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的世界
這是一個「新的」世界。在這個新的世界裡，一部分人歡欣鼓舞，一部分人愁眉苦臉；一部分人趾高氣揚；一部分人膽戰心驚；一部分人飲泣吞聲，一部分人高歌猛進！這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階級鬥爭的必然結果。
一，成都大逮捕之夜
「朝鮮戰爭」爆發後，祥和安定的政治形勢發生了変化，一時謠言驟起，人心惶惶，說「美國要從朝鮮打到中國來」、「國民黨借朝鮮戰爭反攻大陸」、「在東北牡丹江己挂出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等等，何況在四川的川西北邊遠地區，仍有小股土匪武裝在負隅頑抗。因此要「抗美」就必須鎮壓囯內殘餘的「反動勢力」。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全囯開展了大張旗鼓的「鎮壓反革命運動」。1951年3月的一天，區裡接到緊急通知，要抽調十多名黨團員去市公安局開會。開什麼會未作說明，只說有重要任務。開會地點是一座地主的大公館裡，我們去時已有下少人，大家分散在幾間辦公室裡待命，思想顯得極度緊張。午飯後兩點，公館關上大門，不准任何人進出，到了下午四點，公安局的人和其它單位一些不認識的人陸續來到，門前和窗臺邊堆放許多麻繩，空氣裡瀰漫著一種窒息的壓力。
大家表情各異，臉上互呈猜測，可又不敢打聽，只能屏心靜氣耐著性子打撲克等候。到了晚上10點後，所有人員集中到大會議室開會，人齊後便將門窗關閉，各處還有人把崗。不一會兒戴局長披著棉軍大衣，嘴上叼著香菸，一臉嚴肅拉長聲音向大家宣布開會，他首先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說：「同志們，毛主席說，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打垮了國民黨蔣介石八百萬匪軍，解放了全中國，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可是失敗了的敵人並不甘心他們的失敗，他們藉著美帝國主義發動朝鮮戰爭的機會，一些潛伏下來的反革命分子伺機作亂。為了保衛我們的紅色政權，支持‘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爭，今晚全市要進行大逮捕，你們就是參加執行大逮捕任務的同志。對反革命分子我們決不能手軟心慈，對他們手軟心慈就是對人民的犯罪，所以要堅決打擊，全面鎮壓。」接著，公安局另一個頭兒講話，他除了講今晚開展大逮捕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外，還講了逮捕人的一些具體技術問題，以及如何處理緊急情況。然後宣布紀律和編組，還說，「如有反革命分子敢於公開反抗，立即開槍擊斃。但一般情況，不准開槍。」
我聽後心裏好激動，為黨和毛主席立功的時候到了！但又有幾分恐懼，萬一敵人開槍打死我怎麼辦？管他的，為革命犧牲很光榮，不然怎麼叫革命？下夜兩點，我們按臨時編定的小組出發。每個行動組為三人，配備一名公安戶籍（現叫片警），被逮捕的人都有資料，如姓名、性別、年齡、特徵，所住街道的門牌號。我們每人袖口上扎上白布條為行動記號，口令是「勝利」。
初春的成都還有點寒意浸骨，冷風嗖嗖，街燈昏暗，熟睡中的城市沒一點聲音，各個街口都有荷槍實彈的解放軍執勤，殺氣騰騰，一片肅然。街頭巷尾的流浪狗，一見有人就唁唁的叫個不停，好像要把這秘密告第三者。我忍不住罵：「叫什麼，再叫老子給你一槍。」
我們行動小組的任務要逮捕11名反革命分子，八個國民黨軍官，三個特務，據說特務藏有槍枝，大家緊張極了，懷著一拼的犧牲精神。我們人人提著槍，拿著繩索，按戶籍資料逐門搜捕。先由派出所戶藉以查戶口名義賺開門，我們再持槍衝進屋，拉亮燈大聲喊：「不准動、舉起手。」真順利，竟無一人反抗，就像籠子裡抓小雞那麼輕而易舉。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一個個反縛雙手，五花大綁地押到所在地派出所集中，凌晨5點由指揮部派汽車來收取獵物。這些人規矩極了，灰臉低頭一付狼狽相，連眼晴也不敢亂看。但在逮捕一個國民黨軍官時，發生了一個小插曲。他們夫婦兩人，一直跟隨國民黨從南京逃到廣洲，又從廣州逃到重慶，再逃到成都，本來要逃到臺灣，但他太太挺著大肚子無辦法再跑，只好留了下來待產。我們去抓他時，他跪在地上不停磕頭求鐃，大喊長官手下留情，寬限幾天，等太太臨盆了再抓，或到時候他到指定地點投案。我猶豫了，一個老區來的姓王的老革命、也是我們行動組的組長，橫看一付吊角眼，大罵道：「媽的，就是馬上生也要抓你，看著幹什麼，給我捆起來！」我心裏真不是滋味，可這是革命啊！我們走了好遠，還聽到那女人的哭叫聲：「共產黨！毛主席！寬大寬大我們吧？我們不敢反對你們喲！」
