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對江澤民提起訴訟。我不是專業律師，不知道江澤民的罪行具體觸犯了多少條國家憲法。我只知道，十六年以來，他對我的家庭以及整個家族造成的傷害是無法去衡量、去彌補的；我只知道，提出訴訟是一個中國公民能向國家政府表達訴求的唯一方式。剛才在屏幕上打出江澤民三個字的時候，也只有一個詞能形容我的心情，就是對他：繩之以法。
接下來，幾個完整或不完整的時間片段就是我要說的話。
一九九九年我上小學一年級，跟大姨一家人三口人住一起。有一陣差不多半年沒看見大姨。直到有一天一個叔叔背著一個瘦的不成樣子的女子走進當時我們一起住的小房子，旁邊是我媽滿臉是眼淚的叫她姐，大姨的女兒怯生生的叫了她一句阿姨。我知道那人是大姨，只是被迫害的連她的孩子都認不出來自己的媽媽。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迫害是什麼，可能是讓好人身上疼吧，我不知道是誰在迫害她，可能是壞人吧。
二零零零年我上小學二年級，還是跟大姨一家三口人住一起，只是我們搬家了，搬到旁邊靠著好幾條鐵軌的磚紅色牆面的房子裡。每天火車的聲音大得像開進家裡，那時候我想起來，其實大姨家原來是有房子的，就在大姨、大姨夫教學的學校院裡。那地方挺好的，我小時候總去玩。可是自從那場迫害開始之後，他們再也不是大學老師了，所以也就不能再住學校院裡的房子。然後我好像知道了，迫害可能是不讓老師再講課，不讓她在自己的房子裡生活。我不知道是誰在迫害她，可能是學校的領導吧。
二零零一年我們分開居住，大姨家搬家；二零零二年大姨家搬家；二零零三年大姨家搬家；二零零四年大姨家搬家；二零零五年搬家……我問我媽為啥大姨家老搬家，我媽說因為警察到處抓他們。後來我才知道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叫流離失所。我不明白警察為什麼要抓一個對誰都好的人，但是在去大姨家的路上還是會怕被跟蹤，跟親人打電話也不能透露大姨的位置，怕被監聽，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小心翼翼，只知道有一種迫害讓家人擔驚受怕，有一種迫害來自「人民警察」。
全家的小心翼翼還是沒有避開即將要開始的迫害，大姨在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九號被非法關押，後來被判刑關進黑龍江省女子監獄。五年，整整五年。家人每個月都會從這個小城市出發去省城去看大姨，因為想念也因為放心不下。
我不知道這五年裡大姨在監獄裡過著怎樣非人的生活，我能看見的是每次會見時玻璃另一邊原本滿頭黑髮、善良樂觀的大姨卻頭髮變得灰白，臉很憔悴的。
我還能看見的是，這五年我的家裡發生的事：身體一直健健康康的姥姥在大姨被非法關押的幾個月就因承受不住打擊得了心臟病去世了；曾經健壯的姥爺也得了嚴重的心臟病，因姥爺總是想大姨，想的不睡覺、總是哭。後來終因嚴重的心臟病也去世了；大姨夫一個人帶大兩個孩子又當爸又當媽；我看見我媽為了每個月都有會見的機會，找人托關係，看盡了人家的臉色；我看見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成年婦女喝多了被人送回家，躺在地上一邊哭一邊說：「媽，姐啊，快回來吧！你們都上哪兒了？！」哭的人是我媽，可那時候，她是姥姥、姥爺的女兒，她是大姨的妹妹。
直到那個時候我才真真正正的發現，所謂真正的迫害，不是讓好人身上疼，不是讓老師不再講課，不是讓人不能住自己的房子，而是，對法輪功學員精神上的摧殘和身體上的迫害，及對他們的家人心靈最深處的迫害。
真正迫害她們的人，不是學校領導也不是警察，而是那個當年一意孤行以污蔑造謠製造了這場慘無人道、慘絕人寰、滅絕人性的迫害的人——江澤民！
今年是二零一五年，我大學畢業，十六年了，這場迫害佔據了我整個學生時代。
我要控告江澤民！我希望江澤民能盡早得到它應有的報應，希望最高法院早日受理，早日還給好人公道，早日還給所有法輪功修煉者清白，還給他們的家人、親人一個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