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章，調入成都日報社
二，《成都日報》的由來
雖然《工商導報》是共產黨直控的報紙，但它不是機關報，還有點民間傾向，不能稱為黨的喉舌。1955年對私改造取得了「偉大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六十八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除臺灣省）再沒有資產階級和資本家，但《工商導報》的產權歸屬不明確。
1956年是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時期，為了加強黨的領導，中共中央決定各地（市）都要有自已的報紙，成都作為四川省的直轄市更應該有一張像樣的報紙。辦報需要人才，需要設備，而人才更重於設備。中共成都市委很快作出決定，以《工商導報》作為框架，創辦一張新面目的《成都日報》。於是對《工商導報》採編人員進行大清理、大洗牌，凡歷史清楚，政治上基本可靠的人員全留下來轉入成都日報杜，作為正式國家機關幹部，再從市上各主要部門抽調一批有寫作能力，又是黨團員的機關幹部進入報社；為增強辦報力量，通過省委又從《四川日報》社調了近十名有經驗的編採人員來頂上。
在《成都日報》創刊不足半月，一天辦公廳傅傑主任突然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喜滋滋地對我說：「小黃，市委宣傳部來了通知，決定調你去新創刊的《成都日報》」去，你有什麼意見？」
我有什麼意見？這是夢寐以求的事情，高興得幾乎跳了起來：「真的呀，傅主任？」
傅傑主任叫我坐下，然後把去《成都日報》的介紹信給我，靜靜地說：「這是黨對你的信任，也是你努力勤奮學習的結果。還有，總編輯是白紫池，主持工作的副總編輯你的老上級張烈夫同志……」
「是他」我不等把話說完又高興地叫出聲來：「張區委？土改工作團長，還教過我的文化哩！」
我清楚地記得，1951年他是洞子口鄉土改工作團長，我是九里堤村工作工作組長，後又是我的頂頭上司---三區區委書記。他曾手把手教過我學習文化，也曾帶我到各鄉去檢查工作，穿樹林，闖荒山，越溪澗，躍溝渠，有很深的革命情感，想不到五年後的今天，又回到他身邊工作了，怎不激動、怎不興奮啊！「小黃，我得告訴你，《成都日報》是一張新創刊的報紙，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人員結構比辦公廳複雜，組織上調你去的目的，不僅是發揮你的長處，更重要是你去守住這塊陣地，做好黨的‘馴服工具’」傅傑主任出於對我愛護，臨行前作了這翻語重心長的教導。
「請傅主任放心，我是黨培養出來的幹部，毛主席教育出來的窮孩子，一定會很好地為革命工作，決定不會辜負組織上對我的信任。」我真誠表白，一片赤心，說著說著眼眶紅了，兩顆感激的淚水流了出來。傅傑主任笑了笑說：「當了編輯記者可別忘了娘家，有時間回辦公廳來。」
我笑著應著，立即跨上單車飛也似地向祠堂街市圖書館跑去，我要把這消息告訴心愛的妻子知道，讓她和我共享這分高興。我興沖沖地走進她的辦公室，也不管身邊有人沒人，拉大嗓門道：「俊華，我調工作啦！」
「調到哪去了？不在辦公廳了！」她在編排圖書目錄，顯得有點驚訝。辦公廳是市上首腦機關，我又是秘書處秘書，向人提及無不感到驕傲榮譽，現聽我說調了，自然感到突然。為不讓她擔心，我笑嘻嘻道：「調到成都日報去了！」
「對口了，你的願望達到了！我祝賀你」她放下手中的筆，一臉喜色，當著幾個人的面前熱烈地吻了我下去。一旁的春蓉湊趣道：「這下黃牛‘田耕’變筆耕了，好久來採訪一下我們圖書館，讓我們也出出名！」
