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這是作者第一篇文章，也是最後一篇文章，在此文刊印時，難友李俊剛於今年11月18日因心臟病突發死在路邊。我們《往事微痕》全體同仁懷著無比沈重的心情深深地哀悼：你，一個受盡苦難的「57」老人一路走好！並向李俊難友家屬致意和安慰。
「民以食為天」，這是一條沒有階級性的真理。食所依者，糧也。在毛澤東時代，我對這個「糧」字有過希望、有過迷惘、有過困惑；為這個「糧」字我付出過慘痛的代價。而今年過古稀，行將就木，趁現在記憶尚存，把我經歷的真實事實寫出來告訴子孫，讓他們知道在那個荒唐的年代裡發生過的荒唐事，謹防淡化，無史為鑒。
一，我對「糧」字的的希望、迷惘、困惑
一九三三年我出生在雲南省賓川縣力角鎮白中村一個貧農的家庭。我家祖祖輩輩種糧、納糧、吃糧，為了一個「糧」字，一代接一代地面朝黃土背朝天耕耘土地，但始終不能擺脫青黃不接時挨餓的厄運，不過還沒有餓過肚子。
一九四九年中共執政，雲南「和平解放」，一九五一年大理專員公署招干，我雖初中尚未畢業，但因成份好而被錄取，分配在鄧川（今洱源）縣糧食局工作，一九五三年晉升為該縣第三區糧庫主任。命運安排我和這個「糧」字結下了不解之緣。
一九五三年土改結束，我家分到了土地。這年賓川地區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經父母辛勤耕耘，糧食豐收。家裡不僅有了足夠的口糧、飼（實）料，還有餘糧上市，真是人飽、豬肥、有錢花。父母笑了，笑得那麼甜，從父母的笑容裡，我看到了中國農民的希望。
好景不長。僅僅一年。一九五四年，當父母還沉醉在歡樂裡沒有醒來的時候，黨中央來了個「糧食統購統銷」的政策，硬性規定：農民地裡產的糧食除口糧外的餘糧只能按指標賣給國家，非農業人口的口糧，按國家規定的定額由國家供給。我沒有水平去考慮這個政策是對或是錯，只知道是中央政策就要堅決執行。但在執行中不可迴避地碰到兩個現實問題：
一是收購的指標過高，但又不准改動必須執行。逼得農民不得不把口糧、飼料都作「餘糧」賣給國家，青黃不接時陷入飢餓的困境；
一是對礦山進下勞作的勞改犯的口糧供應的定額過低，也是不准改動必須執行。在我的轄區內有一個開採鉛鋅礦的勞改隊（北衙鉛礦），井下勞作的犯人的口糧每人每月只供給24市斤，其中70%是大米，30%是蠶豆或麥子。大米屬精糧，70%足斤足兩，蠶豆或麥子是原糧，發放後加工棄皮就達不到30%應達到的斤兩。井下勞作是重體力勞動，24市斤口糧根本不夠吃，再將原糧加工棄皮後就更不夠吃了，勞改犯也是人，總不能叫他們餓著肚子幹活啊。
在這兩個實際問題面前我思想上產生了矛盾：首先我相信中央的政策是正確的，我從不懷疑，但是面對這兩個高指標和低定額所造成的後果，我又無法解釋，於是我迷惘了。
我雖身為區糧庫主任，本想把收購的指標降低，把供應的定額提高以解決這對矛盾，但是官卑職小沒有這個權力，我困惑了。
二，是這個「糧」字使我淪為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的敵人
一九五七年，我被派到州委黨校學習。開學伊始的第一課老師就講授唯物辯證法的「存在決定意識」，講「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我認為造成高指標低定額的原因是縣委、縣長不實事求是，制定指標和定額時不從實際出發，憑想像亂定，如果他們能來黨校聽聽老師的講課，他們就不會出現這樣的錯誤了。
正當我專心學習，思想有了上述認識的時候，黨校開展了整風運動，校長劉萍號召大家對針對黨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提出批評。還說，中央說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當時我確實不知道這是毛主席「引蛇出洞」的「陽謀」，誤以為真，天真地去響應黨的號召，在座談會上根據我在執行糧食統購統銷中碰到的這兩個問題，及學習後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向中共鄧川縣委、縣長提出批評，說他們犯了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錯誤，還斗膽要求他們改正。