完成任務後我們來到集中地，將這些五花大綁的反革命分子像裝卸貨物樣塞上汽車，送到寧夏街四大監關了起來。直到凌晨7點全市才解除戒嚴。第二天《川西日報》上登出消息：「成都一夜抓捕反革命分子1687人，徹底消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勢力。我們嚴正告訴一切潛藏下來的反革命份子，只有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則將遭到嚴歷的打擊。」
三天後，姐夫張貴武悄悄來到住地找我，在一個沒有人的地方，他小聲問我：「小弟，你二師傅柀抓了，你知道不？」我有點詫異：「他不是起義軍官嗎，為什麼抓他？」姐夫看著我眼睛說：「無論怎樣說，他總是師傅，磕過頭的師傅啊！俗話說：一日之師，終生不忘。你沒有檢舉他嘛，要沒有更好，今天你師傅張叔奇托我找找你，看他關在什麼地方？好送送東西，這點小事，你是公家人能幫忙吧？」我一時語塞，真不知該說什麼好？但我能說，我沒檢舉過師傅，但想到一年前王同志問過他的情況，難道就是那幾句不滿的話麼？這一想心裏有點不安，驟感兩腮發熱，不知是出於內疚還是敷衍，即忙說：「二哥，我一定去打聽打聽，但不曉得打聽得到不」？
那晚區工委開會研究下一步如何深入發動群眾，繼續揭發檢舉反革命分子，保護革命勝利果實。會議結束時，區工委書記王成同志特別提醒大家，說：「現在情況複雜，敵人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搞破壞活動，大家注意：一是安全，一是保密，不該接近的人不要接近。」我覺得這話好像針對我說的，背上直冒冷汗，第二天不敢去打聽二師傅的下落，縱然打聽又能打聽出什麼呢？
二、大鎮壓大屠殺的日子
毛澤東說：不消滅國民黨反動派的社會基礎，革命不會鞏固。不殺反革命分子不足以平民憤。大逮捕的十天後，開始大鎮壓。第一批殺了148人；第二批殺了56人。此後，隔三五天殺一批，均在10至20人以上。那一批批殺人的佈告貼滿大街小巷，整個城市處在從未有過的恐怖氣氛中。亱裡小孩若不聽話老是哭，父母只要說一聲「拿槍的解放軍來了」，孩子立刻收淚止聲，連啍也不敢啍一下。在這大鎮壓大屠殺的日子裡，人人循規蹈矩，成都市面上連個吵架、打架的人都沒有，誰不怕掉腦袋？
被殺的人多是國民黨時期的軍政人員（軍、警、憲、特）和地方上的惡勢力（鄉、保、甲長以及哥老會的頭目），故根本無審訊起訴一說，全是根據事先搞好的材料，用手寫出的佈告，把他們從監獄里拉出來對上名字、照片，也不脫衣服，也不賞酒飯，立刻五花大綁，插上死標，甩上刑車（不是押上，因為一部刑車要裝20餘人，四周還有荷槍實彈的解放軍，只能人重人的堆放著），即向成都市北門外20里之遙的磨盤山駛去。磨盤山是個亂葬墳，樹林茅草一眼看不透，選這地方作刑場縱然殺個幾千、幾萬也好處理。両天前這裡就挖了許多土坑，一個土坑可以埋上十多具屍體。刑車到了磨盤山一字兒排開停下，眾多的解放軍在四周圍已早早地布下警界線，十步一崗五步一哨，寒森森的刺刀，冷毖毖的槍筒，架在高處的機槍，在警界線外是農村武裝。囚犯從刑車上一個個被甩下來，然後由兩個解放軍提著胳膊飛快地跑向指定地點。20人為一批，齊嶄嶄地跪在地上，站在他們身後不足五尺遠的解放軍，端著步槍瞄準著射擊腦袋。監刑官一聲哨音：預備；二聲哨音：瞄準；三聲哨音：扣動扳機，嘣的一聲，被殺者腦袋開花。殺人的子彈均是開花彈，一槍一個真利索，死者雖屬痛快，但半裁腦殼不見了。有的還沒有腦袋了，人變成了一個木樁樁。解放前有人說，「共產黨來了要開紅山（指大肆殺人）」，誰也不相信，現在我算親眼看見了！殺第一批148人時，我執內勤距刑場最近，那沒頭沒腦的屍體一大片一大片，白白的腦花，紅紅的血水，流成一條條的小河，半匹山的山坡看不到綠草，泥土變了一個顏色，難聞的血腥味直衝鼻孔，令人頭昏目眩，真叫慘不忍睹！慘不忍睹！！
