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的學者、文學評論家、翻譯家梁實秋。（網路圖片）
提起梁實秋，1949年後，海峽此岸的人們大概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那篇中學課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這句經典的魯迅式的謾罵幾乎籠罩了梁實秋的一生，如同一個揮之不去的咒語，一個鬼魅般的標籤，長期以來遮掩了梁實秋作為一個自由知識份子的真實面目。梁實秋生於1903年，比魯迅晚生了20多年，1926年，他結束在美國3年的留學生涯，一年後新月書店出版他的第一本著作《浪漫的與古典的》，他以一個年輕的教授、文學批評家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成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陣營的重要一員。他與魯迅的交惡也始於那個時候。然終其一生，他對魯迅雜文、散文、小說的評價基本上都是客觀的。自上一世紀80年代「解凍」以來，世人往往也只注意梁實秋的「雅舍小品」、他的莎士比亞翻譯、他的英漢辭典。最近看到廣告，《梁實秋全集》將要面世，透過他的全集，人們將有可能較為全面地瞭解梁實秋其人。
在我看來，最值得一提的，還是莫過於梁實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新月》以及30年代中期在北平自辦的《自由評論》上，所發表的那些論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文章，對此人們陌生已久。如果說他對國民黨毫不留情的批評只是表現出他足夠的良知和勇氣，那他對共產黨的深刻批評就顯示了過人的見識和智慧。
1929年到1930年，胡適、羅隆基、梁實秋在《新月》雜誌發表一系列猛烈抨擊國民黨政權無視人權、一黨專制、壓制思想自由的文章，連蔡元培、張元濟等德高望重的知識界前輩都為之叫好。當然，同時也遭到了當局的圍剿、反撲。新月書店結集出版的《人權論集》無疑已成為中國人爭取人權的一本經典，一部紀念碑式的著作，是數千年長夜中的一束光亮。其中收入了梁實秋在《新月》第2卷第3號首發的《論思想統一》一文，在這篇膾炙人口的名文中，26歲的梁實秋為思想自由和發表思想的自由大聲疾呼：
「思想是獨立的；隨著潮流搖旗吶喊，那不是有思想的人，那是盲從的愚人。有思想只對自己的理智負責，換言之，就是只對真理負責；所以武力可以殺害，刑法可以懲罰，金錢可以誘惑，但是卻不能掠奪一個人的思想。別種自由可以被惡勢力所剝奪淨盡，惟有思想自由是永遠光芒萬丈的。一個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錢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發表他的思想，封書鋪，封報館，檢查信件，甚而至於加以‘反動’的罪名，槍斃，殺頭，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無法可以扑滅，並且愈遭阻礙將來流傳的愈快愈遠。」
為此，他發出了「我們反對思想統一！我們要求思想自由！我們主張自由教育！」的吶喊。那一年，他還在《新月》第2卷第9號、第11號接連發表兩篇文章，繼續圍繞著自由、尤其是思想自由問題展開凌厲的攻勢。
在《孫中山先生論自由》一文中，他在列舉了「批評政治的報紙雜誌隨時有被禁止取締的危險，人民隨時有被黨部行政機關及軍隊逮捕的危險，……人民隨時有被非法徵稅的危險」之後，一針見血地指出，「在中國真有自由的，只有做皇帝的，做總統的，做主席的，做委員的，以及軍長師長旅長，他們有徵稅的自由，發公債的自由，拘捕人民的自由，包辦言論的自由，隨時打仗的自由，自由真是充分極了！可是中國人民有什麼自由呢？」
