」裡蘊藏著多少辛酸。父親內心的痛楚，從不向家人與旁人訴說，更不把眼淚流出。可那年他隨大批右派集中在農場勞動時，我因患急病昏厥過去，家人們哭成一團，父親得知後連夜趕回家，抱著我流下了不輕彈的眼淚。
父親在市花鼓戲劇團工作期間非常辛苦，不僅當編劇、導演，有時還得放幻燈、跑「龍套」等。工作繁重，長期熬夜，不得不用瘦弱的身軀抗爭著一切。由於工作環境，他養成抽煙的習慣，而且煙癮很大，可家境困窘，他一直抽著劣質的「喇叭筒」。他總是省著、苦著自己，就是每晚劇團散工後的一點夜宵，自己也忍飢不吃，端回家中讓家人們「分享」。
1973年我在衡陽市二中讀高中時，因表現突出，被學校共青團團委初審定為發展對象。那天，我懷揣著「申報初審表」，雀躍般回到家中，驕傲地將表遞向父親並大聲叫著：「爸，我要入團了，你快幫我填表吧。」父親當時是喜上眉梢，急不可待地戴上老花鏡，仔細看著表格，與我一同認認真真地填著。等呀，盼呀，我心焦火燎地盼著站在團旗下宣誓的那一天。然而最後等到的是學校團委書記找我談話：「你的父親未恢復原職，還存在著遺留問題，所以你入團政審未能通過……」。我當時傻眼了，驚愕了：「為什麼？父親不是群眾文化館的一名國家幹部嗎？」長期的政治磨難中，父親在兒女們面前總是默默忍受著傷痛，可此時從不輕易表露情感的他再也壓抑不住，眼淚奪眶而出。
父親自從踏進文藝界，始終偏愛文藝創作，特別是對地方戲劇情有獨鍾。就是在遭受各種摧殘時，父親也沒有頹喪，對於自己一生酷愛的事業從未放棄追求。甚至在批鬥會上，他假裝煞有介事地聽別人的發言，其實思想早已開了小差，去玄想某個學術上沒解決的問題或某個劇本的創作了。我們會經常發現他回家時帶回許許多多零散的紙片，甚至還有煙盒紙，上面寫著密密麻麻的小字，原來這都是他在政治迫害的夾縫中辛苦積累的寶貴資料。我們知道，他對自己事業的追求，從未打算改弦更張。他熱愛祖國的文學遺產、朝斯夕斯，克服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三十多年的文藝創作生活中，父親改編的花鼓戲《打鞭進城》、《趕鴨》等作品，獲得湖南省花鼓戲劇本文學獎三等獎；並收入湖南省地方戲劇叢刊、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兩次發行（單行本）。與同事們一起共同創作了花鼓戲《焦裕祿》、《初升的太陽》和《安安送米》，許多讀者和觀眾以及同行都說作品如其人，有一股鄉土味。
「粉碎四人幫」後，父親的冤案追憶父親劉文恆
劉茨利
又是一個春雨飄灑的清明，我與姐弟們駕車行駛在通往家鄉的公路上。風雨瀟瀟，再一次把我們那痛徹心肺的傷痛喚起。
父親離我們而去已整整二十年了，可他那音容笑貌無時不顯現於我們的腦際。來到父親的墓前，我們跪拜不起，號天泣血，淚灑沾土。望著父親的遺像，我的胸口很堵得慌，又一次在心裏痛罵著自己：父親那遭受政治迫害的冤屈，我沒能面對面耐心聽他傾訴；幾十年的養育之恩，我也犢情未報。讀到《石鼓灘頭》（衡陽反右史事），更激發了我要寫寫父親的願望與衝動，用這篇拙文來告慰九泉之下的亡靈。
父親1929年出生在衡陽縣欄壠鄉下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家中兄弟姐妹多，他排行老五，靠我爺爺養豬，二伯做長工才斷斷續續讀完小學和初中。期間，他還得替人放牛。1949年下期入衡陽縣立中學（現存的衡陽市二中），享受政府助學金才讀完了高中。1951年父親高中畢業後，先後到市文化館、江東區文化館任宣傳幹事、館長。1955年調入衡陽日報社工作，很快由記者、編輯提升為文藝科科長，負責編副刊。
父親對自己鍾愛的事業滿懷著美好的憧憬，然而，隨著1957年夏季的到來，一場災難悄悄降臨於我父親。他在頃刻間被當時的報社領導強扣上「右派」帽子。「罪狀」有三條：一是公開擁護右派份子言論，從黨內支持和接應；二是反對黨在人事上的安排；三是認為黨不能領導文藝，拒絕黨的領導，反對黨的民主集中制，對社會主義不滿。其依據是：一、父親當時在登有市委統戰部召開民主人士座談會的消息的報紙上寫「鳴的開始，放的開端」八個字。二、工交科副科長李升平（當時是非黨員）寫了一篇《為牢騷說幾句話》的雜文，被報社當作反動文章，讓大家批判。父親說：「黨外人士發牢騷也是好的，何況我們過去工作中確實存在某些錯誤和缺點……」三、在一次整風會議上針對當時領導（總編羅光澤）要求大家提意見，但又左定條條，右定框框的作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既要大家提意見，又要求恰如其分，這讓人家怎樣提？」
