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6年10月24日訊】國家糧食局黨組書記、局長任正曉日前在浙江杭州調研G20峰會工作時，一句「不讓一粒不安全的米和一滴不安全的油進入G20峰會保障基地」惹怒網民，微博上數千條評論狂批「安全的米特供給特權，不安全的米上百姓餐桌」。
官員享受 ＂特供″服務，在中國早已是公開的秘密。近日，參加初中同學聚會，聚會的場所安排在一普通社會餐館。面對較為豐盛的一桌菜餚，一同學始終不見動多少筷子。一問才知因其害怕餐館用的是地溝油。同學現供職於上海某局環保處，是個處級幹部。據他介紹，他們家裡的生活副食品都是由位於郊縣的「特供」基地供應的。席間，另一醫生同學打趣到：你一直吃「特供」，會使免疫力消失的……這是後話了。
特供製度由來已久
《南方週末》曾報導稱，特供製度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1942年3月，在延安從事翻譯工作的高級知識份子王實味，在目睹了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九等″的等級供給制度後，撰文感嘆說，一方面是病人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但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卻一直在＂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
據其披露，當時延安有非常嚴格的等級供給制，機關食堂的小灶，僅面向部長級別及以上的官員或十年以上中共黨齡者開放。
特供農場
建國後，各式各樣的＂特供″有增無減。中共中央辦公廳、公安部為了保證中共高級幹部在飲食上的安全與健康，決定配合玉泉山規劃改造，在附近建立了一個以奶製品、鮮蛋、蔬菜等為主的小型農場，即「香山農場」。這開啟了中共專為高級幹部服務的農產品特供製度。
根據人民傳媒網《解密中央首長特供農產品香山農場專供反季蔬菜》和《國家人文歷史》2011年第15期刊發的《香山農場：為中央首長特供農產品》一文披露：早在1950年2月14日，中國和蘇聯簽訂了為期3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此後中南海多了兩位蘇聯客人。他們的正式身份是警衛和衛生專家，主要搞醫療保健與食品營養研究。
香山農場初建時，一專家對產品、規模、保鮮、消毒、化驗、防疫各方面都提出不少建議。如：場地要大，物種要多，糧食、蔬菜、肉類、奶製品、水果要有專業生產區，辦公區要獨立，並且要有相應科研加工設備，牲畜用房要敞亮通風、講究衛生、便於清掃。此外，還要有大小不等的硬質道路，完善的灌溉排水系統，綠化隔離帶或圍牆等等。
洋專家的設想藍圖，是地地道道的蘇聯規範化模式，非常現代，而且具有一定的科學性。不過對當時經濟落後的中國而言，實在是太超前了。中央決不會在吃的問題花大錢，也不會輕易搞一個設施齊全、技術先進的現代化農場。
1974年10月，原警衛局副局長毛維忠回憶當年參與籌辦香山農場：「那時大家剛從小農經濟環境裡過來，對辦什麼新式農場毫無經驗。最大的願望就是養豬燉肉、種糧吃飯。對蘇聯專家的那一套，從來沒有聽說過，真是‘新媳婦上轎，頭一遭’。」
香山農場籌辦小組很快接到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傳達的毛澤東意見：人家想搞一流的模範農場，說明他們有學問、有知識，心是好的。但好心不一定就能辦成好事。蘇聯工業發達，地方大、人口少、好辦事，我們比不了。現在弄吃的，也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先搞「土」的，以後有條件，再搞「洋」的。