記者，是一個讓人夢想的職業，也是一個讓人羨慕的職業，可以接觸領導，採訪名人，還可以參加各種會議。更重見的是，他可通過筆下的文章發表自已的觀點，對一些事情可以說不！被人們稱為「無冕之王」。是夜，家裡為我開了一個小小的慶祝會，繼母做了一大桌菜，高興得不停地圍裙擦著眼角上的熱淚說：「共產黨英明！毛主席偉大！想不到我們窮家小戶人家如此受到重視，真正地翻身了！翻身了！」
羅永光、趙素華特地拿來一併二兩裝的竹葉青，不停地為我敬酒祝賀。過去在他（她）們面前我總有點低人一頭的感覺，現在突然覺得自巳高過他們了。當夜我躺在床上怎麼也睡不著，翻去復來思前想後，激動、感激之情充斥著渾身每一個毛細血管。我多次看著熟睡中美麗的妻子，偷偷地輕輕地吻著花樣的臉龐，作為大夫的我沒有使她失望，作為同志她因有我而感到驕傲！你的愛人不是個無用之才，他聰明勤奮，他是共和國第一代工人記者，自學成材的編輯！
我實在無法入睡，終於披衣起床，凝目沉思，放筆走情，寫下了心中真誠的感言：塵斂珠光雲遮星，受壓奴隸最聰明；筆底湧出智慧水，化作紙上萬朵春；休言楊雄兩都賦，堪笑司馬句老陳。琳琅滿目東風裡，一代記者是工人。
老子說「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我從一個極其普通的茶葉店學徒工當上國家幹部，現在又從一個普通幹部而成為黨報編輯、記者，生活於知識群之中，自然會受到知識的感染與薰陶，要麼我保持所謂工人階級的感恩原型，要麼成為一個具有民主主義的知識份子？我告別了前者成為了後者，人生悲劇也就不可以避免了！
三，從行政幹部到文藝編輯
50年代共產黨初得天下，做什麼都提倡因陋就簡，辦事節約。《成都日報》伊始也一樣，原《工商導報》在中新街的辦公地址改作印刷廠，新的報社辦公地址定在布後街2號。這是借用四川日報社庫房上的一層樓房，大小十五間，所有辦公桌椅全是舊的，除總編張烈夫和編輯室主任王畋各有單獨的一間辦公室外，其它人員全按組歸到各自的辦公室，計有財貿、美編、政法、文教、文藝五個組，另有一個行政辦公室，統管人事、保衛、雜務，除此還有一個收發室和組版組。編輯部實行編採合一的發稿制度，即在家是編輯，出門是記者，無論是自已所編的來稿和寫的稿件，直接發給組長，組長通過後發給組版組，組版組發到印刷廠出小樣，小樣回到組上校正後出大樣，用與不用由編輯室主任決定。
報紙為對開四版，一版是要聞，四版為國際，二版為副刊，三版是財貿、文教、衛生。總編只負責最後看清樣版，簽字同意付印。四個版皆在頭一天就編排好，當天上的主要是重要消息和新華社電稿。稿件是用鉛釘排列，印刷用的是平版機，先將報版打成紙版後再上機，每張報要印兩次，每次一面，如果套紅還得多印一次。
我去到報社辦公室報到才知行政辦主任是老同志閻凱，他是我老一區的戰友，那時我們在同一團小組（當時一區工委和政府就只有一個團小組，人數不足10人）過組織生活。他是山西人，衣兜上挂有兩枚紀念章，一枚是渡江紀念章，一枚是解放大西南紀念章，現在不帶了，灰制服換成了呢制服，身為主任，不得不如此。
相別五年，今日重見，分外親熱。他緊握著我的手，高興地說：「小黃，幾年不見沒想到你成了省裡的青年作家，張區委出任總編輯後，第一個向市委宣傳部指名要的就是你，這下你更有用武之地了。」
我笑著，不無感激地說：「閻主任，這全是黨和毛主席的培養，組織上的教育，我一定會好好工作。」
正說著，張烈夫總編把我叫到辦公室去。他說話時還是那個老樣子，不停地抽煙，不停地哼哼抽鼻孔，每抽一次眉毛和眼晴就閃動一次。他靜靜地看了我老一陣後才說：「小黃，報社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可不能放鬆思想改造啊！還有趕快解決入黨問題，要吸取教訓，不能再和領導頂牛，你在三區與李區長關係搞得多壞，他是長征幹部，文化水平低一點，性子暴一點，但你能頂得過他嗎？」
