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3月21日訊】（接前文）
在歐洲加入後，中國面對兩個關鍵問題，一是規模顯著擴大，在德英意法四個老牌工業國加入後，如果還維持過去的小圈子規模，無法滿足這些國家的胃口。規模擴大意味著資金消耗更多，中國作為亞投行的發起國，需要投入的資金也越多。二是中國難以控制局面，尤其在發包和選擇供應商過程中，中國無法完全說了算。由於股權按照GDP總量進行安排，當英國進入後，中國的主導地位仍然能夠保持。但是，在德法意加入後，即使亞投行股權安排有利於中國，能夠達到很大的份額，但是中國在整個亞投行中的地位將會遭到顯著削弱，無法達到最初的絕對優勢，難以實現完全壟斷。在具體的項目操作中，中國即使能夠通過自己的主導權，拿到總承包的位置，在具體的材料和設備供應商選擇上，歐洲國家也能夠佔據一定份額，從中獲得好處。如果中國以極低的價格輸出過剩產能，佔領主要的材料份額；歐洲也能夠通過高價設備的輸出，實現高利潤的揩油策略。
當中國難以控制局面，結果是加速失血。歐洲國家雖然內部利益矛盾重重，但是對外協同作戰。只要有利益，必然積極參與，並且通過相應的技術手段，儘可能獲得最大的好處。在美蘇爭霸過程中，歐洲通過對兩頭的操控，實現自身的快速增長。在蘇聯解體後，贏得冷戰的並不是美國，而是歐洲和日本。在亞投行進入的操作過程中，歐洲也會採取同樣的手段。既然歐洲加入亞投行，而且名稱是亞洲，主要應由亞洲承擔項目融資的出資義務，也就是由中國承擔。在中國加大資金支持後，將陷入更加難纏的局面。歐洲的技術手段水平高，主要表現在利用規則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只要有一線機會可乘，歐洲必然能夠從中找到更多的利益。
在亞投行的項目操作上，由於中國輸出過剩產能的意圖盡人皆知，所以歐洲能夠更輕鬆地通過技術操作獲益。比如，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在融資貸款和項目招投標過程中，必然存在各種不符合規則的操作。在中國佔絕對主導權的時候，可以隨意操作，當歐洲組團參與後，中國無法完全說了算，必須與歐洲妥協。歐洲最簡單的做法是，根據亞投行的操作規則，對相關項目從技術上挑毛病，在時間上延緩項目進程。歐洲人拖得起，時間拖多久都無所謂。但是中國的過剩產能已經形成，必須按時消耗，所以中國人拖不起。中國人為了項目能夠盡快實施，必然在條款上向歐洲妥協，給歐洲更多的好處。這樣的結果是，歐洲只需要繳納很少的成員會費，就可以想法擴大融資規模，進而從中撈取真金白銀的利益。中國則必須提供更多的資金，並且從中給歐洲更多的分成，也就是失血更多。
如果亞投行開始全面運作，將對中國外儲形成更大壓力。任何一個國家主辦政治性銀行，都必須有足夠的經濟實力，或者說工業發展能力。世界銀行主要由美國主導，而亞洲開發銀行則由美日主導。美元是世界公認的硬通貨，當世行發放政策性貸款時，美國只需要印刷美鈔即可。在美日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日本作為主要的實際操作者，也是世界第二經濟強國。日本的工業水平高，工業創造的收入和利潤高，因此有能力支持亞洲開發銀行。即使如此，在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貸款上，都需要嚴格的審批程序，並且控制貸款規模。因為即使家底厚，資金多，也需要精打細算，否則很容易折騰光家產。中國主導建立亞投行，則基於不同的條件。中國的經濟基礎是血汗工廠，也就是通過廉價出賣自然資源和環境，以及年輕勞動力，獲得主要收入來源。同時中國需要大量資金購買各種大宗商品、高價技術和零部件、各種大型設備、以及各類奢侈品等等。中國的大量外儲形成，主要並不是中國血汗工廠的結果，而是各種外資流入後的積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建立亞投行，也不會像美國和日本那樣精打細算，而是致力於多花錢。在融資的過程中，也不會用人民幣結算，而是以美元結算。中國需要從外儲中拿出美元分配。如果中國自己融資和項目決策，盡量採購中國材料和主要設備。這些美元大部分又回到中資企業手中，等於外儲消耗不多，還能夠拉動中國的生產。但是，當歐洲加入後，相當一部分美元得分給歐洲，等於外儲加速流失，加重外儲的壓力。
在國際經濟突變的背景下，中國外儲變得更加脆弱。習李提出亞投行時，本希望通過消耗外儲，促進更多消費，減輕中國過剩產能的壓力。直到2014年上半年，中國外儲還在持續增加，讓中共感覺到外儲資金越來越充裕，李克強當時說外儲太多是負擔，應該合理分配和消化。如果外儲持續上升，也就是流入中國的資金越來越多，這樣的政策將是合理決策，畢竟錢留著也是貶值，還不如用來刺激經濟，保障中國的生產運轉。但是，中共沒想到的是，在習李開始倡議亞投行之後，美聯儲就開始減少QE3規模；在李克強說外儲太多是負擔之後，QE3的規模持續縮減。到2014年中期，當QE3規模縮減過平衡點後，也就是市場中美元供應小於美元需求後，美元指數開始上漲之路。而美聯儲毫不停步，到2014年底完全停止QE3。隨著美元印鈔供應中斷，引發大量資金從落後國家市場向美國回流，帶動美指大幅上漲。隨著美元升值和相應的大宗產品暴跌，拉美、俄羅斯等國受資金外流影響，經濟發生崩潰。中國同樣面臨越來越大規模的資金外流，外儲增加的趨勢遭到逆轉。美元升值促使更多外匯流出中國，人民幣升值導致出口急劇減少，同時進口急劇增加，都在對外儲造成極大的壓力。隨著時間推移，美元加速流出，中國已經開始出現外儲危機。
