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江青1939年在延安帶頭非法同居。（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35年中共紅軍在國軍的圍剿下潰退到陝北後，隊伍中除少數女兵，幾乎是清一色的男性。由於常年征戰，加之陝北當地女性資源緊張，不少老幹部、老紅軍未及成婚。所謂老幹部，是指資歷，有人參加革命十幾年，卻只有二十六七歲。
抗戰爆發後，大批青年女性從全國各城市陸續來到延安。這些有文化、頗具文雅氣質的知識女性，便成為老幹部們「覬覦」的目標。不少老幹部在延安組建了家庭。而曾盛行延安的交誼舞，也幫了他們很多忙。梅劍主編的《延安秘事》中記述：
舞會在當時之所以特別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娛樂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之外，還因為參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齡女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為補償大多數高級將領由於軍務倥傯而耽誤的青春，鼓勵和幫助他們解決婚姻問題。……當時延安的高級領導人，師級以上軍官中80%的人都是在這一時期戀愛、結婚、成家、生子，延安對他們是一種溫馨、甜蜜的回憶。
然而，對很多知識女性來說，老幹部只習慣於吃飯、睡覺、打仗，談戀愛卻很無趣。當年延安曾流行這樣一個段子：
有個女知識青年與老幹部談戀愛，晚上散步，女青年說：「今晚的月亮真好看。」老幹部說：「好看什麼?銅洗臉盆子!」
留法文學女博士陳學昭在《延安訪問記》中這樣描述某些老幹部的婚戀觀：
雖然他知道男女平等，男子應該尊敬女子，……但偏偏有些時刻，一下子，他忘記了!眼前卻只映起在小時候他在農村所看到男子的搶婚，養媳婦這一類事……一個女子怎麼不接受男子的愛?
對此，延安中央黨校的女學員們曾約定：不嫁老幹部。但是，在現實面前，很多知識女性卻在找知識份子還是找老幹部之間，面臨兩難抉擇。丁玲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的《三八節有感》一文中，這樣描述延安女性的尷尬：
女同志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而不會使人滿意的。……她們被畫家們諷刺：「一個科長也嫁了麼?」詩人們也說：「延安只有騎馬的首長，……藝術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們也在某種場合聆聽著這樣的訓詞：「他媽的，瞧不起我們老幹部，說是土包子，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想來延安吃小米!」
詩人何滿子就是因此而失去了女友。1938年，他與志同道合的女學生郭維瓊經武漢到延安。何在陝北公學學習，郭進入安吳堡青年訓練班，兩人保持著親密聯繫。約半年後，何忽然接到郭的來信，言組織上安排她陪同一位老幹部到晉察冀前線。
何滿子在名為《跋涉者》的自傳中回憶：「陝公」與安吳堡青訓班常有人來往，我得知一些情況，知道我們的關係完了。
曾在抗大、中央研究院學習的石瀾，卻因與老幹部結婚而受到質疑。她於1942年同被稱為「紅軍書法家」的舒同結婚。她在《我與舒同四十年》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婚姻：
我是一個貌不驚人、才不出眾的女子，涉世未深，只因國難當頭而投奔延安尋求真理，承蒙錯愛。
但在後來延安整風的審干運動中，石瀾卻被審干人員質問：
你是怎樣選擇和舒同結婚的?延安有那麼多年輕男子追求你，你都沒有看上，偏偏找個比你大十多歲的老紅軍，是不是因為他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
當年的延安，許多老幹部與知識女性成就了紅色婚姻。但因雙方巨大差異，也釀成了一些悲劇。女博士陳學昭在《延安訪問記》中這樣寫道：
他們有的從沒有見過資本主義社會，也更沒有接觸過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女子，不用說，更沒有戀愛過，他們也不會知道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女子會玩些什麼把戲。當他們，有一天，愛了的時候，那種方式，將是十分粗糙，十分激烈，而成為帶一點原始性的悲劇。
黃克功逼婚殺人案，就是當年老幹部追求知識女性未遂而引發的慘劇。當時黃在抗大任隊長，被害人劉茜曾是他下屬的學員。黃克功逼年僅16歲的劉茜與他成婚。被劉茜拒絕。當年審訊黃克功的檔案中有這樣一段記錄：
問：你知道她今年有多大年紀嗎?
答：知道，16歲。
問：既知道她多大年紀，為什麼還要求與她結婚呢?
答：她的身體已發育完全了，不像是16歲的人……因為她公開或不公開地破壞我的名譽，故我恨她才打死她。
黃克功案驚動了中共領袖毛澤東。黃在井岡山時期就參加紅軍，出生入死，他在法庭上曾亮出了身上的傷痕。他本指望上書毛澤東能獲得將功補過的機會，沒想到，毛澤東在給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的覆信中，堅決支持對他判處極刑，並要求當庭向群眾宣讀這封信。《徐懋庸回憶錄》中這樣記述毛澤東後來對這一案件的評判：
這叫做否定之否定。黃克功一粒子彈，否定了劉茜，違反了政策，破壞了群眾影響;我們的一粒子彈，又否定了黃克功，堅持了政策，挽回了群眾影響。
對於延安時代隱藏在單調、枯燥生活背後的誘惑和戀情，留法文學女博士陳學昭在《延安訪問記》中這樣表達她的感受：
邊區將來也許會成為中國有名的結婚與離婚的城市，像美國聞名的「結婚城」一樣。
陳學昭自己的婚姻也在延安畫上了句號。她與丈夫、留法醫學博士何穆在法國結婚。沒承想何穆來延安後另有新歡。1942年8月，兩人最終在邊區法院辦理了離婚手續。與此同時，一些來自異國的洋人，卻在延安展開了他們的跨國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