說起羅光澤，確是個心胸狹窄、顛倒黑白、手段卑劣的小人。1957年，經他精心策劃、蓄意謀害，使我父親和李升平、劉學德等一批有才有志青年，斷送了青春、才智、姻緣、事業、前途，掉進了苦難的深淵。父親逝世後，我在清理他的遺物中找到一篇申訴材料，才較為清楚地瞭解到個中原委（父親從不與我們談起他的那段經歷）。申訴材料中寫道：「羅光澤為什麼要這樣置我於死地呢？因為我對他那種獨斷專行、專橫跋扈、欺上壓下、動不動就罵人、攆人家走的惡劣作風看不慣，平時頂上一兩句，特別在開展整風運動會上公開提了他的意見，因此，他懷恨在心。另因他為找女朋友兩次請我做媒，而我卻沒按照他的‘旨意’做，他覺得丟了面子（其中，他看中了本單位的一女同事，我沒幫忙，而那女同事恰又與我同科的劉學德談了朋友，所以他氣極敗壞），不僅報復了我，也報復了劉學德」。
1957年的那場災難，給被錯劃「右派」的人們帶來多大的精神打擊和身心摧殘呀!父親戴「帽」後，被開除黨籍降級降薪，安排在單位搞衛生，干雜活、重活，同時每晚還得接受同事們的批鬥。父親他們幾個涉世不深的年青志士，正意氣風發想大幹事業之時，卻在一夜間成了人民的「敵人」。他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開始感到震驚，並極力爭辯，可最終無法抵擋那場由最高當局刮起的來勢洶湧的風暴，從此變得沉默、害怕、無奈……
我恰是個不幸的1957年8月出生的孩子。那年父親被打成右派，清早出去深夜歸，全家人成天提心吊膽，害怕他會被勞教關起來。由於父親挨鬥，沒能送母親上醫院，直到晚上8點多我生下後，狀況不好，外婆急忙跑到報社，父親才得以准假到醫院看望我一次。我出生才幾個月，突然生病出麻疹。由於家境困難，拖延了治療，我奄奄一息。父親百般無奈，只得將家中唯一值錢的舊單車賣掉，算是撿回了我一條命。母親因父親的緣故，失去了自己事業中的美好前程。最為酸楚的是，本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優秀教師，卻不得不在每一次的大小會上向自己身上潑髒水：「我不好，我是右派份子的妻子，我要檢討」。
1958年，父親被衡陽日報社趕出大門，到市郊岳屏公社水東大隊監督勞動。那年冬天，父親帶去的一床舊棉絮被小偷抱走了，靠稻草當被子抵寒。實在凍得受不了，只好每天拖著疲憊的身體步行幾十里黑路回到市裡的家中睡覺，第二天天不亮又趕回鄉下。幾個月下來，父親身體垮下了，全身浮腫。
1961年，父親摘了「帽」，先後被安排到市廣播電臺、市花鼓戲團、市群眾文藝館工作。「摘帽右派」依然受歧視，在「四清」、「文革」運動中，被下放到老家勞動改造。無論精神上還是身體上父親都被擊得很深、很痛，使得他不得不有過「輕生」之念，可他又哪能拋下自己鄉下的雙親、家中的妻子兒女們呀!自我記事起，父親在我腦海印記的就是多才多藝、心地坦誠、善良的形象。他從不打罵三個兒女，深愛著每一個家人，對鄰里和同事們也都是謙恭有禮。再難再苦，他都是用一張笑臉相待，時不時還會向人逗樂幾句。後來我才明白，父親的「幽默」裡蘊藏著多少辛酸。父親內心的痛楚，從不向家人與旁人訴說，更不把眼淚流出。可那年他隨大批右派集中在農場勞動時，我因患急病昏厥過去，家人們哭成一團，父親得知後連夜趕回家，抱著我流下了不輕彈的眼淚。
父親在市花鼓戲劇團工作期間非常辛苦，不僅當編劇、導演，有時還得放幻燈、跑「龍套」等。工作繁重，長期熬夜，不得不用瘦弱的身軀抗爭著一切。由於工作環境，他養成抽煙的習慣，而且煙癮很大，可家境困窘，他一直抽著劣質的「喇叭筒」。他總是省著、苦著自己，就是每晚劇團散工後的一點夜宵，自己也忍飢不吃，端回家中讓家人們「分享」。
1973年我在衡陽市二中讀高中時，因表現突出，被學校共青團團委初審定為發展對象。那天，我懷揣著「申報初審表」，雀躍般回到家中，驕傲地將表遞向父親並大聲叫著：「爸，我要入團了，你快幫我填表吧。」父親當時是喜上眉梢，急不可待地戴上老花鏡，仔細看著表格，與我一同認認真真地填著。等呀，盼呀，我心焦火燎地盼著站在團旗下宣誓的那一天。然而最後等到的是學校團委書記找我談話：「你的父親未恢復原職，還存在著遺留問題，所以你入團政審未能通過……」。我當時傻眼了，驚愕了：「為什麼？父親不是群眾文化館的一名國家幹部嗎？」長期的政治磨難中，父親在兒女們面前總是默默忍受著傷痛，可此時從不輕易表露情感的他再也壓抑不住，眼淚奪眶而出。
