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中共活摘器官的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7年6月14日訊】曾獲得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人的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因為自2006年開始與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著手調查了在中國發生的盜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而引起了國際上的關注。
大衛．喬高早年學習法律，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擔任加拿大皇家檢察官。之後從政，擔任了七屆加拿大國會議員，總共二十七年。後來又擔任加拿大亞太助理國務卿、交通部長、國際發展部長，是多屆加拿大政府的內閣要員。
因為對人權畢生關注，自2006年以來，他主持了對在中國發生的盜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他和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從2006年開始做這方面關於活摘器官的調查，同年發布報告，2009年發布更新版，2016年發布第三版。
近期，大衛．喬高在接受希望之聲電臺主持人方偉採訪時，娓娓道出了他的人生故事，他接觸這項活摘器官調查的始末，以及心路歷程。
媽媽告訴我：要做傻子，不要做逃兵
方偉：作為一位律師和政治家，你有很多方向可以選擇，你為什麼選擇了人權工作呢？
大衛．喬高：你這是個問題。一般人認為檢察官是沒心沒肺的，心腸很硬，總是想把被告定罪。但是在加拿大，我們的檢察官不是這樣子，我們是要維護正義的。如果在審判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這個人是沒罪的話，我們馬上會站起來跟法官說，我不要往前走了，不指控了。很多人認為，只有辯護律師才是維護人權的，但不一定是這樣。世界上發生了太多這樣的事情，當我看到一個人因為政治迫害而被定罪，我真的是心裏搖頭。
方偉：誰對你的成長影響最大呢？
大衛．喬高：媽媽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她跟我說過一句話，說在這個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人叫做sucker，就是傻子；另一種人叫ducker，就是逃兵，碰到麻煩就逃的人。媽媽說，當碰到困難的時候，情勢變得非常艱難的時候，逃兵就會逃走，但是傻子會堅持在那裡，不畏艱難向前走。所以媽媽告訴我，記住，你永遠要做傻子，不要做逃兵。
方偉：爸爸對你是什麼樣的影響？
大衛．喬高：我非常崇拜爸爸。我的爺爺和曾祖父都是法官，但是爸爸不是法官，是個商人。每次我很興奮和爸爸說什麼事的時候，爸爸就問：「你有沒有誇大事實？」他說不要誇大事實。所以從十五歲起，我就學會了這一點。爸爸給我很多這樣人生的準則，其中一個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別誇大事實，所以我對事實非常的小心。
從什麼時候起開始對中國感興趣？
方偉：作為加拿大的政治人物、人權律師，你是什麼時候對中國感興趣的呢？
大衛．喬高：這很有意思，我第一次接觸到中國是1969年到1970年我在巴黎留學的時候。那個時候我找到一本書，就是紅寶書–毛澤東的書，那個封面就是毛澤東看著長江的圖像。我當時覺得，這個人肯定很好，他看來大概連蟲子都不願拍死。你現在會說我是個笨蛋，但是對我來說，是到後來我開始讀到更多的東西，以及我和從中國來的人開始交談和瞭解之後，我才知道這個「紅寶書」根本就是個政治宣傳而已，所有東西都是說的好聽，但他自己根本就不用的。
後來我再去中國的時候，我是加拿大的亞太助理國務卿，那個時候我沒法評論中國的人權問題，因為我是個加拿大的官員，我談中國的人權問題會冒犯中共。我現在感覺很不好，為什麼我當時沒有說，在私下裡我可以說呀？但是我沒有說，只提了一點點。那個時候我其實已經知道法輪功的事情了。1999年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而我在2002、2003年的時候是加拿大的駐亞太國務卿。現在回頭看，我都覺得非常的內疚，為什麼我當時不講話！
方偉：你是怎麼和法輪功學員接觸上的？
大衛．喬高：當時我是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所以法輪功學員就是以公民的身份來拜訪我，跟我講法輪功的事兒。他們來的時候我就會認真的聽，認真的記，然後我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方偉：你為什麼相信他們說的呢？
大衛．喬高：就是根據我對這些人的判斷。他們是誠實的人，他們來我這不是為了他們自己，而是為了在中國被迫害的其他法輪功學員。我是個檢查官，我有這個觀察力。我基本上能夠知道一個人說的是真話、還是在騙人。我知道這些法輪功學員說的是真話，但是那個時候我手裡是沒有證據的。
方偉：他們來跟你說了些什麼事情？
大衛．喬高：他們講的是家人遭受到迫害，家人被抓走了，渺無音訊了。