「批量性」的大屠殺之後，變為「小批量」的屠殺。這種小批量的屠殺在於「打擊敵人，教育群眾」起到殺一儆百的警示作用。其不同之處是每殺次人就要召開上千上萬人的公審大會，地點多在少城公園。被公審的人均是五花大綁的捆著，那捆在身上的繩索快勒進肉裡，每人胸前掛著塊寫有本人名字、畫上紅×××的大紙牌，低頭彎腰一排排地站在公審臺前，受害的苦主站在台上一聲聲一字字，揭發控訴他們有過的罪行。被激怒的參會群眾不斷地呼喊口號，內容多是「堅決鎮壓反革命份子！」、「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捍衛革命勝利果實，支援抗美援朝！」、「堅持要求政府鎮壓反革命xxx！」，然後是「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記得最清楚的是公審前國民黨某地區專員冷開泰，因發動暴亂，不歸順共產黨，俘後不認罪。公審人問他：「你為什麼要反對共產黨，組織發動暴亂？」他說：「共產黨是亂黨，用暴力顛覆了合法的國民政府，所以我要反對他。」又問：「你當偽專員期間貪了多少污？」他說：「我不是偽專員，是中央國民政府正式任命的。我貪不貪污你們管不著，今後你們共產黨比國民黨會更貪污。」他侃侃而談，顯得很從容。還有西門同興社總舵把子（即掌門人）徐子昌，東門青龍公會總舵把子黃亞光，兩人是上通官府下擁幾千條槍的黑勢力把頭，解放後拒不與共產黨合作，支持兄弟夥打解放軍。公審他們時昂頭挺胸不倒威，一副好漢樣子。再就是何本初與夏斗樞。何是茂縣專員，解放初宣布起義1950年4月為首成立「反共救國軍指揮部」，率眾舉事叛亂被捕，公審殺他時也是威風不倒，還說「為黨國就義死得光榮。」夏斗樞當過楊森部隊的副軍長，是解放初川西地區組織指揮暴亂的主要頭頭，和共產黨週旋了幾個月，先後打死上千個解放軍，公審槍斃他時表情從容，沒叫喊一聲，顯得極為鎮靜，說：「兩軍交戰各為其主，人生天地死而無怨」。
對大殺特殺反革命分子，我沒有同情或憐恤，認為該殺、非殺不可，似乎還覺得殺得不夠，應該再多殺一些，才能保衛我們的紅色政權。不過有件事卻使我感到置疑。1949年解放前夕，我姐夫與四人合股在安樂寺對面（今成都人民商場）開了一家很大的茶館叫「大北茶廳」，其中一位合股人姓胡，我叫他胡先生，住在少城一帶。胡先生一生好色，為保護生意不受人騷擾，臨解放花錢買了個國民黨調查員的頭銜（簡稱「調統」，共產黨將它列為特務組織）。解放後共產黨為瓦解國民黨殘餘勢力，採取了一手軟一手硬的政策：硬，公開抓捕；軟，號召國民黨軍、警、憲、特人員主動向人民政府登記自首，坦白交待罪行。胡先生率先響應號召，第一個跑到派出所登記，時稱「自新人員」，屬於管制對象。可是胡先生並不知道此種身份的嚴重危險性。仍我行我素過他逍遙自在生活，拈花惹草的壞德性仍不改，沒事上街去「弔膀子」（即在街上調戲勾引不認識的女人）。在鎮反階段，一個晚上他在祠堂街閑逛，突然看見一位漂亮女人，即上前搭訕調情。那女人不反抗以笑相迎，叫跟她走。胡先生以為找到了便宜貨，喜出望外地尾追於後，結果進了公安局。原來這位漂亮女人是軍管會的特勤人員，認為他不是「弔膀子」，是在搞暗殺，加上身份特殊，便成了「黃泥巴掉在褲襠裡，不是屎也是屎」。三天後即五花大綁地拉出去，斃在昭覺寺後面的樹林裡。他家人不敢去收屍，托我去看一看。在一叢楠木樹下，我看見他老兄長伸伸地躺在樹下，身上還穿著毛料長衫，腕上還戴著手錶，只半邊腦袋不見了，那鐵絲勒過手腕的痕印深深可見。
這是明顯的錯殺，可誰敢去伸冤？在那特定環境，殺個人像殺隻雞。在農村，工作組長就有批准的權力，到土改時殺人權力控制在縣上，但工作組仍可抓捕人，只需動過嘴，武裝（即民兵）就能執行。
我聽到一個近似笑話的故事。那時寧夏街關的人太多太多，來來去去像趕集。去的，上了殺場；來的，新抓的反革命。監獄裡不准看報紙（當時每殺次人或開公審會，報紙上皆刊登），封鎖了大鎮壓的消息。監舍裡每走一個人，大家都拱手恭賀，以為得到寬大。那天也是這樣，一個姓李的被叫出去，同舍人免不了恭賀一番，托這托那忙得不可開交。兩小時後他又押了回來，一臉煞白，渾身軟得像塊糍粑，四肢不停囉嗦顫抖，褲襠尿濕了。他無聲無語地躺了三天，後才告訴同監舍囚犯，他一出去即被兩個解放軍五花大綁捆上，背上插了死標。他當場嚇昏，屎尿流了出來。約莫過了一個小時，走來當官的（可能是監刑官）拿著照片叫名字，原不是一個人，才把他放回來。自此大家才知道，關在這裡是一群送宰的羊，凡叫出去的，就是去了昭覺寺（當時成都殺人的地方）。自此，大家嚇得茶飯不思，不知死神何時便會「光臨」。
