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帶來的壓力讓歸國的工程師常常透不過氣 （圖片來源: 看中國攝影圖 黎天藝）
【看中國2017年9月31日訊】這輩子好像就這樣了。老梁（化名）在自己的35歲生日宴上嘆了口氣。
在旁人看來，老梁是讓人羨慕的——5年前從美國常春籐名校拿到了博士學位，之後順利進入Google矽谷總部工作。又因為有博士學位和在校時發出的有份量的論文，畢業不久就拿到了美國身份。
同時，老梁在房價趕超北上廣的矽谷有一套50來萬的公寓。相對比其他升職順利的工程師惦記著咬咬牙買在斯坦福大學隔壁200萬的學區房，這樣的生活顯得不算寬裕，但對比那些非科技公司職員來說，這又是讓人羨慕不已的。
但老梁在矽谷呆的越久，工作經驗越多，他就越對自己失望：「難道這輩子就這樣了？不上不下。」
在他看來，矽谷像個養老院，Google有不錯的薪水、細緻到家的福利，但在這兒它實現不了個人價值，無法突破天花板帶領團隊，但他又不甘心一輩子自己在碼代碼。想想公司裡20出頭的、衝勁十足的年輕人，他有些絕望。
在生日宴的第二個禮拜，老梁咬牙辭掉了Google的工作，留下太太和兒子在矽谷繼續保留美國身份，毅然回國，加入了阿里巴巴。而他身邊，還有其他一群「老梁」在猶豫和觀望。
中年工程師的回國野望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35歲就成了中年危機的代名詞——儘管矽谷的中年工程師們生活上已經沒有太大的壓力，但是他們仍然避免不了職場上危機的到來。
這批在全世界人都羨慕的科技巨頭工作的中年人們在內心，有些時候對自己是否定的——他們認為在這個對工程師來說最好的時代裡，他們其實可以做的更多，卻因為無形的「天花板」成了一枚科技大公司裡的螺絲釘。
儘管矽谷可以提供給他們足夠的錢。根據美國2015年的一次人口普查結果來看，美國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數在5.5萬美金左右。在矽谷，個人收入中位數也僅有7.6萬美元一年。而矽谷科技公司，尤其是所謂的「FLAG」（Facebook、LinkedIn、蘋果和Google）四大科技巨頭裡，工程師的個人年收入大概20到40萬美金。
「儘管這樣也不錯，但是我想試一次，再上一層樓。」老梁說在矽谷再「混」個十年，也沒有可能參與到公司層面的決策和戰略的討論。老梁說自己一直想「做點事兒」。
「在美國做工程師，很快就可以有小富即安的生活。但中國工程師想要打破這種固化的階級——越來越多的矽谷人相信要想大富、大成功還是得回國。」吳睿智說。而這樣的「大富」並不是這一代華人工程師憑空的臆想。矽谷回國創業、加入科技公司擔任要職的先例——無論是離職Google回國創立了出門問問的李志飛，還是從斯坦福大學回到中國打造了小紅書的CEO毛文超，都是仍然滯留矽谷工程師內心渴望成為的樣子。
而矽谷工程師這種猶豫著想要通過回國改變「命運」的慾望，往往會被一封或幾封安靜地躺在LinkedIn賬戶內的獵頭或者來自中國科技公司的HR的站內信所點燃。
加入獨角獸！
吳睿智和老梁一樣，也曾經是矽谷的一名工程師，後來他開始兼任矽谷最大華人工程師社區巷CEO，來來往往的中國公司見多了，也加入了國內的一家勢頭頗為強勁的人工智慧公司——Rokid，並擔任公司的北美負責人。加入Rokid，儘管還留在矽谷分部，但他卻需要時常地中美兩地出差。對吳睿智來說，半隻腳踏進國內市場，比老梁那樣不管不顧拋下家庭直接回國要來得穩妥。