他深深地吸口煙，又長長噴口霧，再用力抽抽鼻孔，怔怔地注目看我一眼，十分關切地說：「你知道不，我為什麼要調你來？」
我迷茫不知所措，他見我回答不出，笑笑繼續說：「我瞭解你，你是我身邊成長起來的幹部，用起來放心。」
我「哦」了一聲，似乎有所明白，但又不全明白。談完話，閻凱主任送我來文藝組，交給組長肖青。
文藝組的全稱叫文學藝術組，負責散文、小說、詩歌、評影、戲評、烹飪、花卉和藝術欣賞，每週兩個版面，叫「錦水」。人員加我共五人，負責詩歌、散文、文藝評論的叫楊蓓，二十七八歲，一個很高雅的女性，從不穿制服喜著一身素色的旗袍，落落大方，一付大家閨秀本色，我尊稱她為楊姐；負責雜文、烹飪、花卉和藝術欣賞的是老報人陳澤昆，原《工商導報》總編輯，知識面特廣，天文地理、中外古今，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綽號「多寶道人」。他三十六七歲，個兒精瘦，兩眼明亮光澤，後腦袋特別大，一看就知是個聰明絕頂之人；負責戲劇的叫胡克由，土裡土氣有點像農村來的農民。他成天少言寡語，對組長肖青唯唯諾諾，言聽計從，是個典型的「馴服工具」，每天一來就自覺地打掃辦公室清潔衛生，爭取表現。
組長肖青，二十八九歲，一個相貌平凡，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的女人。她本姓劉，叫劉宕，叔叔是革命烈士。她思想很進步，學生時代便辦刋物、搞油印小報，為避國民黨抓捕，發表文章用肖青筆名。她和她丈夫蘇定生都是四川日報的骨幹，為支持成都日報開辦雙雙調來，一在政法組負責，一在文藝組負責。
楊蓓、陳澤昆、胡克由三人，是《工商導報》的老報人，只有我和肖青來自黨政機關，又是團員，有點優人一等。我分工是小說、詩歌，減去了楊蓓姐一半的負擔。由於我身份特殊，又是張總的老部下，加上年齡小，筆頭快，不僅在組裡以至在全報社都叫我「小黃」，算是個明星人物，有時還列席編委會，很受大家的尊重。
我上斑的第三天閻凱主任特地來問我：「小黃，你住家的地方是否離報社太遠了點，我已通知總務老詹給你調調房。」
《成都日報》唯一的宿舍在中新街50號，一座老式的公館門洞，住有十多戶人家，全是原《工商導報》的老職工，它有三進，約十五間平房，基本上是一戶一間，不管你人多人少，我卻是兩間，一間繼母住，一間我和妻子住。能住上兩間房的在這座院子裡的只有兩家人。一家是主筆孫文石，他是成都市民盟主委，曾是《民眾時報》採訪報主任，是上世紀的老新聞工作者，「反右鬥爭」後被中共看上，當了幾年成都市副市長；另一家是段星樵，老《工商導報》支部書記，現是報社編委。在給住房上說明組織對我的看重，張烈夫總編輯對我的破格關懷，我自然是很感謝的。
報社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同於機關，常有外出採訪任務與夜斑，上斑時間不固定。縱是固定時間來到組裡也不是先幹工作，而是先看當天的報紙。每天每人的辦公桌上有兩份辦紙，一份《成都日報》，一份《四川日報》。看報是任務也是工作，如果你對當天報紙無論在版式、內容、標題、文字以及建議等等方面有話要說，都可以寫出自已的意見貼在走廓的「評報欄」上。此風不知是來於延安還是報業行規，沒有人告訴過我。看完報紙喝足茶，便是處理稿件。