言發了不到一個禮拜，打退右派分子猖狂向黨進進攻的運動開始了。批判我的大字報鋪天而來。大字報列舉了我四條罪狀：
（一），說我反對社會主義。理由是：統購統銷是社會主義，反對統購統銷就是反對社會主義；
（二），說我反對中國共產黨。理由是：縣委、縣長就是黨，批評縣委、縣長就是反對黨；
（三），說我是隱藏在革命隊伍裡的階級敵人，理由是：我說了「勞改犯吃不飽」是站在階級敵人的立場為階級敵人說，我就是階級敵人，而且是隱藏在革命隊伍裡的階級敵人；
（四），說我是雲南大右派龔自知的孝子玄孫，理由是：我說了「農民把口糧當作餘糧賣，青黃不接餓肚子」，這是故意捏造事實，打擊農民的愛國熱情，是發表「一面大豐收，一面餓死人」的右派言論的雲南大右派龔自知的孝子賢孫……等等。
我想申辯，但又說不出一套套說得清楚的道理來。我寄希望予給我講辯證法的老師為我說句公道話，誰料這位老師也正在挨批判，我抓瞎了。
兩個月後宣布給我戴上「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帽子，撤銷職務，把我送到我轄區內的另一個勞改隊（姜寅農場）監督生產，半年後又轉送到賓川太和農場第四生產隊監督生產。自此我淪為了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敵人。
三，在當敵人的日子裡，又在「糧」字上遭罪
（一）管朝明其人
太和農場第四生產隊是轄於本場馬圍片區。黨委在各片區設黨支部，管朝明是農場黨委委員兼馬圍片支部書記又兼第四生產隊隊長。「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馬圍片的事就由管朝明一個人說了算。在一人說了算的制度裡，如果說了算的這個人稍微有點人性，在他手下當右派還可以喘口氣，而管朝明則是一個絕滅人性、心毒手狠的政治流氓，在他手下當右派就比牛馬都不如了。
（二）「大躍進」中的管朝明
我到四隊時正值舉國上下「大躍進」，全國黨、政和人民都瘋了，管朝明更瘋。他居然提出：「別的隊只是放試驗衛星，在一、兩畝土地上小搞搞，我們四隊要放大面積衛星，衛星的規模是：水稻平均畝產萬斤糧，棉花平均畝產上千斤，紅薯平均每畝產三百萬（斤），花生平均產三千斤。」
管朝明是農民出身，他自己也知道這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天文數字，但竟然自欺欺人，把這些牛皮數字寫在大紅紙上，貼在大牌牌上，率領全隊的人民和敵人，抬著牛皮牌，敲鑼打鼓地到場部向場黨委「報喜」。說來也怪，場黨委也公然相信，還將他個人和他直接領導下的第四生產隊樹為全場的個人和集體的「標兵」，號召全場向他及第四生產隊學習。
（三）我在「大躍進」中
「報喜」歸來，災難和「標準」同時降臨。管朝明為了證明他的確是貨真價實的「標兵」，一股勁地提高勞動定額。水稻定額由每人每天自拔、自運、自栽1畝，提高到2畝，密度不能少於4.5萬叢；耥秧10畝；中耕旱地作物15畝；棉花間苗30畝……。在這些同樣是天文數字的高定額面前，在正常的八小時的勞動時間內是絕對完不成的，只有增加勞動時間。從十小時增到十二小時，十四小時乃至十六小時。十六小時的連續勞動，別說是有血有肉的人受不了，就是無血無肉的機器也受不了，人已疲備到走著路都會睡著了的程度。即便如此，定額仍然完不成。下放幹部和革命群眾完不成沒事，右派完不成則不行，開始是被拳打足踢，但再打也完不成，後來他們手打酸了也就不打了，但勞動時間並沒有減。