但更多的是中國公司還是希望能直接把人帶回國。幾家競爭對手同時來矽谷掀起新一輪人才爭奪戰就是個很好的證明。而人才拉鋸中，火藥味最濃的，就是在中國劍拔弩張的兩家共享自行車巨頭摩拜和ofo。他們在Uber總部舊金山扯起了擂臺戲。
「Uber撤出中國後，ofo和摩拜都來矽谷搶人，而且就盯準了Uber美國總部的華人工程師。」知情人告訴「硅星人」，為了比對方搶到更多的人，兩家共享自行車公司都不斷加碼，為「獵物」提供超高薪水和高出預期的職場上升機會。
一個有幾年工作經驗的普通工程師轉身回去就是負責人甚至是總監，這種突然飛上枝頭帶領團隊的機會是這些工程師在Uber再多干5年也得不到的，更不要提還有這些超高估值的創業公司的期權和股份。「說到底技術能力比國內的工程師好多少不好說，但是把這群在北美的人溢價（overvalue）挖回去，資本的故事就更好講（吹）了。」知情人說。
而在整個Uber搶人戰中，ofo的首席產品官陳為就成為了替公司衝在前線的第一人。
今年3月，早前為Uber中國產品負責人的陳為加入ofo擔任首席產品官。陳為有著很強勁的跨國背景和人脈，尤其是她曾在矽谷學習、生活的經歷讓她成為了ofo和矽谷人才的橋樑——她不但擁有矽谷最頂尖學府斯坦福大學的MBA學歷，且在2015年加入了Uber位於舊金山的總部，任資深產品經理。更早時間，她也曾供職於微軟、甲骨文、SAP等矽谷科技公司。
「據我所知，陳為這兩年有很長一段時間往返於中國和矽谷，並且在矽谷不斷地見人、挖人。」知情人表示。
和陳為一樣一回到國內、大踏步前進的人並不在少數：他們都有一個特點，就是選擇回國加入一家勢頭凶猛猛的獨角獸公司。
出生在北京，十幾歲就來到美國讀書，並且已經在美國呆完第17個年頭的鄒嘉同樣曾經是Uber舊金山總部裡中國團隊的一員。曾經在Uber帶領一個小團隊負責產品研發的他已經成功被摩拜自行車說服拉回國內，成為摩拜自行車的新任副總裁。
離開生活了17年的矽谷回到北京是一個對整個家庭影響都很大的決定，但整個決策過程他只花費了兩天。「公司找到我的方式就是聊天。摩拜的CEO其實早前就是Uber的總經理。看他發展不錯，也很相信公司的願景，所以我自己很快做出了決定。」他說。
鄒嘉多次提到摩拜中西合璧的團隊背景，除了CEO曾經在Uber中國工作過，CTO曾經有一年以上的海外工作經歷，其他5個副總裁也全部有海外或者至少外企的工作經驗讓他更加堅信回國加入摩拜是非常適合自己的決定。
「在美國，我不可能接觸到公司層面的決策。但現在加入摩拜以後，我真正地能感覺到我們在改變世界，至少我能真切地感覺到我能帶給公司的直接價值是什麼，也能清楚地瞭解公司能給我什麼樣的成長空間。」鄒嘉說。
鄒嘉表示自己非常享受這個過程：帶領更大的團隊以及處理新的問題的確有很多挑戰，但是正是這些挑戰推動他繼續學習，變成更好的自己。
「這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事業上視野更寬，能夠看的更遠。」鄒嘉表示。回國的確滿足了他曾經在矽谷對於回國的這些設想。他身上的矽谷光環的確在入職時讓他比其他競爭者更有優勢，也讓他獲得了更高的薪資待遇。但這樣的光環可能也就能持續一個季度，之後，只有過硬的能力才能給他的矽谷光環續命。
在他周圍，從Uber美國離職回國加入摩拜的大概有4、5個人。其他從Uber加入摩拜的員工也發展得很順利——在美國可能只是一個Tech Lead，但是到了摩拜以後基本都升任了高級經理。一次回國的跳槽基本能讓他們職位上升兩到三個台階，如果在Uber硬熬的話，最少也要六七年。