一旦亞投行大規模運作，其消耗可能成為壓垮外儲的最後一根稻草。中國的國內經濟已經進入崩潰階段，難以維持下去。只因為中國表面上還有3萬多億美元的外儲，中共以此來操作，希望延緩崩潰的深入。但是，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中國經濟崩潰，採取逃跑政策。權貴和富人的移民跑路潮更洶湧，帶走越來越多的美元。隨著人民幣跟隨美元大幅升值以及國內經濟崩潰，導致外資企業在中國越來越無利可圖。越來越的外企關閉生產，拋售在中國的資產，換成美元撤離中國。同時，沒能力出國民眾也越來越多將人民幣換成美元。隨著這些行為日益增強，中國外儲快速走向枯竭。在這樣的背景下，合理的方式是人民幣貶值，而且收回亞投行的倡議。但是，基於中國的外儲模式和僵化體制，既不能讓人民幣貶值，也不敢收回亞投行的倡議。如果收回亞投行的承諾，中共擔心被外界看出中國的虛弱，只能強撐著面子。可是讓中共沒想到的是，歐洲竟然也加入。中共在面子上得到極大滿足的同時，面對實際上更加虛弱的外儲，以及亞投行帶來的更大外匯消耗。一旦亞投行開始運作，中國必須拿出大量的外匯現金支持性操作。屆時，即使中國外儲還繼續維持，也將因為亞投行而加速消耗，甚至可能快速耗光。
亞投行事件自身可能對中共會形成重大打擊，加速中國崩潰。亞投行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國際事件，直接影響到中國和世界主要國家的經濟關係。按照亞投行自身的運作角度，從籌建到大規模的系統運作，需要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中國能夠顯得更強，而且不需要花多少錢，看上去是免費提高中國形象的一件好事。而且，歐洲公司與政府的模式類似，就是以眼前的利益為導向。當歐洲公司看到歐洲投入亞投行的懷抱，一部分也跟著歐洲政府的腳步，更積極地進入中國，支持中共的運轉。但是，中國過去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並不是自身的發展，而是主要來自於美日的支持。在中國的外企中，絕大部分是美日外企，以及為美日外企服務的港台企業，只有少部分是歐洲公司。當歐洲通過亞投行投靠中國，實際上將中國與美日進行對立。
當美日面對分道揚鑣的中國，自然會採取疏遠的立場。對於日本人來說，政治立場高於短期利益立場。雖然美國人在二戰中對日本造成致命打擊，而且美日摩擦也經常發生，但是出於對強者的崇拜以及二戰後麥克阿瑟重組日本給日本帶來的發展，日本人從政治立場上緊跟美國，成為美國最為忠實的盟友。日本對美國的追隨不僅僅在國家層面，涉及到整個社會層面。當中國成為美國霸權的挑戰者後，日本則對中國採取更加警覺的態度。本來，日本企業已經批量從中國撤離，而且撤離方式堅決果斷。亞投行的事件發生，從心理上影響日本企業，加速日本企業從中國撤離。僅僅日本企業全面撤資，就會對中國經濟造成極為沈重的打擊。
美國態度的變化，則具有更重大的意義。從1945年二戰後，美國民主黨是中共的主要支持者，在民主黨當政期間，多次以親華的姿態挽救中共。但是，民主黨支持中共有一個基本的底線，就是中國不能挑戰美國的地位。同時，歐巴馬的個人特點是，好大喜功，需要滿足個人的面子，否則會想方設法報復。在亞投行問題上，中共既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又讓歐巴馬臉面無光。不論出於國家利益，還是個人心理，歐巴馬都會對中國採取更加嚴厲的姿態。亞投行之後，中國威脅論也重新開始抬頭，為歐巴馬的報復措施提供理論依據。在此之前，一直利用美國的自由言論空間支持中共獨裁政權，並且在美國政策上具有很大影響力的瀋大偉完全轉向，宣傳中共崩潰論。不論中國威脅論，還是中共崩潰論，都會對美國的外交形成重大影響，進而引導美國與中國的經貿關係。經貿關係包括中美貿易和美國對中國的投資。隨著美國政治態度轉變，美國將推動與中國隔離的貿易關係，加快經貿關係中的去中國化進程。而且，美國企業和資金也將受到影響，加速從中國撤資。美國的姿態將直接影響日本的政策，進一步加速日本從中國撤退的行動。所以，由於亞投行造成的國際影響，對中共的實際利益將造成沈重打擊。對於已經極為虛弱的中國經濟，這種打擊等於是雪上加霜，加速中國崩潰和中共滅亡。
所以，亞投行表面上是對中國的重大利好，實際上資金撤離中國的最後機會。中國已經從經濟崩潰進入社會崩潰的過渡期，只是因為中國仍有巨額外儲，才能保持表面的穩定。而在中國表面的巨額外儲下，實際上是大部分死賬。大規模的資金外逃已經開始，外儲在迅速走向枯竭。在這個時候，中共最需要穩定的局面，以延長統治時間。亞投行等於給中共製造新的波動，讓中共套上自己設置的絞索，加速中共的滅亡。中共滅亡意味著中國社會崩潰，也就是全面的亂世。對於在中國的投資來說，也意味著需要盡快撤出，也就是股市中的借利好消息出貨。只有這樣，才能夠保全自己的資產，不至於成為中共滅亡的陪葬品。（全文完）
（中國經濟文化研究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