父親自從踏進文藝界，始終偏愛文藝創作，特別是對地方戲劇情有獨鍾。就是在遭受各種摧殘時，父親也沒有頹喪，對於自己一生酷愛的事業從未放棄追求。甚至在批鬥會上，他假裝煞有介事地聽別人的發言，其實思想早已開了小差，去玄想某個學術上沒解決的問題或某個劇本的創作了。我們會經常發現他回家時帶回許許多多零散的紙片，甚至還有煙盒紙，上面寫著密密麻麻的小字，原來這都是他在政治迫害的夾縫中辛苦積累的寶貴資料。我們知道，他對自己事業的追求，從未打算改弦更張。他熱愛祖國的文學遺產、朝斯夕斯，克服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三十多年的文藝創作生活中，父親改編的花鼓戲《打鞭進城》、《趕鴨》等作品，獲得湖南省花鼓戲劇本文學獎三等獎；並收入湖南省地方戲劇叢刊、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兩次發行（單行本）。與同事們一起共同創作了花鼓戲《焦裕祿》、《初升的太陽》和《安安送米》，許多讀者和觀眾以及同行都說作品如其人，有一股鄉土味。
粉碎「四人幫」後，父親的冤案也像他的鶴髮蒼顏一樣，大白於天下。他油然想起古人的詩句：「莫嗟黑髮從頭白，終見黃河到底清。」他惋惜虛擲虛耗的大好光陰，以只爭朝夕的精神，筆耕不輟，彌補蹉跎，接連交出十多部稿子，如：1980年改編出新的古裝花鼓戲《恭伢子縫衣》、現代花鼓戲《蛙緣》、《老來緣》等作品，獲得了湖南省戲劇匯演三等劇本文學獎，成為優秀保留劇目，並在全國性雜誌《劇本》發表。在75、79、81以及85屆湖南省兒童文藝匯演上，父親創作的《三隻貓》、《比爸爸》、《拆蛙釣》等分別獲得兩個一等獎和一個三等獎，並在省人民出版社《麗麗與小白鵝》一書上發表，省電臺錄像播放。那段時間，父親發表的著述引起了老朋友們的注意。有人曾驚嘆說：「真乃神來之筆」。而我深知，在這些成果的後面，乃是父親幾十年來每日清晨三四點鐘開始的勞作，是政治迫害下無聲的吶喊，是長期寂寞中的辛勤耕耘……
父親還勇於修正自己著作中的不足和疏漏。有的朋友讀了父親的作品，來信提出不同看法，父親認為正確，便立即採納。如在《狐裘傳》、《回春曲》、《並蒂瓜》、《青春》、《醫生》、《第一次上門》等劇作作品的創作上充分聽取和吸收了不同的意見，並獲得了成功。父親逝世前，是衡陽市戲劇工作室主任，湖南省戲劇家協會會員，湖南省戲劇文學學會理事，衡陽市戲劇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並擔任《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湖南卷·（衡陽分卷）》常務副主編。在編撰《衡陽湘劇志》和《衡州花鼓戲志》中，父親負責編輯審稿，在修改《衡州花鼓戲志》時，四易其稿，每稿長達25萬餘字。對《湘劇志》中的《醉打山門》、《水漫蘭橋》等作品，反覆修改達8次之多，其工作難度和辛勞可見一斑。父親終因病魔被奪走了生命，原湖南省畫院院長、著名畫家鐘增亞先生在報上撰文《鐵漢劉文恆》寫道：「你走得那麼匆忙，那麼清白，那麼寧靜……一個堅強鐵漢，你坎坷的遭遇，高尚的人格，引發多少同行志士在流淚，在痛哭呀!
父親走得匆忙，卻為我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在幾十年逆境中從不頹喪的生活勇氣，他在長期寂寞中不墜青雲之志的風骨，令我們兄弟姐妹心儀神往，永誌不忘。在我家牆上挂有父親手書的絕句一首：「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這當視為不是遺囑的遺囑吧。而今我雖已過耳順之年，但每當看到這幅字時，總是感受到父親對子女不盡的關愛和無聲的鞭策。而今而後，在漫長的人生道路上，我們及我們的子女們都將永遠以父親的精神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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