鄒嘉在加入摩拜之後，也曾經作為說客勸說矽谷同行回國一起奮鬥。但因為曾在就職Uber時和Uber簽署了員工準則，所以離職一年內他並沒有主動回到美國挖前同事。這樣的潛規則其實矽谷各大公司都有，但即使他不主動開口，一些Uber的前同事看他回國發展不錯，也會主動請求被推薦嘗試回國。
選擇比能力更重要
儘管各自的想法不一樣，但是受訪者們都反覆強調了一個觀點：選擇比能力更重要。
更多情況下，喊矽谷華人工程師回家的中國公司內心有著自己的小算盤。他們漸漸認清一件事——矽谷工程師越來越不「值錢」。
「2013到2015年是中國投資人在矽谷的投資熱，那個時候矽谷華人隨便創業個公司就會有大批的中國投資人搶著塞錢。」吳睿智說。出門問問、小紅書都是那一陣子抓住機會的矽谷華人的成功案例，這兩年，反而是回國加入科技公司的潮流來了。
曾經在Oracle矽谷總部做工程師，最終在2015年回國下海創業成為了跨國獵頭的吳傑也有同樣的看法。幾個月前，他們為包括阿里巴巴、攜程、京東在內的中國科技巨頭在美國開了招聘會來吸引美國華人工程師等人才加入回國大軍。「活動報名近3000人，到場的人數也不低於1000人。」吳傑說。
嚴格意義上講，吳傑自己也是個矽谷工程師回國的例子。他比一般工程師能說會道，更外向，也更有生意頭腦，用旁人的話說，「看著完全不像是工程師。」
那些已經回去的人，每每晒在朋友圈都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樣子，總能讓還猶猶豫豫留在矽谷的工程師心裏好一陣發痒。「創業圈子裡的人口中只有好消息。」吳傑開玩笑道。
被這種「好消息」刺激久了，一些矽谷華人也想著自己能成為他們中的一員，依靠回國讓自己瞬間身價倍漲——成為下一個李志飛，下一個鄒嘉。
但不幸的是，「矽谷」二字已算不得金字招牌，至少對於已經套路門清的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來說。
「我們給這種大型科技公司遞出去的來自矽谷的簡歷，20份也就有一個人能拿到錄取通知，有的時候待遇還特別一般。」吳傑說，BAT已經不願意為矽谷標籤付出高額的代價了。
「相對比前一兩年加入中國的科技獨角獸成為CXO，或者加入BAT直接升任副總裁，現在矽谷回去的人已經錯過了好時候，越來越不值錢了。」矽谷的品牌效應在變弱是吳傑這兩年的感受，尤其那些本身在矽谷級別就不高的，或者所在的組不是公司核心業務的工程師就更難以得到BAT的另眼相看。
Google廣告組的普通工程師可能能收到20個錄取，但是另外一個邊緣項目的高級工程師反而一個錄取都收不到。在招牌矽谷回國技術人員的時候，能力和能為公司提供的實際價值才是第一位的，但很多想要回國的工程師對自己沒有一個清楚的認識，仍然把矽谷的發達、尖端當作是自己的標籤。他們沒有意識到，想要通過回國這個跳板獲得高薪水、高職位，難度變得越來越大。
在BAT的眼裡，矽谷普通工程師的能力相對比國內工程師來說，差距越來越小。所以越來越多想要回國的工程師最後在錢上談不攏，放棄了。這樣的例子很太多，導致他和他的團隊已經不願意把精力浪費在這樣一單一單遞簡歷。
回國之後要做的選擇非常重要。在吳傑看來，加入一家自己瞭解的、靠譜的、發展勢頭好的科技公司一般讓自己的職業發展上一個大台階；相反，加入一些還未成氣候的小型創業公司，雖然回報可能更大，但也可能充滿讓人心寒的心機。
