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病和新流民（圖片來源：Chris Kleponis-Pool/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7年8月30日訊】中共十九大前夕日益狂熱的氣氛裡，中國社交媒體的熱門話題卻和十九大幾乎「毫不搭界」。
歐洲的夏天通常無新聞，因為議會休會、政客們都去度假了，只有偶爾發生的恐怖主義事件才會打破茶杯裡的風波。而中國的夏天則不然，一方面是最為緊張卻苦無消息的北戴河會議，另一方面卻彷彿水深火熱之中：暑期的國產電影保護月終於製造出戰狼式的民族主義消費浪潮，近年罕見的天鴿颱風席捲港深等地，而整個華北乃至更大範圍也經受著整個夏天的環保風暴，各種環保排放可疑的中小型工廠、甚至餐館小店都面臨著強行關閉。
不過，十九大前夕日益狂熱的氣氛裡，中國社交媒體卻在熱議東北青年的編製狂熱，連帶憂慮著「東北病」。特別是當北京恢復「拆牆打洞」、清理「低端人口」的運動如火如荼之際，東北青年打破頭爭搶編製身份、同時展現「中國有嘻哈」的「喊麥」姿態，刷屏背後總有一種兔死狐悲的社會不安正在蔓延。無論是忙於求職還是備考公務員的青年畢業生，或者端著保溫杯的倔強中年，似乎都能感受到「十九大」前後一場暴風雨來臨前的奇異世相。
這種不安，大概是人們對「東北病」即將大規模蔓延的擔憂。而所謂「東北病」，表面上沉痾甚久，因僵硬腐敗的層級官僚體制統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太久，人民無力逃離，社會活力盡失。而真正令人擔心的，特別是關內人民擔心的，倒不是國企衰敗或資源耗竭後人們老無所依，也不是一些天真學者相信的東北社會可能如卡爾．波蘭尼的「大轉折」一般最終進行市場自救，雖然北京動批、廣州天河和整個海南都能看到活躍的東北口音小販在為謀生而奮鬥，而是東北普遍的「新流民」現象。
這些新流民，不是清朝末年闖關東採參、淘金、種地、燒鍋的經濟移民，那種因災荒人禍瀕臨絕境而抱著求生意志到處闖蕩不惜坐姦犯科的舊式流民——從黃巾軍到李自成，那一直是過去兩千年中國儒家文人的焦慮所在。而是越來越多的人游離在傳統的工人階級之外，處於失業半失業狀態，只靠微薄的「低保」或者不穩定的工作生活，近乎無業遊民。美國社會學者蘇之慧，將這種不穩定工作狀態形容為「永久臨時工」。由此產生的不安全感和不平等，恐怕才是東北病的真實寫照。甚至連今天的發改委高層都有的「放棄無底洞一般的東北振興計畫、大不了把東北人民養起來」的想法，某種程度上也需要為此負責，官僚和國企失敗共同製造了越來越多的「新流民」，而對內地知識份子或沿海人民來說，沒有任何理由嘲笑東北青年如何為謀求體制內的編製——一個穩定工作。
用斯洛維尼亞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齊澤克的話說，即使為了被長期剝削，在今天也成為一種特權。他的這番話說於2012年，用來解釋2011年蔓延全球的茉莉花革命和佔領華爾街運動。對今天的東北青年來說，體制身份所意味的穩定工作，固然耗盡了所有家族資源和人生選擇機會，卻也確實是一種當包衣的特權，那是對「新流民」的社會恐懼。
齊澤克的解釋和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蓋.斯坦丁2011年出版的一本書有關。斯坦丁最早提出「新流民」的概念，將它歸為全球化的結果，在全世界製造了越來越多的不穩定工作和半失業者，然後是巨大的不安全感和不平等，由此產生了一個「危險的階級」，至少打破了20世紀以來有關穩定就業和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社會期待和價值觀。例如，德國施羅德政府時期推行的哈茨IV改革計畫，包含一個所謂迷你工作，以每月300—450歐的報酬鼓勵失業者進入低薪服務業，雖然極大改善了失業率統計，以巨額財政補貼製造了社民黨政績，卻將許多人趕出了領取社保的大軍，淪為新流民。而每週非全時工作、無一年以上合約的工作人口在德國、全歐洲的比例越來越高，將幾乎整個中下階級都拉入其中，形成一個傳統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之外的「新流民無產階級」。
