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7年4月11日訊】可以說，雄安新區的橫空出世，讓全世界一片愕然，不過，反應最快頭腦最為清醒的是股市投資者及樓市的投資者。隨後，無論是香港的股市還是國內的股市，其所謂的雄安概念股立即轟然上漲，市場甚是熱鬧。同時，全國的住房投資者瞬間湧入了雄安新區及周邊城市的樓市，其區域的房價上漲也創歷史最高的記錄。儘管雄安新區及周邊的政府出臺一道又一道封殺房地產炒作的令，但要讓中國住房投機炒作者退出這些市場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些住房投機炒作者肯定還有在等待雄安新區房價上漲的時機。
中國投資者之所以對雄安新區的設立反映如此之快，這不僅在於中國主流媒體大力宣傳雄安新區設立是如何步深圳特區及浦東新區之後塵，更重要的是中國投資者預期雄安新區的經濟短期內將快速發展與繁榮，預期雄安新區將成了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又一增長極，以此步上深圳特區及浦東新區經濟發展和繁榮及房價飈升的後塵。但這些預期都是建立在具有無限聚集資源的假定基礎上。就如前十幾年北京市的發展一樣。
可以說，還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我之所以會爭取進入北京，就是在1988年第一次由上海到北京時一種直觀。當時我看到當時北京的高樓林立，就想中國經濟由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儘管市場機制對經濟作用會越來越大，但經濟生活對政府權力依賴不僅不會減弱，甚至於可能會強化。而經濟生活對政府權力的依賴性不僅表現為政府權力是一種政策性的資源分配機制，而且也表現為政府權力具有無限大的聚集社會資源的能力。所以，中國各城市資源優勢的大小完全取決於政府權力的大小及與政府權力遠近。而且市場的發展會讓整個國家經濟標的物更大，這不僅顯示出經濟生活對政府權力依賴度增強，也顯示出政府權力對社會資源分配的絕對性增強。
可以說，在上個世紀的90年代我到北京時，當時北京這個城市不僅自然資源稟賦十分貧乏、現代工業基礎十分落後，而且市場商業氣息薄弱並離現代商業文明太遠等。比如，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圖書管理的方式與我上個世紀80年初在上海華東師大圖書館相比都相差很遠。而這正是觀察一個城市社會商業文明的最為重要的窗口。但是，在之後的20年裡，北京很快成了中國經濟增長最快、城市化進程最快、經濟最有實力的城市。而北京市能夠短期時間內迅速崛起的最大動力就在於北京是政府權力最為集中、最大、最為絕對的地方。因為，在中國，政府權力是聚集資源最有效的工具及方式。而雄安概念股及樓市炒作者的預期就是建立在這樣假定上，而沒有去觀察深圳特區及浦東新區發展和崛起的動力與方式。
可以觀察到，深圳特區之所以能夠在30多年的時間迅速崛起，並創造了一個人類歷史上城市發展的奇蹟，並非以往爭論多時的漸進式改革與激進式改革，也不是多少政策性資源的注入。因為，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設立的四個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的情況來看，這些特區的政策性資源，面向的全國市場的條件都是一樣的，還有就當時的自然稟賦來看，深圳遠差於其他三個城市，但是為何其他幾個特區並沒有在短期內成長與繁榮起來，而僅是深圳特區才能突飛猛進。最關鍵的因素就在於深圳背靠了香港，而珠海背靠澳門、汕頭和廈門背靠臺灣遠不及。正是有香港這個城市的強大的經濟發展的動力源（香港不僅在於當時財富佔有十分驚人，而且在於它有幾百年的現代商業文明歷史），讓香港、全世界及中國的資金流、物流、人流、信息流、思想流源源不斷湧入深圳，再加上特區的政策性資源注入及廣闊的珠三角商業腹地則成了深圳特區之特的關鍵所在。可以說，如果不是深圳背靠香港，而是珠海背靠香港，那麼城市崛起的是珠海而不是深圳。
對於浦東新區的經濟奇蹟，看上去浦東新區要比深圳特區開發要晚10年，但是上海是中國現代商業文明史發展最早的城市，在上個世紀20-30年代上海就是遠東地區甚至整個亞洲地區經濟最為發達及繁榮的城市，它有200多年的現代商業文明史。即使是1949年之後中國經濟完全被計畫經濟所統治，但現代市場的商業文明也無法把其全部遏殺掉。我記得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上海繳交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有六分之一以上，它是全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城市。而上海生產任何商品都成了當前質量保證的代名詞。正是因為上海現代商業文明歷史及程度成了帶動長江中下游地區經濟成長的最主要動力，也正是因為上海有這種200多年現代商業文明的基礎，浦東新區的一個政策性的決策，成了這個地區資源重新整合的重要方式。如果沒有上海商業文明200多年的歷史及長江三角洲這個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腹地，上海浦東新區能夠在近20多年的時間裏迅速成長及快速繁榮是不可能的。
從雄安新區的情況來看，它未來發展的動力是什麼？它的經濟腹地又在哪裡？對於當前仍然是貧窮落後的雄安新區來說，它的現代商業文明程度及經濟增長之腹地與上個世紀80年初的香港和珠江三角洲、90年代的上海及長江三角洲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雄安新區的現代文明程度及經濟增長腹地仍然處在一張白紙上。如果按照市場法則，這張白紙要寫上文字，也得花費上100年以上時間。所以，雄安新區的成長及崛起動力源只能是政府之權力。而政府權力對資源的聚集及注入，雄安與北京之間肯定是零和博弈，即如果中央資源雄安聚集，北京要發展的機會就會減少，反之亦然。這也是為何近些來北京經濟能夠快速發展，而周邊地區的經濟則相對落後的原因所在。因為，對北京來說，其配置資源的方式與深圳和浦東完全不同。還有，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推進，經濟生活對政府權力依賴程度將減弱，政府聚集資源的能力也會逐漸弱化。
也就是說，按照市場經濟法則，即使中央政府的權力在資源配置上完全向雄安新區傾斜，但羅馬並非一日完全，雄安新區也並非一日完全，它的發展肯定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如果雄安新區要規劃為一個政治權力中心，那麼其發展速度還可能會快一些，因為政府的絕對權力會向這個地區轉移。但就目前的態勢來看，這種可能性不大。如果雄安新區規劃為一個首都社會服務中心，那麼更多的會遵循市場法則。沒有政府的絕對權力，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和思想流等，要迅速流入這個雄安新區並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早些時候投資者對雄安概念的炒作其假定條件是否成立是不確定的，其投資所面臨的風險肯定會不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