人的勞動強度如此之大，勞動時間如此之長，需要相應的能量補充，但口糧供應每人每月只有27市斤，為響應黨節約糧食的號召還要減3斤，只有24市斤。我被餓得淌清口水。
解放前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家也挨餓過，但地裡還有權屬自己的青菜、南瓜可以摻著煮稀飯吃，再困難還可以到山裡找些山茅野菜，野生山果充飢，也不至於餓得淌清口水。而今解放了，搞毛氏社會主義，地裡的青菜、南瓜已不是自己的，變成國家和集體的了，誰敢動，動了就是「賊」，就要戴上「破壞國家、集體財產」的帽子，輕則挨打、挨批鬥，重則下大牢，誰敢？！再說到山裡尋食我想都不敢想，右派份子哪有這份自由？去了，視為逃跑，抓回來被打個半死。誰又敢？
（四）夢中白毛女向我走來
太疲勞了，淌著清口水我進入了夢鄉……，夢見白毛女向我走來。他對我說：「你真傻，廟子裡有的是貢果，拿來吃就成，菩薩是普渡眾生不專政，對偷貢果的行為不追究，怕啥？」白毛女的這番話使我啼笑皆非，我回答說：「白大姐，你在山洞裡不知洞外的情況，現在廟裡的菩薩都被當作老牆土打碎，拿去作肥料去了，哪裡有什麼貢果？再說即便有，我是右派份子，沒有你那份可以到廟裡去的自由啊。」白毛女聽了以後無奈地輕輕地說：「也是。」說罷飄然而去。
白毛女走後我竟想：白毛女雖然遭黃世仁迫害，但還有到廟裡去的行動自由，有貢果可吃的客觀條件。我是右派，一無自由，二無條件，我與白毛女之間沒有可比性，切莫奢望。
（五）上「梁山」慘遭鎮壓
我沒有為「三面紅旗」而甘願餓死的覺悟，飢餓逼著上了「梁山」，當了兩次賊。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兩次都落入法網，慘遭鎮壓。追根究底還是為了這個「糧」字。
第一次是偷改飯證
管支書是個聰明人，他明知每月24市斤口糧對誰都不夠，如果憑飯票打飯，不會細水長流的人，會把30天的飯票10天就吃完，剩下20天沒有飯票會造成社會不安定，所以他把飯票改為飯證。所謂「飯證」是把24斤口糧÷30天（月大÷31，潤月÷28或29，以日曆為準）得出每天吃糧的數字，又把每天的數字按「早點吃少，午飯吃飽，晚飯吃好」原則，按比例一分為三，每天每人每頓吃多少，不論男、女、老、少斤兩都是一致的，都印在飯證印好的格子裡，（簡稱為「飯格」）。每打一次飯，發飯人就在飯格裡打個勾，以記載這頓飯你已經打了，不能重複再打。因打飯的人多，為提高效率，伙食團設了三個打飯的窗口，黨支部開恩，給了右派份子可以到任何一個窗口打飯的自由。
為了能重複打一次飯，平息飢腸咕嚕，我從這個實際出發閃出一個念頭：把在這個窗口打飯時劃的色輕輕地刮掉，再憑刮掉的飯證到另一個窗口再打一次，就可以吃到雙份。念頭付諸實踐，居然有效，頗為得意。誰料才得意了三次，竟被右派中的左派楊漢武發現，向管支書告發。
管支書當晚就召開鬥爭會將我揪出，此時我才發現與我犯同科被揪出來的還有右派份子阮光星、張亮華、杜章等三人。管支書不容分說，四條繩子捆四個人，一律吊在樑上。這次是管支書親自動手並率右派中的左派楊漢武、李茂林、李發增參加對我四人一陣猛打。說來也怪，當時竟不知道疼，只有恨。待管支書和二李一楊三位左派打累了，把我四人放下來時，才發現四人都遍體鱗傷，痛得動彈不得。打手們離去後我們四人才由流著眼淚的十幾位右派連抱帶抬地回到宿舍。
是夜我疼得徹夜未眠。邊疼邊想為什麼遭此冤孽。我想：管支書打右派應當在情理之中，因為他是共產黨員，我是共產黨劃出來的敵人，列寧教導他們：「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反過來理解，對敵人的殘忍就應該是對人民的仁慈。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就是要給人民以仁慈，如果管支書不打，那末把列寧的教導放在哪裡？高舉馬列主義旗幟在列寧主義這個部分就不完整，還叫什麼共產黨的支部書記？管支書打我是有理論依據的。但是二李一楊與我同是天涯淪落人，為什麼竟下這樣的毒手？我大有「煮豆燃豆萁」之感。