在《羅素論思想自由》文中，梁實秋首先引述了羅素1922年3月24日在倫敦演說《自由的思想與官方的宣傳》中的一番話，「俄國的壓迫思想比起無論哪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嚴酷」，布爾什維克強迫著名詩人亞歷山大勃洛克「從馬克斯的觀察點」來教美學，「美學上的節奏學說如何能與馬克斯主義發生關係，他實在沒有法子辦，但是為了免於餓死，他也只好盡力地去發現那種莫須有的關係。」最終卻未能免於窮困而死的下場。梁實秋贊同羅素的見解，他說：「天下最專制的事無過於壓迫思想，我們小的時候做‘秦始皇焚書坑儒論’的時候，大概都可以知道這是秦始皇的愚民政策」，但他對羅素羨慕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抱有懷疑態度。
1935年11月，梁實秋和張東蓀、羅隆基、冰心等朋友在北平創辦《自由評論》週刊，晚年他在《槐園夢憶》中憶及此事曾說：「我對政治並無野心，但是對於國事不能不問。所以我辦了一個週刊，以鼓吹愛國提倡民主為原則。」
他在創刊號發表的《算舊賬與開新張》(此文同時作為《大公報》的「星期論文」發表)中開宗明義指出，「國民黨自執政以來，最使知識階級分子感覺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對思想言論的自由之取締干涉，且其設計之工推行之廣手段之嚴，皆遠過於北洋軍閥統治時代之所為。」「一二九」運動發生後，他在《我對於學生運動的感想》文中要求國民黨當局，立即廢除一黨專政，實現民主憲政，保障國民的輿論自由。在《憲法上的一個問題》文中他直言「假如一個政府對外只知道在睦鄰的美名之下屈服，而對內則在建立中心思想的名義之下實行統制，我敢斷定這個政府是不會長久的」。
在對國民黨口無遮攔的批評之外，他發表了《我為什麼不贊成共產黨》一文，明確表示「我一向不贊成共產黨和共產黨主義。」雖然他說「我不是研究政治經濟的人，從學理上討論共產主義，那不是我所能勝任的事。」但他從三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最不滿於共產黨的是它對於民族精神的蔑視。共產黨的理論，重視階級而不重視民族。他們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推翻資產階級。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國內的一個單純革命黨，它是聽命於第三國際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環，它是為階級鬥爭。第二點，我不滿於共產黨的是它的對於私有資產的仇視。我自己不是資本家，我也不依靠資本家維持生活，並且對於一般資本家大地主之剝削民眾，我也深惡痛絕，但是對於私有資產這個制度，我仍是擁護的。我至今還以為私有資產制度不應廢止；而資產之應加以限制，貧民之應加以救濟，我是完全同意的。我們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產黨所採取的是報復手段，要造成恐懼，這是我所不能贊成的。第三點，我不滿於共產黨的是他們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們是要一黨專政的；在思想方面，他們也是要排斥異己，定於一尊。此種不容忍的態度，與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馳。所以，我站在民主的立場，便覺得法西斯蒂之專政，共產黨之專政，國民黨之專政，都同樣的不是妥當的辦法。議會制度，也許是不能成為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精神，即服從多數意見，尊重少數人之權利，最大量之個人自由，公開討論的風氣等，是任何國家所不可少的。只有民主的國家裡，才有個人自由之可言。民主精神是人類幾千年來付了很大代價才獲得的一點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勢，都是開倒車。」
這些言論，尤其是第三點，即使今天讀來，依然讓人感到痛快淋漓。在梁實秋看來，「政治上最不公道的是一黨專政」。他不是三民主義者，他認為作為一黨的黨義，國民黨自有在其黨內宣傳並要求黨員信奉的自由，但不能強迫黨外的每個人接受。他不讚同共產主義，但當國民黨以刺刀將共產黨人淹沒在血泊中時，他公開為共產主義辯護，「共產主義在理論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合理的，事實上亦有很大的一部分被一般有思想的人接受了。言論自由應包括共產黨人宣傳自己主張的自由。」為此他主張在大學中開設「共產主義」的課程，請有學識的無黨派人士純粹從理論研究的角度來講授，他在《如何對付共產黨？》一文中認為：
