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5月01日訊】北京市公安局發出對知名維權人士郭玉閃和何正軍的起訴意見書，意味著此案已經移送檢察院，由檢察院決定是否起訴。即便按照中國法律規定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這份起訴意見書也顯得十分荒唐。
郭玉閃於2014年10月9日以涉嫌尋釁滋事被刑事拘留。在法定期限37天之內，警方沒有查到他任何尋釁滋事的犯罪事實，本來應該放人乃至道歉、賠償。然而警方不作任何解釋，將他繼續關押，繼續偵查。在超期關押近兩個月之後的2015年1月3日，警方換了個罪名，以「非法經營罪」提請逮捕。在此期間，何正軍也以「非法經營罪」被逮捕。
郭玉閃是已被取締的北京NGO組織傳知行政治經濟研究所創辦人及所長，他和同事何正軍等人長期致力於調研中國稅制改革、教育平權、法制改革及社會民生等多方面問題，希望以學術研究及社會參與促進中國進步。此類調查不受當局歡迎，但是並不違反法律，已被允許存在多年，直至習近平上臺加緊打壓組社會組織以後的2013年7月被取締。2012年4月，郭玉閃還參與營救被長期非法監禁的盲人律師陳光誠，幫助陳逃進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並前往美國。
當局藉故對郭玉閃等人打擊報復，乃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是，中共政府沒有放棄「依法治國」的宣傳，甚至還有所強化。因此，從法律上找到一個勉強說得通的理由，「依法」懲罰異議人士，就是司法部門的工作任務。從這份起訴意見書看，北京市公安局應對上司的工作成績是在太差。
非法獲利是「非法經營罪」的前提條件
中國法律對非法經營罪的定義比較清晰，是指未經許可經營專營、專賣物品或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准文件，以及從事其他非法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翻開任何一本法律普及書，甚至去百度搜索一下，也知道「本罪在主觀方面由故意構成，並且具有謀取非法利潤的目的，這是本罪在主觀方面應具有的兩個主要內容」；「如果行為人沒有以謀取非法利潤為目的，而是由於不懂法律、法規，買賣經營許可證的，不應當以本罪論處」。
在此法律中，毫無疑義地，「經營」二字是指以收穫金錢利潤為目的的商品買賣。為此，針對審理經營「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還發布過專門的司法解釋，具體規定「單位經營數額在15萬元至30萬元以上的，違法所得數額在5萬元至10萬元以上的，經營音像製品、電子出版物1500張（盒）以上的，屬於非法經營行為情節嚴重；經營數額在50萬元至100萬元以上的，違法所得數額在15萬元至30萬元以上的，經營音像製品、電子出版物5000張（盒）以上的，屬非法經營行為情節特別嚴重」。
花了半年時間偵查的北京市公安局是怎樣滿足這兩個法律條件的呢？起訴意見書稱，郭玉閃、何正軍等人將調研報告、文集非法印製成書籍併發放，從2007年到2014年北京傳知行共印製「非法出版圖書」1萬9千餘冊。然後呢？意見書就直接宣稱他們涉嫌犯罪了。那麼他們「非法獲利」多少呢？意見書中隻字未提。不難想像，為了給異議人士定罪，警方用盡一切手段翻箱倒櫃，竟然沒有查出一分錢的「非法獲利」，只能說明傳知行在這方面堪稱道德典範了。
傳播資訊是基本人權
沒有「經營」，談何「非法經營罪」？也許北京警方會說，即便沒有掙錢，未經許可印製資料也是非法的。這種解釋違反了聯合國《人權捍衛者宣言》規定：任何個及機構，都有權利瞭解、尋求、獲取、接收、掌握關於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所有資訊，也有權利自由公開、傳授、散播任何關於人權和基本自由的觀點、資訊和知識。而且，禁止一切印製資料行為，在實際生活中也不可行。個人或者機構複印、印刷資料，在中國十分普遍，在政府機關尤其常見。收取資料工本費，也是一種通常的做法。這也是法律中要強調「非法獲利」的原因。
有人會說，在此類人權案件中，跟中國政府講法律未免太過迂腐。也許的確如此。不過，郭玉閃等大批維權人士，希望自己是溫和的反對派，以促成中共遵守規則為要務，分析在打壓他們的案件中，當局如何肆無忌憚地破壞規則，把自己制定的法律當作兒戲，也就顯得十分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