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師陳寅恪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網路圖片）
曾昭掄，曾國藩侄重孫，1949年與妻子俞大絪拒絕蔣介石搶救他們去臺灣，從香港回北京。文革時紅衛兵相繼折磨曾昭掄和俞大絪，兩人相繼被折磨死，曾氏文化香火熄滅。
胡思杜，胡適幼子。北京淪陷前夕，蔣介石派專機接胡適，胡思杜不願隨行，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他們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1950年，胡思杜發表《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罵胡適是「帝國主義走狗及人民公敵」。1957年，胡思杜被劃為右派，「畏罪上吊自殺」。我看胡思杜與胡適這對子與父，使我想起愛因斯坦兒子與愛因斯坦，父親20幾歲就大紅大紫，大兒子卻不會過馬路。
一代大師陳寅恪學貫中西，通曉十餘種語言，被稱為「中國最博學之人」；文革開始後，他家被大字報覆蓋，遠望如白色棺材；紅衛兵還把幾個高音喇叭放於其床頭，使雙目失明且患心臟病的他徹底崩潰。據傳去世前一天下午，氣脈已竭的他還要「口頭交代」。我看陳寅恪選擇不如胡適，買錯了留守大陸的期貨。
豐子愷，漫畫大師，在文革中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黑畫家」而遭迫害，1975年9月15日死亡。其《昨日豆花棚下過，忽然迎面好風吹》一畫，被認為是歡迎蔣反攻大陸。這說明中國共產黨的言行兼備詭詐和凶殘，超越人類。
劉盼遂，北師大中文系教授，著名中國古典文學專家與文獻學家、語言學家，1966年8月被紅衛兵打死。我是從古典文學走入西方哲學和歷史的，很長時間對古典文學甚至歷史都處於冬眠狀態，因為我認為中國古代已經成為過去時。劉盼遂從古典文學視角看毛澤東非賊，視蔣中正不正，看來是理學僵死之必然。
詹安泰，古典文學家，書法家，任教於中大。1957年被打為右派，文革遭批鬥，多年文稿被燒燬，1967年4月淋巴癌復發，醫院不肯醫治，淒涼離世。詹安泰跟劉盼遂一樣，都不幸思想陷入明清理學僵死的沼澤，不辨正邪才被惡治。
吳宓，清華大學國學院創辦人之一，虛心好學，文革時期在一次批鬥會上已經72歲高齡，還被勒令下跪兩個多小時。會後答問「身體可吃得消」，說「跪著比站著好些」。這真可謂明哲保身的高人，但又何嘗不是為選擇錯誤而受懲罰呢？
蕭光琰，化學家。中共建政後最早從事石油化學研究的科學家，幾經波折回到國內，在文革中被關押，遭遇日以繼夜的殘酷毆打和侮辱，後自殺身亡。三天後妻子和女兒也都自殺。我們可以說中共這是過河拆橋，也可以說蕭光琰罪及全家。石油化學是西方事物，引入中國跟孫臏傳兵法必定帶來災禍而受刑罰相類似。
董鐵寶，力學家、計算數學家，1956年繞道歐洲，花費三個月輾轉回國，任教北大，為中共計算機研製和斷裂力學研究可謂立下了汗馬功勞，卻在1968年清階運動中被指控為特務，隔離審查，上吊身亡。計算機的「二進位」語言，就是《易經》太極(0、1)式陰陽話語，這種簡明的進位話語在中國是「禮為教，和為貴」，在歐洲變異出「法為權，斗為樂」。引進如此技術的人很難壽終正寢。
周壽憲，1951年26歲時在美國獲博士學位，並留美從事研究工作，1955年30歲時衝破阻撓回國，任職於清華，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鯉魚洲清華五七干校，被長期摧殘後患上精神病，1976年51歲跳樓自殺。古代孫武、范蠡應天象而動，功成身退，生有美名和全身或榮華和富貴。周壽憲為毀憲政的中共紅天效力，最後成為精神病人跳樓自殺，生無榮耀，死帶罪名，這可謂邪道禍福完全顛倒。
虞光裕，1949年拒絕赴臺，輾轉香港和南朝鮮，三個月後才到大陸。1956年主持研製大陸的第一臺噴氣發動機，並主持建設第一個航空發動機試驗基地。文革在車間勞改，拆卸舊鍋爐時被跌落的通風管道砸死。表面上看，這好似好人無好報，可如果虞光裕根本就是為中共服務而安排的卒子，過了河能好死嗎？
錢晉，1944年畢業於北大，領導研製成功多種高級炸藥、塑料粘結炸藥，文革時被逼交代「國民黨西北派遣軍」問題，錢晉拒不承認自己是特務，結果被活活打死。錢晉自然不是國民黨的特務，而是共產黨的編外忠誠戰士。中共承傳共工氏「任智刑而強霸」的「亂天下」邪術，錢晉之罪和死是以奴隸之血祭紅旗。
董堅毅，哈佛大學博士，1952年回國，57年被定為右派送夾邊溝勞教。60年飢荒襲來，董博士成為餓死鬼，週身皮肉被割食一空，僅剩頭顱和一副骨架。如此慘事既說明中共邪惡至極，也說明一個人選擇根本錯誤的後果多麼嚴重。
綜上所述，無論學國學或搞藝術的人，或者西學或理工學者，既沒成為西方中世紀自治城市(公社)人民(簡稱公民)的基督徒，又失去孔孟「克己復禮」的仁愛之心和「貧窮不移、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的「三不」品格，配合中共誘騙大批留學的科學家回國，為中共極權專制的工業和科研賣力，最後賣的都是命。
責任編輯:林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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