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常巷弄（Adobe Stock）
【看中國2017年10月23日訊】這些年來，我看過太多的文字，或者是影視作品，大都是描寫文革那段往事的。說實話，我所以寫下這個系列，我沒有絲毫的要承擔什麼社會責任或者義務的想法，但是，我敢保證這些文字是一些往事的忠實記錄。當然，它不可能不包含著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所以，當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實際上我是對自己的一種傷害，因為我揭開了心中最不願揭開的那一切。
在小巷的東頭，是一個部隊家屬居住的大院，用兒時的眼睛去看它，那是一個很大的院落，而當今天的我數次走過這裡的時候，突然感覺，它其實很小很小。大院有著高牆，高牆上端插滿鋒利的玻璃碎片，顯然是為了防止人的攀爬。這是一棟青石的三層樓房，看起來洋氣而格致。
我一直也沒搞清楚，這座大院到底住了多少戶人家。按照我的判斷，不會低於10戶人家。平時大院的門口總會有衛兵守衛。那些兵蛋子並不苛刻，對待我們這些外來的孩子，也基本屬於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這座大院裡，有我三個同班的同學。出於對當事人的尊重，我隱去他們的姓名。兩女一男。他們的父母都是部隊的軍官。
其實軍人的孩子，並不清高，他們和我們一樣具有野性。所以，在多數時候，他們很少呆在那個封閉的如同軍營一般的大院，更多的時候，願意走入小巷，和我們一起肆無忌憚的開心玩耍。
但是，軍官的孩子，舉手投足，必然帶出一些優越感。所以，我們與他們其實是始終有一種距離的。我同班的這三個同學，據說父母的官都做的很大，到底多大，誰也不清楚。再說，那個年代人們不太習慣關心他人的私生活，或者是隱私。那個叫林麗的，在我的記憶裡她就一直坐在班長的位子上，看起來是一個很嬌氣的女孩。她總是試圖給我們留下高傲的印象，可是很不成功，我們在大多數時間裏，很少和她玩在一起，所以，她其實一直被我們同學孤立著。
對於她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在文革期間，批鬥我們那個頭髮花白的校長的時候，她的臉都憤怒的變形，然後飛起一腳狠狠地踢在了校長的屁股上。那一年我們才四年級，一個四年級的孩子能如此，也算是足夠讓人驚訝的。
那一腳徹底改變了我們對林麗的印象。文革結束後，我們小學同學的一次聚會，唯獨她沒到，席間有的同學就直言不諱，為了那記憶深刻的一腳，林班長也不敢來。其實，我們都是一些棋子而已，誰之過？
但是，有關林麗的命運卻足夠讓我們唏噓不已。文革後期，她那個紅極一時的軍管會代表的爹，因為站錯了隊，而被剝掉一身軍裝，全家被遣送到了遼西的一個偏遠的山村。而林麗和我們這些成千上萬的上山下鄉大軍一樣，在廣闊天地了進行了若干年的「修理地球」工作。在命運的鏈條上，我們或許注定躲不開那一個環節，當我再一次見到林麗的時候，已經是一九九四年的那個夏天。
完全是一個意外。我和幾個朋友正在一家酒店舉杯小酌，我聽到有人在喊「林麗」，因為對這個名字我有太深的印象，所以我循聲望去，只見一個身材窈窕的女人款款走過大廳，我遠遠望著背影，一稀長發披肩。哥們看我望的出神，打趣道：「遇到了舊相好？」我說：「不是，這是我的一個小學的同學的名字，會是她麼？」她們在距我有十幾米的另外一張桌子上，兩男兩女在吃飯。因為這個叫林麗的女人，始終背對著我，我不敢斷定。所以，我藉故去洗手間，特地從她們身邊經過，我仔細打量了這個叫林麗的人，眉目依舊，果然是她。我沒動聲色，回到自己的酒桌上，倒滿了一杯酒，起身來到了她們的桌邊，她們甚至有些驚訝我這個陌生人的唐突。但是，林麗根本沒費勁就認出了我。寒暄客套，都無法遮掩我們一晃而過的歲月所帶來的滄桑。她告訴了我，在遼西北她生活了近十年，後來考入省內的一所大學，而她的父母都相繼在那裡過世。如今她在這座城市的一個房地產公司，做銷售業務經理。和所有的人一樣，為人母，膝下有子，日子還很開心。我們互留了電話，道了珍重，我要離開，她突然對我說：「你還記得當年我踢過我們校長一腳的事情麼？」我點了點頭，她很鄭重的告訴我，後來在我們家臨下鄉前，我去給他道過歉，他原諒我了。我的心裏有一種酸楚的感覺：何必呢林麗，你何必道歉？應當道歉的是那個曾經發瘋的時代，是它誤導了我們。很多年以後，我看到了馬丁·路德揭批教皇十世買賣赦罪符的文字記載，這個無畏的教徒，用一種肝膽相照的赤誠，毫無畏懼的挑戰了教皇不可一世的尊嚴，把教義信仰，徹底還給了真正的信徒。我們，曾經都是那個罪惡的「赦罪符」買賣中的參與者，我們最缺乏的就是馬丁·路德的赤誠和無畏。