報社每天有許多來稿，來稿最多的是文藝組。五十年代年青人看重寫作，總想建功立業揚名四海，不太看重物質生活，多為理想主義者，相信革命，相信共產主義，樂於人生的奉獻。來稿在收發室集中，由他們按信封上的部門或個人分類，然後送到組來。組裡每天有值日收簽，收簽後再分到人頭。編輯處理稿件並不細看，頂多看個頭尾，擬用的留下，不用的附一退稿信交收發室寄走，凡是字跡潦草不工整的稿件，多半不看就扔進字筐。所以再好的文章也不能草書，否則與自已過不去。
文藝組還有一大任務，就是看戲看電影。每上映一部新影片，電影公司就要試映，請相關人士去審片，文藝組是必請的單位。看了試片得寫評論與推薦文章，自已不寫得請人寫，戲劇也是如此。這樣的事幾乎每天都有，我也就看了許多不要錢的電影和戲。
我上班大約半個多月便是國際「五一」勞動節，總編室王畋主任給我一個採訪任務，派我和陳澤昆去人民公園參加遊園活動，當天十點前要寫出篇1500字左右的通訊或特寫，第二天一版見報。我接受任務後心裏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陳澤東看出我的心態，笑笑指點道：「這種文章叫蜻蜓點水，重在烘托環境和文章的氣勢，比小說好寫。」他還建議我先讀讀有關這方面的文章，腦裡有個概念就好寫了。我採納了他的建議，當夜和他一起去人民公園遊園。節日的公園燈火輝煌，遊人如織，歌聲鼎沸，舞蹈蹁躚，我為歡樂感染，在人群中穿去穿來，分別問了幾位遊園的群眾的心得體會，回到編輯部趕寫了篇《幸福歲月說遊園》的特寫。第二天一早我去到文藝組，打開油墨散香套紅的《成都日報》，在一版醒目處看見了這篇文章，我的名字前面貫有「本報記者」四個字，不少認識我的老朋友都打來祝賀的電話，她的媽媽把這篇文章看了幾遍，在茶館裡一邊喝茶一邊向老鄰居說：「我那女婿真聰明，大字不識幾個，寫出的文章真漂亮，有本事！有本事！」「每日評報」欄上有人貼出讀後感，說這篇「歌頌黨，歌頌革命，有血有肉的好通訊」。張總編向組長肖青說：「小黃是個新聞苗子，要好好培養培養。」於是在編輯部眾人的眼裡，我成了一個才華出眾的編輯和記者。
1956年是中國政治思想最活躍的一年。在這一年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在會上明確提出「中國知識份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接著，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花爭鳴」繁榮文化藝術的「雙百方針」。受歷次政治運動打壓的知識份子似乎有點揚眉吐氣了，敢於在一些會上說出一點真心話。四川省文聯也動起來，要把小型的二十四開的《四川文藝》改成十六開的大型文藝刊物。主編文辛向我約稿，希望在改版後的《草地》文藝月刊上有我的作品。
50年代的文學創作嚴格的說不是文學創作，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政策圖解，全靠作者在那裡編故事，但編故事得有生活。我長期生活工作在農村，對農民生活極為熟悉，對農業合作化運動十分瞭解，四川是農業大省，反映描寫農業合作化運動是個重大主題。這之前河南作家李准寫有《不能走那條路》而享譽文壇，我步其後塵，在《草地》創刊號上寫了《風水樹》。一時，不少文藝評論家在評論此文時，說這是一篇很有生活氣息和鄉土味的好作品，真實地反映了農村巨大變革。面對讚揚肯定，十個年青人沒有一個不驕傲的。
生活的改變，環境的改變，地位的改變，必然帶來思想的改變。我最大的改變，就是開始認識到文學是人學，而不是政治宣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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