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7年4月26日訊】現象是多種規定的集合，是千變萬化的。一個新的現象出現以後就熱鬧一通，但是淺嘗輒止，沒有把基本問題弄明白；過了兩天以後，某些因素髮生了變化，可能是一種很偶然的因素，很次要的因素，很短期的因素，但現象表現就往往有所不同，於是又來一次浪潮。新的浪潮又是這樣，就事論事，淺嘗輒止。過了幾天，因為現象的變化很快，所以這個事情好像人們又不關注了。
當同樣的事情以稍有不同的面貌出現時會覺得是一個新問題，這是因為對本質沒有認識，所以新現象出現的時候，原來的那些得到的認識不但沒有深化，反而被遺忘。或者是當出現新形勢的時候原來已有的認識變模糊了，又重新來。每次都從零點開始，每次都走不遠。於是對於基本問題的研究就很不足。
所以我們在每一次浪潮來的時候都要把基本問題弄清楚，因為本質的東西是比較穩定、長期存在的。如果能夠繼承原來取得的成果，再做一些假設，把新的現象加進來，就能夠步步的深入來理解這個問題。
舉個例子，與會者預先提出的問題有上百個，隨便拿一個，現在來給出答案其實是不能的。但是我們似乎有這個習慣，要的就是答案，而不是從技術上把過程弄的更好，然後自己再來找到答案。
有一個問題，前三十多年的改革屬於政府官僚推動型的改革，新一輪改革的動力源在哪裡？這裡面好多事情都不清楚，比如，這個問題中，前三十多年改革是什麼改革？性質是什麼？為什麼它是官僚推動型的改革？好像這些都不是已經弄明白了的。
那新一輪改革動力源在哪裡？這個問題幾乎是沒法回答的，想回答這個問題要回到源頭上去，那改革內容是什麼？前三十年的改革是誰推動的？是一個社會力量推動的還是若干個社會力量推動的？那麼在這個改革過程中可能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期望，不同的做法，那麼不同的做法，不同的期望，不同的目標是同一個社會力量推動的，還是由不同的社會力量推動的？這些問題如果都不清楚的話，就沒辦法回答動力源的問題。
這個問題顯然不是此時此刻能解決的，需要搞清楚我們過去在這個問題上有過哪些發現？在這個基礎上再往前走，有可能，也許今天，也許更長一點時間可以給出答案。但我們的問題是什麼？是每一次都是把當前的問題回答了，沒有退回去，弄清楚本質的問題，所以現在接不上。
再舉一個例子，去年的供給側改革主要領域在工業，結果煤、鋼、黑色冶金普遍漲價，其它行業生產未見改觀，到目前為止成效並不令廣大民眾滿意，這是不是一個偽供給側改革？如何才能有效的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其中最大的障礙是什麼？問題就是怎麼才能推動，障礙在哪裡。
但是到底什麼叫供給側改革？這個基本問題要搞清楚。2015年提出來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怎麼變成了供給側改革？供給側改革又跟「三去一降一補」是一回事了。於是這個問題就是「三去一降一補」，或者叫結構調整的障礙在哪裡？那麼這個問題就沒法回答，因為前面有好幾層要解決的問題沒有解決。
這個問題為什麼會發生？單單就問題本身顯然沒辦法回答，要回答就要一直退回到最初，為什麼會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什麼是供給側？為什麼要結構性改革？這個口號提出以後一炮而紅，當時就沒有把這些事情追問清楚，以至於現在問題來了，無法解答。
所以我們需要研究基本問題，所有現實問題都需要研究，但是要回到基本問題，然後一層層的往現象推。亞當•斯密認為經濟發展最根本的動力在分工。還可以再討論到底哪一個抽象的最對。但是這個辦法是正確的，因為要通過研究，把本質的東西抽出來，然後一層層的把次要的因素加進去，這樣最後就浮現出整個的現實。而不是急於就現象論現象來就事論事的回答問題。
我們過去的經濟增長一個是靠人口紅利，一個靠海量投資。但是這兩個方面都碰到問題了，中國的人口紅利大概在2005年左右就已經消失了，勞動力總量從去年開始就在下降。靠海量投資來支撐經濟增長的模式已經用不下去了，它面臨著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是回報遞減。2009年那一輪刺激，增長率上升了3個百分點，而且保持了相當長的時間。後來的刺激強度不比那個時候差，但是效果遞減，到最近兩年已經沒有作用。另一方面，靠海量投資拉動經濟的負面效應變得非常大，槓桿率持續攀升，已經超過了臨界點，從去年開始，中國越來越可能面臨系統性風險。
（節選自作者在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和中信出版集團上海公司聯合主辦的「名家講堂」上的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