次日，「東方紅太陽升」的時候，接組長通知：管支書指示：我們四人每人扣口糧10斤，每日照樣出工。我一算，虧了。改了三次，不正當得利2.4市斤，扣了10斤，虧了7.5市斤。黨支部賺了。
第二次是偷豬油吃
某日，管支書命我在中午休息時義務勞動，為伙房挑水，任務是將伙房裡的蓄水池挑滿。蓄水池很大，挑滿大約要挑30挑，每挑60公斤，距離為150公尺。在挑的過程中我的肚子餓得直咕嚕。此時我發現伙房的灶台上有一小罐生豬油，趁周圍無人，我未經產權所有者同意，以秘密手段用手指挑了一砣吃，真香！於是我就挑一挑水，挑一砣豬油吃，待水挑滿這罐豬油也被我吃光了。
此案當天偵破，我也供認不諱，照例晚上又是鬥爭會。會上管支書審我：「為什麼要偷國家的豬油吃？」我答：「吃不飽，肚子餓。」管支書就問大家：「你們是不是也吃不飽？肚子也餓？」與會者異口同聲回答：「吃得飽，不餓。」管說：「可見李俊說他吃不飽是在造謠的。既然他吃不飽，今晚就提一桶飯一叫他當著大家吃個夠，吃不了用棒棒塞。」說罷就令左派楊漢武到伙房提一桶飯來，要我跪在地上當眾吃完。
蒼天保佑，伙房的全部剩飯不到5市斤，由楊漢武盛在一個大桶裡提來。管支書也不看桶裡究竟有多少飯，就叫我跪在桶前，命左派李茂林和李發增準備棒棒，在我吃不下去的時候用棒塞。於是我就跪在桶前，在中共馬圍支部書記管朝明的領導下，在全隊革命群眾的監督下，在全隊右派份子的目睹下，以爪代杓，輕鬆愉快地把這將近5市斤的大米飯全部吃完，一顆不剩。吃完後我向管支書報告：「報告中共馬圍片黨支部，右派份子李俊執行黨的命令，現已將桶裡的飯全部吃完，命令執行完畢，請指示。」管支書氣得七竅生煙，咬著牙齒吐出七個字：「今晚撐死你，散會！」
回到宿舍，眾難友投以羨慕的目光，我也自感得意。此時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三千多年前，秦朝宰相趙高指鹿為馬的故事，與今天中共黨支部書管朝明指飢為飽的現實相比，何其相似乃爾。所不同之處在於：趙高是在奴隸制度裡說的，而管朝明是在大救星毛主席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裡說的。今天看來最高指標：「馬克思+秦始皇」，不是隨便脫口而出，是有事實為依據的。
次日東方照樣紅，太陽照樣升，但是當太陽升起的時候接黨支部通知：扣我口糧10市斤。我又虧了。
（五）為了一個「糧」字，四隊的四位右派份子付出了生命
我為了一個「糧」字雖然遭受了二十二年的折磨，但畢竟把牢底坐穿活下來了。我親眼目睹與我同在一個生產隊的四位右派，為了這個「糧」字，在那扭曲了的年代裡永遠離開了人間。他們是：
右派份子楊善根，男、31歲。他被餓得路都走不動了，管支書還強迫他去挑稻草。當挑到一個水塘邊時，腿一軟跌倒在水塘裡，撈起來時心臟已停止跳動；
右派份子彭樹濤，男、30歲，因飢餓偷食了花生被管支書吊打，生不如死，上吊自殺；
右派份子張家讓，男、40歲，因飢餓偷吃了紅薯被管支書打，生不如死，服毒自殺；
右派份子楊昌榮，男、31歲，疲、餓交加，晚上睡下去就永遠起不來了，死在被子裡。
他們是死了，是非正常死亡。但是由誰為他們的死承擔責任？這個現在沒有解開的死結何年才能解開？
（六）結束語
一九七九年我沒有經過摘帽就被改正了。但是對我當年整風時在黨校提的那些意見究竟是對？或者是不對？改正時沒有說，以「擴大化」三字輕鬆帶過。我不能理解，「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為什麼不去擴大那些阿諛奉承、溜須拍馬、弄虛作假、絕滅人性、假話說絕，假事幹盡的混蛋，偏要去擴大說真話辦實事的人？這又是一個現在不能解開的死結。至於此結何時解開？我只能對兒孫說：「家祭勿忘告乃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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