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屬下的一個黨支部，正在召開支部會議。會議從午後開始一直到晚上仍未結束，為的是要從黨支部10個左右的人員中「評「出一個右派分子。此時其中一位編輯小便實在難忍，只得匆匆奔向廁所。讓他始料不及的是，幾分鐘後解手回來，已被「光榮當選」為右派份子。事後，黨支部書記很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釋，這是毛主席親自發起的政治鬥爭，上級黨組織遵照最高指示按百分比交辦的任務，不能不執行。只是大家面對面坐著，都不好意思開口把誰劃定右派，又無人挺身自薦。正巧你離開一會兒，也就該你倒霉了！就這樣，這位中央黨報的編輯，度過了20年悲慘的勞動改造生涯。
這是1957年反右政治運動中的一幕。看似笑話，卻是事實，是多年前筆者隨中國新聞採訪團訪美時，在飛機上聽《人民日報》一位記者同行講述的。他就是當年那位倒霉編輯的兒子。
反右鬥爭時期，這種天方夜譚何止於此。上海復旦大學物理系四年級學生施偉達又是一例。施是一個十分虔誠的基督教徒，性格內向，平時很少與同學一起談笑。有一次，一大早跑到黨委辦公室門口等待開門。有人問他為什麼一大早就跑到黨委來？他回答說：「昨天黨委辦公室通知我，說是有一個英國宗教代表團來上海考察我國的宗教政策，今天要到復旦來，黨委要我一起參加接待工作。以我本人的現身說法，向英國友人介紹我國宗教信仰自由的情況。為了避免耽誤他們的時間，所以在此等候。」
他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個行動竟成為他定性右派的罪狀。說他對周圍群眾冷若冰霜，而對帝國主義分子卻非常熱情，為了迎接他們，一大早就去等待，真是急不可耐！從這一個小小的例子便可充分證明，施偉達的立場，完全是站在帝國主義這一邊的！
新聞記者、在讀學生是這樣，就是黨的高級幹部也同樣逃脫不了被莫名其妙整肅的命運。
抗日名將牟宜之，1957年的反右鬥爭中，已經成為黨的高級幹部,，照樣被打成右派份子。康生親自對牟宜之的定性理由是：「就憑牟宜之在國民黨內複雜的社會關係，他也是右派。」就這樣，牟宜之被開除黨籍，發配到北大荒勞改。
當時界定的知識份子，包括大中專學校的教授、教師、作家，文學藝術界人士，新聞、出版界的編輯、記者、翻譯，科技界的科學家、研究人員，學者，理論工作者，工程技術人員以及醫藥衛生界的醫生，專業人士和大學生等，全國計500萬人。現在公布全國被打成「右派」的共55萬多人，佔當時知識份子總數的11%。所以《人民日報》一個10人左右的黨支部，按指標要評出一個右派份子，確實不是天方夜譚的事。現在回首，覺得可悲而又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