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木陰中系短篷，杖藜扶我過橋東。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
這首詩寫出了一個熱愛生活的和尚觀賞春光的喜悅心情。在《宋詩紀事》中，志南僧就留有這麼一首詩，且還沒有實質性的題目，只是借詩的形式題了一個不關意旨的詩題。然而就是這一首詩才使後人知其名，尤其是詩的後兩句寫二月天的輕柔涼美，生動而活脫，遂成為千古名句。
詩寫的是二月天裡的真切感受。蒼拙古木林中，於岸邊樹陰之處停下小船，繫上纜繩，然後登上河岸。「短篷」即小舟。此一句開篇，似乎氣氛有些陰鬱。古木濃陰，置身其中，四圍不免充溢頹腐之氣，還會使人想起有古木便會有悲鳥，「悲鳥號古木」，似乎已經是定勢了的一種意象組合。然而詩僧卻就此打住，只是「古木陰中」，點到為止，化腐朽為神奇，不偏不倚地撐出一隻小船來，且不緊不慢，停停噹噹地繫在岸邊，悠悠之中，很有方寸。雖不是「日暮待情人，維舟綠楊岸」（儲光羲《釣魚灣》）般的旖旎與幽麗，但卻也別有一種清涼幽靜的美感，系舟後，詩僧拄著藜杖，踏上小橋，奔橋東而去，古木斑駁，水流，似乎能聽到詩僧拄藜杖系板橋的篤篤之聲；身影蕭疏，一步步，隱入了橋東那另一個世界裡。「杖藜」即為枴杖。宋代秦觀《寧浦書事》詩之五曾有「身與杖藜為二，對月和影成三」句，將杖藜和自身來了一個意識的平等，互為依托。
志南此詩更絕，杖藜在他意識中已遠沒有了「我扶」之作用，也沒有「互扶」之作用，倒是反過來了，是「杖藜扶我」，詩僧自己成了不是杖藜的的杖藜，這是怎麼回事？實際上，志南此說才正和常道。在平常人看來，枴杖是人扶著走路的，可正是靠人扶，枴杖才成為枴杖，如沒有了人，枴杖何以得立，人可以不扶杖，但杖必須得扶人。因此，不是人扶杖藜，而是杖藜扶人，自然便是「杖藜扶我過橋東」了。禪者的觀物模式，表面看去有悖邏輯和常理，但正是這種反常，才構成了神詩的奇趣，最終又歸合常道。這其中，是深契事理的，只不過是比常人更深入一層，更有曲折之感。這就是禪家所說的「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的意蘊與真諦。
在帶著節奏的「篤篤」聲中，杖藜扶著詩僧從橋西來到了橋東。橋東橋西，似乎給人兩個世界之感，那邊還是古木垂垂，濃陰鬱鬱，而這邊卻是杏花春雨，楊柳和風。「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兩句是說在二月天裡，沾人衣服直要潮濕的，是那杏花開時常下的杏花雨；吹人臉面而不覺寒冷的，是那楊柳樹中吹來的楊柳風。「杏花雨」是指清明時節杏花盛開，細雨潤澤的景象。「欲濕」是似濕未濕，欲擾猶濕，濕而不沾，沾而不淋的若即若離的狀態。這正是杏花雨帶給人輕夢一般的愜意和融洽。更兼那使柳絲依依，輕柔和煦，吹在臉上涼美而不寒冷的二月春風，真正構成了一個如詩如夢的境界。人置其中，看如煙杏花，如線楊柳；感如酥細雨，如絲和風，也正如蟬翼紗幕之後，欣賞明眸流睇之美，表達了對大自然的一種特殊感情。
宋人趙與虤《娛書堂詩話》捲上載︰「僧志南能詩，朱文公嘗跋其卷雲︰南詩清麗有餘，格力閑暇，無蔬氣。如雲︰「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予深愛之。」朱熹能為其詩作跋，在當時實屬不易，於此也可看出志南詩在當時的影響。朱熹以這首〈絕句〉為例，說其詩「無蔬氣」。宋人論僧詩，「無蔬筍氣」似乎是最高境界。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五十七引《西清詩話》雲︰「東坡言僧詩要無蔬氣，固詩人龜鑒。」就是說僧詩要具清撥之韻，有本分家風，水邊林下氣象。看來志南此詩頗合標準，才贏得凡事講究標準的朱熹的稱揚。
實際上，有無「蔬筍氣」並不見得是論僧詩的最高標準。僧也罷，俗也罷，在詩之真諦上並沒有截然界限，「真詩人必不失僧侶心，真僧侶亦必有詩人心。」（錢鐘書《談藝錄》八八引法蘭西白瑞蒙《詩醇》語）志南此詩被人稱賞，主要還是於平常景物中寫出了一種詩趣，或是禪趣。那種橋東橋西的不同境界，那種「枝藜扶我」的反常合道，那種杏花雨、楊柳風的柔美清麗，既是平常的，又是滿含詩味的。誠如錢鐘書先生在《談藝錄》中所說︰「平常非即慣常。譬如人莫不飲食，而知味者則鮮。凝神忘我而自覺，則未忘我也；及事過境遷，亡逋莫追，勉強揣摹，十不得一。微茫渺忽，言語道窮，故每行而不能知，知而不能言，不知其然而然。」同是平常景，不同的人便會有不同的「言」，取得不同的審美斬獲。成佛成魔一念間，志南留下一首好詩，正是他橋東到橋西知其然而然的緣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