「回國後在初創公司被利用完，榨干了價值然後當成棄子拋棄掉的故事是家常便飯。」他說。
新「江湖」裡的「跟不上」和「瞧不上」
吳傑身邊出現過不止一例這樣的事情：
很多創業公司從矽谷挖人才看重的並不是他的能力和技術，而是用矽谷人才的加入來講資本故事。這也是國內創業圈融資的一個手段。為了用矽谷大牛講好這個故事，初創公司甚至會發出比CEO待遇都好的工作Offer。但是故事講完，融資成功，這些矽谷工程師的價值就縮水了，創業公司也就不會願意繼續支付過高的薪水了。或者當公司經濟狀況遇到問題，性價比較低的歸國人才就成了第一個被遣散的人，降薪、降職更是屢見不鮮。
「相對比大公司穩定的歸國政策、待遇，歸國加入自己不瞭解的創業公司風險是非常大的。」吳傑說他個人並不建議歸國的工程師貿然走這條路。以他過往的經驗來看，歸國加入小型初創公司的歸國工程師大概每半年就不得不跳一次槽。如果中途想加入阿里巴巴這樣的大公司，也很難保住創業公司的高職位和高薪水。
但是選擇了加入大公司的工程師們，也有自己的抱怨。
「國內好累，不光身體累，更是心累、壓力大。還是原來矽谷好。」回國面對糟糕的空氣已經咳嗽了一個多月的老梁在給太太的電話中多少暗示了自己有點動搖想回矽谷的意思，並表示看不慣國內公司裡的「那一套」。
「他誰都瞧不上。」老梁的太太在和我的電話裡嘆了口氣。
這種「矽谷精英」的傲氣不光老梁有，幾乎大部分歸國的矽谷人都有。但可惜，新僱主有的時候沒有給予合適的工作環境、加薪升職機會來安放這種優越感。
「在矽谷，大家都覺得自己無法升職的原因是因為印度人和白人和透明的天花板在上面壓著。所以科技巨頭裡，能做到Director（主管）、VP（副總裁）就已經是頂頭兒了。大部分人也就做到Senior（高級工程師）。」一位從LinkedIn離職回國加入杭州阿里巴巴的年輕工程師張曉告訴「硅星人」。
「但實際上，升職還是在美國更容易一點——回國競爭太大了，其實更難。」張曉說一旦加入阿里巴巴的團隊，無論美國回去的，還是國內招聘的，在升職上的考核評定都是一視同仁的。
這讓老梁和那些矽谷回去等著被「重視」和優待的精英們感到失落。
「現在，因為你從矽谷回來就高看你一眼的時代已經漸漸不在了。」張曉覺得國內的同齡人可能技術上不一定比矽谷回去的好，但是軟實力上——尤其是和人打交道的能力上，有的時候矽谷回去的反而不如本地的。
久而久之，那些沒有順利升職的從矽谷回去的人就會心裏有了落差，甚至是抱怨和反抗。
但是，比起老梁「瞧不上」國內那一套，從公司的角度來看，矽谷回來的人同樣也「跟不上」國內的腳步，或者說達不到公司對他的期待。
「我招聘一個矽谷回來的工程師要花費比國內高4倍的薪水，對他們的期待絕對不是一個普通工程師一樣的期待——我想看到結果。」一位國內不願透露姓名的初創公司CEO表示。
「中國僱主比美國僱主更急於在短期內看到結果。這種期待對于歸國的矽谷工程師來說壓力是極大的。對于歸國的工程師和科學家來說，將越高深的知識轉化成產品就需要更長的時間，尤其是當僱主想看到的是一個國內工程師不可能完成的產品的時候。如果僱主的缺乏耐心和歸國工程師短時間內無法完成‘不合理’預期一直矛盾存在，那早晚會出問題。」吳睿智對「硅星人」說。
很多情況下，無法按照預期提交產品和結果有的時候問題並不出現在能力上，而是卡在「人」上。而這一塊，是不少矽谷工程師們尤其不擅長的領域。
「不是美國沒有江湖，而是在美國的大部分華人沒有升職到有江湖的階層。」吳睿智說。他認為公司政治對於矽谷歸來的工程師來說是極其陌生的。尤其對於那些被突然空降到國內科技公司管理層、在矽谷缺乏管理經驗的工程師來說，相比工作壓力，這才是最難的一關。