「共產黨的問題也是社會的不公道所釀成的。從歷史上看，沒有一次革命與變亂沒有它的政治或經濟的背景，絕非僅僅是‘好亂成性’的少數人所能煽惑掀動的。」
為此他直截了當地發出了「加入共產黨，不犯罪；信仰共產主義，不犯罪；組織共產黨團體，宣傳共產主義，亦不犯罪，因其未作武力擾亂故也」的聲音。他同時認為，「共產黨人或信仰共產主義者若以暴力擾亂程序攘奪政權，則是犯罪，當明正典刑」。就事論事，客觀中立，反對暴力，這是一個典型的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不屈不撓地爭取不折不扣的思想、言論等自由，就是他們的全部追求，是手段也是目標。
作為白璧德的信徒，一位吸收了西方人文主義精髓的文學批評家，梁實秋對共產黨的「文藝政策」深惡痛絕，「‘文藝’而可以有‘政策’，這本身就是一個名辭上的矛盾。俄國共產黨頒布的文藝政策，裡面並沒有什麼理論的根據，只是幾種卑下的心理之顯明的表現而已：一種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來剝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種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來求文藝的清一色。」「無論談到什麼，總忘不了‘階級’，總忘不了馬克思。馬克思主義在政治經濟方面，其優劣所在，自然還值得討論，可是共產黨人把這理論的公式硬加在文藝的領域上，如何能不牽強？我想有一天他們還要創造馬克思主義的數學，馬克思主義的物理化學罷！」(《所謂「文藝政策」者》)
在《文學有階級性的嗎？》一文中，這位文學人性論的倡導者強烈地質疑了「文藝工具論」的觀點，「把文學當作‘武器’！這意思很明白，就是說把文學當做宣傳品，當做一種階級鬥爭的工具。我們不反對任何人利用文學來達到另外的目的，這與文學本身無害的，但是我們不能承認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
儘管如此，當他面對上個世紀30年代中國苦難的現實時，他也認為，「福建江西各處農工蘇維埃是不能用‘匪區’二字來一筆抹殺的。這共產黨的活動是否可以挽救中國大眾的苦痛，姑且不論，不過這運動之足以震撼人心，尤其是知識份子及青年，是不容諱的事實。」(《所謂「題材的積極性」》)
這是梁實秋當年的真實想法，他信仰思想自由，主張各種思想多元並存，兼容並包，獨立思考是他的生命線。在國、共兩黨兩種不同思潮截然對立的時代，他堅持不依附大權在握、頤指氣使、生殺予奪的國民黨，也不讚同共產黨暴力革命的道路，而是作出了自己獨立的判斷。他在1935年說：「這十年來國內研究經濟的學者們，有誰可能堂堂正正地發表過反對共產的論著？共產問題在中國是這樣嚴重的大問題，而學者名流、思想家，竟躲避著這一個最迫切的問題，而不痛切地表示意見。」其實，在他之前，1929年羅隆基曾在《新月》發表過《論中國的共產——為共產問題忠告國民黨》一文，在他差不多同時期，丁文江、周炳琳也在《獨立評論》「堂堂正正地發表過反對共產」的文章，不用說在他之後，儲安平在《客觀》與《觀察》週刊上那些論共產黨的文字。他們的看法代表了中國自由知識份子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基本認識。這些文章，白紙黑字共同證明了左翼的迷霧並未矇蔽所有知識份子。在「多少」與「有無」之間，他們當年曾有過極為清醒的判斷。1949年是個歷史的轉折關頭，在去留之間，因種種原因，他們作出的選擇並不相同。羅隆基的左轉，儲安平、周炳琳等選擇留下，注定了他們後來的悲劇。儘管梁實秋不滿國民黨的專橫，寫過許多鋒芒畢露的批評文章，但「兩害相權取其輕」，他和胡適、傅斯年等一大批知識份子作出了另外的選擇。時光流轉，在經歷了「反右」、「文革」等一系列連綿不絕的災難之後，我們不得不欣賞他們當年的眼光和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