在北京市和香山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個以荒地、土墩為主體，近600畝的農場就這樣迅速上馬了。一張存留至今的「香山農場區劃圖」，告訴我們當時各類作物區面積和放射、道路、深井及糞場的方位。如：種青貯玉米260畝；青割玉米15畝；打籽玉米10畝；白薯110畝；燕麥、大麥、冬小麥50畝；苜蓿（重要牧草）80畝、蘇丹草10畝，蔬菜40餘畝等。
香山農場規劃圖
農場食品專供副總理以上幹部
時間不長，香山農場基本建成，歸中央警衛局管理。產品由局屬供應科收購，並專供副總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員的需要。這種包括領導、生產、購銷為一體的三級管理體制，是十分安全和順暢的。但是，如何做到既要國家花錢少，又要東西質量好，成了農場一項非常突出的硬任務。
在供給制年代，高官們沒有工資，大多在中南海西樓總特灶就餐。少數願在自己家裡吃的，由公務員打回去，菜餚變化不大。總體上是農場提供什麼，就做什麼。除了保證「五大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需要外，其他高官只能按照「先來後到」、多則多給，少則少供等辦法來解決。
進入薪給制年代，各家有了自己的廚房和公派廚師以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夫人們為了有計畫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買到物美價廉的農產品。農場幹部想方設法加強田間管理，減少損失。
在較長時期裡，高官宴請外賓或重要人士所用的農場小牛肉、筍雞、乳製品、肉鴿、鮮蛋等樣樣都是真材實料。各家日常用量較大的豆角、黃瓜、茄子、西紅柿、油菜、青筍、尖椒、蘿蔔之類的蔬菜。加上職工早起、早摘、細心分裝、及時送達，其乾淨新鮮程度，絕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
要是趕上哪家高官孩子多，端上餐桌的肉片燒豆角，蒸茄拌肉末，拍黃瓜段，便是吃得很香的好菜。不久，香山農場東西好、價錢便宜的讚揚聲逐漸傳開，有的高官（如董必武等）開始前往視察參觀。他們得知農場是靠土法上馬、開荒深耕、降低成本、保證質量。
中央機關幹部每年須在香山農場勞動20天
趕上農忙時候，香山農場單憑40餘名在編人員，很難完成任務。警衛局就從其他科室抽調幹部前去支援。
一次，頤年堂會議上談到幹部問題時，劉少奇、陳雲指出：目前在中央、國家機關工作的許多幹部、特別是年紀輕的，幾乎都是「三門出身」（即家門、學校門、機關門），走的是一條由父母、政府安排的人生道路，不用自己操心就變成了公職人員而且是終身的。舒服倒是舒服，可經不起風吹雨打，容易摔跟鬥。就組織幹部輪流到農場進行勞動。
時隔不久，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在中南海居仁堂專門開了廳務會，研究佈置幹部參加勞動生產的問題及為了便於考核、檢查，特以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勞動生產辦公室名義，印刷了《勞動記工本》，人手一冊。內有姓名、日期、勞動項目、勞動時間、記時人簽名等詳細欄目。當時原則規定，每人每年必須要有20天時間，到農場參加勞動生產。
為毛澤東等特供反季節蔬菜瓜果
當臨時需要的勞動力問題解決後，香山農場的規模便日漸擴大了。向南，與居山農場果園相連；向東、水稻田幾乎發展到玉泉山療養區的大門口。生豬也養多了，還蓋了一些搞試驗田用的半地下菜房。
至1956年後，國內安全形式已大為好轉，北京市在商品收購、供應、藏儲、管理等方面，已積累了不少成熟經驗。有一批精幹的專業隊伍「供應歸口」香山農場的轉向也就成了歷史的必然。
