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西亞國家對話四方機制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看中國2015年10月17日訊】突尼西亞國家對話四方機制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中國輿論中引發一場爭論。一方認為，此獎鼓勵了和平理性的公民社會建設，正是「茉莉花革命」之前與之後的公民社會力量，讓突尼西亞避免了像其他國家那樣陷入戰亂的可能。因此，在公民社會成熟之前，應該避免激烈的政治革命。另一方認為，事實分明是激烈的政治革命解放並成就了公民社會，極權政治的結束才讓多方對話有了可能；反對結束極權政治的革命，奢談根本不存在的公民社會，有替專制「維穩」的效果。
首先應該明確這樣的事實：這些爭論不可能直接出現在中國媒體上，只能以隱晦或者隻言片語的形式出現在社交媒體。不僅如此，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宣示中提到的「茉莉花革命」，在中國媒體的新聞報導中根本沒有出現。
還有這樣的事實：在微博上發一條「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的信息，在餐館裡和幾個朋友聚會談論政治，都會有警察找上門來，「喝茶」甚至刑拘。發表兩篇批評文章，可能被判入獄四五年；建一個網站，可能被判無期徒刑。與中國直接相關的兩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達賴喇嘛和劉曉波，一個在流亡，一個在獄中。
毫無疑問，突尼西亞國家對話機制功勛卓著。但是，對話本身並不新鮮。達賴喇嘛多年來的呼求，就是對話機制。劉曉波發起並起草的《零八憲章》，也是一紙對話的邀約。無論達賴喇嘛怎樣宣示和實踐非暴力對話，也無論劉曉波怎樣宣稱「我沒有敵人」，當局都不允許有半點容許空間。
多年來，一些體制內的學者、依法維權的人權律師、迴避直接衝突的民間團體，作出了各種委曲求全的努力，甚至站在維護一黨專制「長治久安」的立場上，但當局都毫不含糊地，對任何可能帶來威脅的言行予以堅決打擊。而且討論的空間越來越窄：十年前可以在媒體發表的批評文章，今天變成了罪證；五年前可以當作標語刷在牆上的「建設公民社會」，今天只能偷偷摸摸出現在社交媒體。
倘若有人組織或參與暴力革命，一定會被當局判處極刑。在這種情況下，談論革命的人，會被貼上「慫恿他人充當炮灰」的標籤，儘管這種事情幾乎沒有發生。正在發生的事實是，那些相信和平理性建設公民社會的人，紛紛身陷囹圄，或者流亡國外。難道我們也要譴責鼓吹非暴力運動的人，認為他們是在慫恿別人充當囚犯或背井離鄉嗎？
香港公民社會 VS 強大的中央政府
無可爭議的是，香港一向被認為公民社會發育較好，中產階級較多，司法相對獨立，社會團體發達，居民素質較高。也正是受益於此，近年來香港發生了多起反對中共控制的社會運動，尤其以「雨傘革命」為甚。
「雨傘革命」自然成就豐厚，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它沒有達到讓北京撤銷「8.31」決議的目的，甚至沒有讓中共有所收斂。官員及喉舌媒體反而更加放肆，常常主動挑釁。強大的公民社會為什麼沒有孵化出讓專制膽戰心驚的反對力量？
既然爭論圍繞本屆諾貝爾和平獎展開，那麼不妨聽聽獲獎者的意見。突尼西亞全國對話大會機構之一、突尼西亞人權聯盟主席阿卜杜薩特拉·本·穆薩，在接受香港端傳媒記者採訪時說：「在（香港‘雨傘革命’）這個形勢中，中央政府過於強大，對話異常困難。」記者闡釋說，目前而言，「突尼西亞式」對話，在香港並不存在土壤。勢均力敵的局面沒有出現，不得不坐下來妥協的前提並不存在。
增強反對方的力量，提升其對話資格，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