方偉：你什麼時候開始涉入到法輪功學員被摘取器官這方面的調查呢？
大衛．喬高：首先來找我的是追查迫害法輪功的一個聯合組織。我後來才知道，當時是美國國會有人跟他們說，你們要拿出調查報告的話，你們要去找第三者、獨立的人士。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來找到我和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我們也接受了他們的請求。
為什麼要做活摘器官這樣的調查？
方偉：你為什麼接受這個請求呢？
大衛．喬高：麥塔斯是個猶太人，他非常瞭解納粹大屠殺猶太人的事情。當時我們就想說，為什麼不呢？我們就開始調查中國器官摘取事情的原委。後來我們找到了32類不同的證據，來證明這件事情的真實存在。
方偉：在你開始調查的時候，你是不是已經有所取向了，覺得這件事情是存在、還是不存在的了？
大衛．喬高：沒有，我們一開始調查的時候完全沒有結論。也就是說證據把我們領到什麼地方，我們就會做什麼樣的結論。因為我們的是一個獨特的法律上的論證，我們沒有辦法去中國做親身的調查，所以我們是用旁證來做的。也就是說，隨著我們調查的深入，如果這個大規模的器官摘取不存在的話，後果是如何；如果它存在的話，後果又是什麼。結果呢，前者都沒有，而後者相應的證據一個個的浮現。所以，最後我們非常不情願的得出結論：大規模的器官摘取的事情，真的是存在的。
方偉：您在活摘器官方面做了十年的調查，過去的十年都在追這件事情。作為這個領域的專家，您查出來的真相到底是什麼呢？
大衛．喬高：有錢的中國人他們需要器官，還有就是外國人，像美國人和加拿大人，也有需要器官的，他們就搞器官旅遊。我們現在知道整個事情是怎麼運作的。比如說你在舊金山或在渥太華，你需要一個器官，那你就付很多很多的錢，然後就有人把你安排到上海，住到上海第一人民醫院，在那裡他們會給你驗血。驗完血之後，他們會進入一個電腦資料庫，去查和你的器官相匹配的器官。
我們都知道這個匹配可不容易，有的時候是1比10、甚至是1比100才能找到一個相匹配的器官。找到了器官匹配的人之後，這個人在什麼地方呢？比如說他在250號營地，或者250號集中營，在那裡會找到這麼一個可憐的人，這個人很可能就是法輪功學員。我們和很多從集中營跑出來的人做過交談。他們說他們在裡頭會被驗血。那時候集中營關的其他犯人還會抱怨說，醫生這麼照顧法輪功學員（老給他們驗血）。其實不是在照顧法輪功學員，不是在治療，而是在做血型的匹配。
我們和遼寧瀋陽蘇家屯一家醫院醫生的太太安妮做過調查。安妮說，他的先生就是在蘇家屯，在2001年到2003年兩年期間，做了2000例眼角膜摘除手術，從2000個法輪功學員的眼睛上，把他們的眼角膜摘掉去做移植。當然有人會說，那你怎麼知道她的先生說的是真話呢？你跟他先生談過嗎？她的先生其實後來跑出中國了，住在加拿大。但是他不願意跟我們見面。但是我們跟他太太安妮談了很長時間，做了很多詳盡的調查，有時候一天要跟安妮呆上8個小時，反覆的問她，並且把所有的證詞都寫下來。
去年我們剛剛出了更新版的調查報告，這個報告本身就700頁紙。有2000個訊息的來源。我們查遍了中國所有的醫院，病床的數目，所有這方面的訊息我們都做了收集。所以我們的一個保守的結論是，每年有5萬個器官移植，這是個保守數字，實際的數字可能在5萬到20萬之間。每年有這麼多的器官移植，但是器官的來源不明。
調查器官摘取——你們這樣做是不是反華？
方偉：這麼多的工作，這麼多的調查，要花多少的精力，多少的人力，你們的經費是哪裡來的呢？
大衛．喬高：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我跟麥塔斯，沒有人付我們一分錢。法輪功也沒有付我們一分錢。我們不是一個拿了人家錢，給客戶做事情的這樣一個律師，我們沒有客戶，所以我們查什麼、不查什麼，也沒有人告訴我們。我們自己去決定，該怎麼查我們就怎麼查。
最近在梵蒂岡召開了一次和器官販賣相關的大會，我們想出席這個會議去做我們的報告，但是他們不讓我們去。但是我們後來覺得驕傲的是什麼呢？教皇本來也要去那個大會的，但是後來沒有去。我們想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的影響，教皇選擇了不參加這個大會。
方偉：你們讓教皇知道了器官摘取這個事嗎？
大衛．喬高：我們有盡力去和他溝通，我們沒有見到他，但是我們傳遞的資料他有可能看到了。你知道在一年前，關於器官摘取的事情，教皇就表示了非常強烈的反對態度。所以我們希望呢，他知道這件事情，並且採取了行動。
方偉：有的中國人會說，你查這個事情是對中國有不好的意圖，是反華的行為，你怎麼看？
大衛．喬高：我們絕對沒有反華，我們不反華，相反，我們非常喜歡中國人，我們喜歡中國的歷史，喜歡中國的文化，我們反對的是中共政權，他們對自己的人民太不好了。
方偉：您花了這麼多精力投入對中國的人權關注，特別是法輪功學員被摘取器官的事，為了這個事您走了五十個國家，在過去的幾年四方奔走，呼籲各方對中共活摘器官的關注。您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麼？
大衛．喬高：我的人生目的有很多，對我的孩子有我的責任，對我的家人有我的責任，我也是加拿大的國會議員，我也有盡內閣部長的責任。同時，我也有責任講真話，包括對強權講真話，在幫助別人方面，我也有我的使命。我希望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問題，存在於很多的國家，我試圖為那些沒有聲音的人發出他們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