經過一段時間準備，除稻田和人員外，農場全部歸北京市統一管理，自主經營。為了不影響生產和供應，警衛局事先還專門從部隊挑選20餘名戰士，轉業到農場熟悉情況，協助相關部門進行交接。爾後，中南海高官各家和總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農場提供。
之後，在原有香山農場的基礎上，以部隊戰士為主，組建了一個常年生產班子，大家習慣叫它「玉泉山農場」。新農場除了種稻子外，還在沙土高墩上種栽「甜心白薯」一年下來也能獲得三至五千斤。其中一部分窖藏起來，這白薯是周恩來最愛吃的雜糧之一。
玉泉山管理處的人，開墾了不少山坡荒地，栽種果樹，算是農場副業。到了收摘季節，果品分為一、二、三級。以蘋果為例：一級最好，專供首長，市場價每斤兩角五分；二級次之，供機關幼兒園，每斤一角五分；三級最差，供機關工作人員（包括首長孩子）每斤一角左右。
農場能提供的產品種類越來越多，警衛局根據玉泉山獨特的住地環境，開始著重研究毛澤東等少數領導人在飲食方面的特殊需要。玉泉山農場的人專為毛澤東試種了幾樣平時他愛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無籽小西瓜等等。對於這種具體問題具體對待的方法，有人解釋為「專供中的特供」。
神秘的＂三十四號供應部″
60年代初，中南海決定對官員實行食物補貼，按級別供應數量不等的肉、蛋、糖、豆。因此北京東華門34號成了一個專向高幹供應菸酒糕點糖果副食的特供點，門口只標示著＂三十四號供應部″，全稱是「中央領導生活物資特別供應處」，只為副部級以上官員服務。
曾有知情人士透露說，當年＂三十四號供應部″的國產名優特新產品是應有盡有。有外面看不到的茅台酒、五糧液；這裡的黃花魚，一斤0.46元；黑崩筋大西瓜8分錢一斤，個個像籃球那麼大。＂特供″的產品品種還包括從國外進口的名牌家用電器、手錶、香水、呢料、朱古力、白蘭地、威士忌、衛生紙巾、珠寶首飾等等。俄羅斯產的頂級黑魚子醬、法國產的鵝肝醬在這裡只不過是尋常之物。
1960年5月，北京百貨大樓還成立了＂特需部″，專為高級官員和家屬提供當時稀有的食品和商品。挑選商品的房間設在百貨大樓四樓七號房間，裡面呢絨綢緞、名酒好煙、高級食品、各地名貴土特產，應有盡有。他們在這個店裡享有各種特權：買東西不拿票證，價格低廉，還可賒購達四萬元。
特供製度從中央蔓延至基層
近年來，特供不再是中南海的專利而是已經蔓延至市縣鄉，各級官員都在利用他們的權力建立自己的＂特供″產品供應圈。
中國新聞週刊網曾引述北京某農場負責人披露， 北京二商集團是目前掌管為（北京）中共中央特供食品的幾個主要部門之一。該集團旗下的大紅門肉類食品有限公司及北京月盛齋清真食品有限公司分別給中共當局及其客戶提供豬肉及羊肉。它還有一個特殊的供應室，室內不計成本地精心控制著溫度及環境條件。
報導還稱，位於北京的留民營新世紀養雞場曾被選定為＂兩會″代表大會提供雞蛋。據農場人員透露，他們對農場的水和飼料的質量及雞的健康都非常慎重，相關部門的政府官員定期會來檢查該農場的環境。
關於特供食品爭論已久，以前的領導層特供，跟普通食品差別不大，然而現在的「特供」儼然成為了權力階層的劃分。政府機關熱衷於搞特供，其一是基於現實農產品的安全問題，為能最大程度的獲取利益，在農產品生產過程中，生產者往往大量使用化肥、農藥，甚至還違法使用一些國家禁止使用的藥品或者添加劑。此種模式下生產出來的農產品，雖然具備數量和產量上的優勢，但在質量上卻難以得到保證，甚至危害到公眾健康。正因為如此，處於對健康的考慮和對市場中農產品質量的普遍不信任，各地的政府機關才熱衷於搞「特供」。
另外一方面主要源於政府權力不受制約的問題。儘管從法制和社會倫理角度而言，政府是為公眾服務的，政府手中的每一分錢都來自於公眾，所有開銷似乎都應該用在服務公眾上，也應該徵得公眾的同意。但在現實中，權力缺少制約，政府行為得不到有效監督。搞一些特供，花高價採購優質農產品給自己享用。由此可見，權力有特供，借權力之手，借公共資源之力，卻只給部分群體享用，這本身就是對社會法紀和公平正義的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