中國職場上直白和刺刀見血的鬥爭有的時候會讓矽谷回國，打算感受祖國溫暖的工程師感到心寒。
「在國內，搞不定人，就什麼都搞不定。初創公司裡的元老們看不慣空降兵，就會出現各種排擠。無論手段怎樣，總之就是不配合讓你無法完成你該完成的業績和產品。最終，空降兵們會被老闆和同事質疑，甚至自動離職。」吳睿智說，「空降兵不好幹。」
呆不住的中國，和逃不回去的美國
高不成低不就的情況下，一大批矽谷歸國的工程師都開始考慮再次逃離，回到曾經的舒適圈——矽谷。但離開容易，再回去可就難了。
吳傑說在美國，工程師做的事情相對專一。但一旦加入中國的創業公司，由於人手問題，經常要面臨非常雜亂的工作內容，所以在重新面試矽谷公司的技術面試時往往會意外敗下陣來。在這點上，Facebook對於員工離職一年內可以重新免面試回到原來崗位的政策就顯得法外開恩。
而另外一些歸國的矽谷工程師無法回到矽谷的原因，更讓人震驚——因為出軌，他們在矽谷的家庭早已經支離破碎。
「很多回國的人後來都出軌了，這事兒變得很普遍。」身邊幾位矽谷回國的工程師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但也都表示，自己是絕對不會這麼做的。
鄒嘉回國之初就帶上了已經在美國生活了十七年的臺灣太太舉家搬到北京。儘管太太最初剛到北京時生活上有一些不適應，但鄒嘉仍然認為一家人在一起更重要。
這樣的做法是明智的——的確一些離開矽谷的老實人「不老實」了。這樣的描述很難讓人把他們和矽谷那群不浪漫、甚至有些木訥的工程師聯繫在一起。
周洪（化名）就是這樣一個活生生的繳械投降的例子。兩年前回國的他目前已經和在矽谷的前任太太離婚，並且和出軌的對象結婚。
在矽谷，周洪就是萬千碼農裡最普通的一個。「一塊招牌砸下來，至少就有三個他這樣的人。」他的朋友評價說。但是一回國，他的矽谷光環、高學歷、高薪工作、美國身份都讓他從「不起眼的老實人」，變成了異性眼中的人上人。直到最後出軌成為「負心漢」，這樣的轉變連周洪自己都不願承認。到現在，他都認為這不是出軌，而只是「遇到了更合適的人」。
「國內的有些小三太厲害，生扑啊！傻呆呆的碼工哪兒見過這架勢。」有人評論說。
但在矽谷的人看來，原因也不是這麼簡單。其中一位受訪者表示，回國出軌不單是男性花心以及國內的誘惑，更多的是因為夫妻兩個人長時間異國缺乏溝通和對彼此生活壓力的瞭解。
回國新公司帶來的無法完成預期的壓力讓歸國的工程師常常透不過氣，壓力也大到難以想像，尤其是對仍然生活在矽谷‘養老’節奏生活中的全職太太來說。這個時候，身邊能幫上忙的異性同事的關心、理解瞬間就可能讓已經因為常年異地失去感情的夫妻出現婚姻裂痕。有人打比方說，他們留在矽谷的太太，就像是《我的前半生》裡的羅子君，而他們描述中獨自回國的矽谷工程師，也不過是老實巴交的陳俊生。
儘管有很多出軌的先例擺在眼前，老梁還是選擇了回國，他相信自己就是那個永遠不會改變的老實人。但是他的太太，卻沒有那麼放心。因為孩子，她只能選擇留守在大後方。
「你記得戴好我送你的戒指！」他的太太在老梁啟程前一天的晚餐時囑咐。她想讓老梁在接下來的四年裡，在遙遠的中國能夠用一枚鋥亮的戒指明示那些比她年輕的、美貌的女生們，老梁是有家室的男人。然而在她的虛張聲勢下，是她的心里根本沒底，這枚戒指是否會有用。
「也許過不久，他還是會決定回來待著。」她這樣安慰著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