毛澤東為什麼要大張旗鼓搞這個大鎮壓，是否僅是為了消滅國民黨殘餘勢力，鞏固紅色政權？六十年後，一個月明風清之夜，我翻讀了他的有關歷史文稿，才知道事情並非如此。毛說，「當殺者，應即判處死刑。當監禁和改造者，應即逮捕監禁，加以改造。對於這些案件的執行，必須公布判決，在報紙上發布消息（登在顯著地位），並採取其他方法，在群眾中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
所謂的「鎮反」，根本不是被動的防禦，更不是為了政權的鞏固，是中共在取得政權打垮了國民黨後，進一步打擊民主力量。用他們的話說，「矛盾是不斷變化發展」，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敵人。建國後中共的主要敵人已經不是國民黨，而是第三條道路者--獨立知識份子和所有普通的人民了。所以他硬性規定，全國的「殺人指標」是：「農村千分之一，城市千分之零點五。」
事實上各地殺人，大大地超過了這個指標。2月25日毛指示北京市「在幾個月內，大殺幾批罪大有據的反革命分子。」在《轉發黃敬關於天津鎮反補充計畫的批語》中說：「各大中城市的鎮反工作，過去幾個月一般勁頭很小。這主要是由於領導機關對反革命的嚴重性及鎮反工作的極端重要性認識不足而來。從二月起，先有北京市，現在又有天津、重慶兩市動起來了，這是好現象。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領導機關潛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須用很大的力量去對付，必須認真研究，周密佈置，大殺幾批，才能初步地解決問題。下面是天津的計畫，這個計畫是正確的。天津準備於今年一年內殺一千五百人(已殺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殺五百人。完成這個計畫，我們就有了主動。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它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實的鎮反計畫。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見文稿第168、169頁）。
為什麼全國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不放在解放之初卻要放在「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之後呢？有的研究者認為：毛澤東做任何事都講權謀，早在1950年6月他還極力勸告黨內同志不要急躁，切忌四面出擊。然而幾個月後，隨著朝鮮戰爭爆發，北朝鮮人民軍很快失利，中國方面不得不準備出兵，他馬上就改變了此前對鎮壓反革命問題不甚積極的態度。他意識到，這是一個徹底清除國內反革命分子的千載難逢之機。因此，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決定出兵朝鮮，他兩天後就親自主持通過了新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又稱"雙十"指示），在全國範圍內部署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的工作。利用朝鮮戰爭「對外樹敵，對內鎮壓」。他曾向公安部長羅瑞卿有過清楚的解釋說：「在此之前為什麼不能大量地鎮壓反革命？是因為時機不成熟，我們的財經問題還沒有解決，同資產階級的關係還比較緊張。如果我們在那個時候提出大量鎮壓反革命，是不合適的。現在情況不同了，財經問題基本解決了，抗美援朝戰爭也打起來了，因此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不僅是為了殺幾個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為了發動群眾。」這裡他表白得十分清楚，「不僅是為了殺幾個反革命」而是「發動群眾」。這裡的「發動」，應該解釋為壓服群眾，更精確的說是「殺服」群眾。