這可能是21世紀最重要的階級結構變化，而且無法再以舊的階級分析或者社會分層話語來解釋，也打破了工業革命以來才逐漸定型的圍繞穩定就業而產生的各種階級觀念和生活方式，也因此有著斯坦丁所警告的「危險」所在，並且有時通過各種顏色革命的爆發表達出他們的政治不滿，有時以「鏽帶」選民的投票選擇了民粹主義。例如開羅塔希爾廣場，我個人在2011年初即觀察並撰文報告，指出那是一場剩男剩女，主體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子女在全球化衝擊下面臨中產階級的貧困化，而發動革命。這也是21世紀生產和社會大轉折的開始。
對中國來說，儘管新流民現象早已存在，卻被主流社會視為理所當然。因為新流民的先驅是農民工，特別是其中的建築工人群體，大部分缺乏正式勞動合同，也無社保，不僅被城鄉二元體制的社會隔離繼續隔離在城市生活之外，無法融入，也處於《勞動法》和《建築法》的法外之地，長期以來不得不為欠薪問題、為家庭分離、為老無所依所困，被蘇之慧稱為中國新流民的代表群體。多達2.7億的農民工整體，也屬於這一新流民。
不僅如此，就像連學術界都出現「學術民工」、宣傳領域也有大批短合約的「新聞民工」，不穩定就業的情形正在各行業、各省市蔓延，甚至包括傳統產業工人的重鎮——汽車製造業也大量採取派遣勞務制，新流民正在以派遣工的方式急速改變著傳統工人階級。而教條主義學者們居然還在「工人階級消失」的悵惘中夢想再造工人階級。
就連新興的中產階級，也因新流民的擴張而面臨剛剛形成就將消失的危險。因為所謂「網際網路創業」的政策暗示而出現新的大批「網際網路新流民」。這些網際網路流民，既包括淘寶店主、微商，也包括寫代碼的碼農們，還包括更多的「職業」水軍和「自干五」，甚至一些失敗的創業者。他們雖然大多接受過高等教育，卻普遍缺乏穩定勞動契約，缺乏社保，也甚至缺乏穩定住所和家庭，形成一個中國特色的碼農群體或者「屌絲」階級。最近在天津發生的多起大學畢業時陷入傳銷而意外死亡的案例，正是這一「新流民」現象的一斑。以傳銷為標誌，東北病下的「新流民」正在從關外向關內、從天津向內地、從網際網路業向傳統知識工作急速擴張，對流民化的恐懼也正伴隨著對東北病的嘲笑瀰散在全社會，對這個「危險階級」的社會恐慌已經形成。
畢竟中國已經是全球化最堅定的支持者，儘管依賴著全世界最大規模的新流民的低成本，也繼續在國內、在全球擴大再生產著新流民階級。新流民的出現和恐慌，不僅是東北病，還是全球化的病。全球化製造著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同時，也在以生產流民階級的方式瓦解它。
面對恐慌，對新流民的個體來說，終身教育或許是一個緩解之道，也是新流民永久化的標誌；而如果選擇移民，無論從關外移到海南，還是從中國移民到海外，都不過是流民和流民身份的繼續罷了。他們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都同樣要面對民粹主義的盲目排外、製造社會隔離、清除「低端人口」等等。全球化的堅定支持者和堅定反對者，都在重新利用納粹20世紀對世界範圍的流民——散居民族的猶太人的社會恐慌動員法西斯主義一樣，醞釀各種新法西斯主義。那才是人類文明真正的憂慮，全球化的罪惡風暴。這或許才是十九大降臨的真正氣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