在殺人的技術上毛澤東又作了研究。他說「殺得太多，會不會引起資產階級的不滿呢？只要我們不殺錯，資產階級雖有叫喚，也就不怕他們叫喚。因為現在是反美、土改兩個高潮的時機，只要善於處理就不會有問題。時機迫促，稍縱即逝，各地務必要抓緊照此辦理。」所以，毛澤東一直格外關注上海的鎮反問題，再三督促。上海終於放開手腳。他說「如果你們能逮捕萬餘，殺掉三千，將對各城市的鎮反工作發生很大的推動作用。你們注意在逮捕之後迅速審訊，大約在半個月內就應殺掉第一批，然後每隔若干天判處一批。群眾才會相信我們肯殺反革命，積極起來幫助我們。對引導廣大人民群眾各界民主人士參加鎮反工作，真正與聞其事，各地做得太少。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殺反革命。這種情況必須立即改變。北京天津兩市最近兩星期來大有進步，對鎮反大張旗鼓，廣泛宣傳，普遍揭露，利用幾十人，百餘人，幾百人，幾千人乃至萬餘人的會議，利用報紙和廣播電臺，利用展覽會，大肆宣傳，使家喻戶曉，使全體人民及各界民主人士均參加鎮反工作，粉碎了神秘主義，小手小腳，畏首畏尾的作風，收穫非常之大，處決人犯的規模也一波勝過一波。」
4月20日，他又專門致電各中央局書記：「雖然2月中央會議決定先規定殺人數以人口千分之零點五為準」，但「現在西南已達千分之一，中南和華東的某些省區亦達到千分之一，個別地方且已超過。一般地看來，華東、中南、西南三大區似乎均須超過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決問題。但是，超過太多似乎不妥。柳州專區要求殺千分之五，顯然是錯誤的。貴州省委要求殺千分之三。」
毛還說，「我有這樣一種想法，即可以超過千分之一，但不要超過得太多，不要規定一般以千分之二為標準。而（應）將許多犯人列入為無期徒刑，離開本縣，由國家分批集中，從事筑路、修河、墾荒、造屋等生產事業。例如西南區準備再殺的六萬人，殺掉三萬左右以平民憤，而將其餘的三萬人左右各省區負責分批集中生產 ……如果以人口千分之點五計算，西南、中南、華東三區就有十五萬人以上，是一批很大的生產力。貴州省認為不殺千分之三就不符合准和狠的原則，我倒覺得按貴州人口一千萬已殺一萬三，省委要求再殺二萬二千至二萬五千，我們可以允許他們再殺一萬多一點，留下一萬多不殺，已經超過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貴州這樣的特殊情況辦事，已經算得準和狠了。上述意見的缺點就是執行起來很麻煩，不如殺掉好，爽快。其好處就在經濟方面有利益，政治方面也有某一方面的利益，使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好說話。蘇聯過去對許多重罪犯就是這樣處理的。此事是否可行，請你們和一些同志商量一下。」
毛澤東的這些指示，也就是爾後「勞改政策」的正式出籠。從這些歷史文件資料看出，不是基層發現了多少反革命。而是上級要求下面發現，或製造多少反革命。不是有多少罪行需要懲罰，需要處死。而是有多少人必須被殺死的任務，下級必須完成。如同生產指標一樣，上面給數字，下面按計畫辦。，只許超額完成，稍微有那麼一點點不同的是：這個任務指標，不要產品，只要人頭。如果說49年是兩軍對峙，成王敗寇。還可以不深究。但49年後的血腥鎮壓就沒有任何理由辯解。不是鞏固新生政權的需要，而是為了建立獨裁統治的需要，鎮反殺的70萬人。不是為了對付國民黨的殘餘力量。而是為了殺服中國的人民。總之，可以說1951年是殺人年，而且是有計畫地有比例的大規模地殺人年！「大殺幾批」成了毛澤東用來指示「鎮反」的主題語、關鍵詞。毛澤東以殺人為「痛快」，覺得「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活脫脫地暴露出一個殺人狂的變態心理！但直到現在，中共還極力迴避鎮反運動是一次大規模的、反人權的殺人運動。至於鎮反運動製造了多少冤假錯案，錯殺了多少無辜，就成了永久的機密。1951年夏，我在成都洞子口鄉十三村登記「殺、關、管、斗」的戶數時，才知道這個總人口不足三百人的村子，只是槍斃的就有19人之多。其中有戶叫邊洪恩的一家父子三人全被殺掉。邊是哥老會的三哥，解放前當過棒客（土匪），開過賭場。另外這個村叛亂過，除被殺的人外，還關押勞改了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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