我不知道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們都在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但是，我知道這個匆匆的舞臺，不是所有的過客都可能留下記憶。我們甚至無聊到就像《等待戈多》中的兩個無聊之極的流浪漢，沒有人知道我們在等待什麼，也沒有人知道我們會等到什麼。2001年的秋天，我聽到了林麗因為車禍而去世的消息，那是一次旅遊途中的意外，讓一個生命的符號，戛然而止，猝然落幕。
大院的另外一個女孩子名字很男性化，叫張力。這是一個我記憶深處非常清晰的女孩子，她個子很矮，眼睛很大，人非常活潑開朗，在我的記憶裡，她是一個最早走出大院走到小巷裡和我們瘋成一片的。她的父親時任軍分區副政委，應當是不小的「官」。但是，她很少蝸居在那個爬滿常青籐的院落裡，用她自己的話說「在那裡不開心。」她無拘束的性格很快就讓她成為小巷裡最受歡迎的軍官子弟。而且她隨性的性格也確實讓我們佩服，走到誰家，碰到吃飯，只要人家招呼她，她一定不客氣。如今，她在一所部隊醫院當護士長，性格依然不變，走到哪裡都會有著她的笑聲和快言快語。她是我們那時候，最拿她毫無辦法的人，她幾乎給全班同學都起了外號，所以，即便是現在見面，說起往事，在她的嘴巴裡你也休想聽到自己的大名，基本全都是綽號。
性格開朗的人，注定會在這個世界上稱為最幸福的人。張力就是這樣，她在文革後，並沒有依仗他的父母，而是隨著一群同學嘻嘻哈哈的去了昭烏達盟，「毛主席的教導記心懷，一生交給黨安排，笑灑滿腔青春血，喜迎全球幸福來……」用她自己的話說，她有著男孩子的性格，所以，下鄉的日子，她幾乎和男同學一樣，她告訴我們，飢餓的時候，她偷過老鄉的鵝，說到高興處，她用手比劃著：「我上去把鵝的脖子一扭，它就沒了氣，然後我就把它塞到書包裡，帶到點裡大家開葷。」我甚至能想像出，一個女孩子那一瞬間所表現出來的「凶殘」。她在鄉下呆了四年，後來還是爹媽動用了關係，強令把她送進了軍隊的醫校，用她的話說「老爸老媽還以為我能為他們弄個南丁格爾讓他們臉上有光呢。」我一直認為張力是我小學同學中最優秀的女性。所以，她的生活看起來十分安逸快樂。而在非典的那一年，她曾經冒著生命危險，工作在最危險的地方，卻沒被傳染，也是個奇蹟吧。我們依然保持著聯繫，偶爾一個電話，先傳來的一定是她爽朗的笑聲。她的先生是一個駐外使節，她生有一對女兒，如花似玉。
大院裡的男孩子，名字叫付軍，是一個在當時就身高足以超過我們的傢伙。就像林麗常年把持著班長的職務一樣，付軍好像是我們一成不變的體委。班級的任何活動，或者是組隊，都是他站在前排喊號子。有的時候我會覺得，一個人要走什麼樣的路，或許就是上蒼的，冥冥之中的一種安排。
付軍死於1998年，死的很慘烈。週身挨了十幾刀，刀刀致命。死的很不光榮，為了毒品。據說後來的付軍因為吸毒無法自拔，行容枯槁，如同行屍走肉。他是我小學同學中唯一一個走上這種不歸路的人。
少年的付軍為人豪爽，只要他手裡有一塊餅乾，他一定會掰一半給你。小時候，男孩子們最喜歡的是打架，打群架，而每當這個時候，舉著磚頭衝在最前面的一定是付軍，那時候就有人定義他為「亡命徒」。用張力爸爸的話說，這孩子如果不是個人才，將來一定是個混蛋。不幸被那個將軍言中，付軍最後成為了一個混蛋。混蛋的不折不扣，混蛋的令人生畏。據說付軍的父母過世的都比較早，他一直跟著做將軍的爺爺生活，而爺爺對這個孫子疏於管教，終於釀成了他無法無天的性格。當他的親人們發現這一切，試圖挽回的時候，木已成舟，人已定型。
原本他是因為過失傷人而入獄五年，出來後遇人不淑，獄友們拖著他，很快他就學會了與毒品打交道。這個時候的付軍已經是人生瀚海中隨波逐流的那片樹葉，他已經無法把握自己。對毒品的依賴，讓他的親人們萬念俱灰，大失所望。
付軍終身未婚，而暴戾的性格，讓他最後成為孤家寡人，所有的人都像躲避瘟疫一樣遠離他。受不了他伸出手向你借錢，然後用來在煙霧繚繞中尋找著虛無飄渺的快感。我一直再也未見到他，直到聽到他的死訊。
2003年的那個寒冷的冬日，我沿著小巷一直走到軍官大院，裡面的藤蔓在冬日裡散漫著一種枯黃，大院似乎一切都沒變，但是，已經看不到門前威風凜凜的衛兵，在城市高樓大廈的掩映之下，這座曾經的軍官官邸，顯得破敗而灰暗。
小巷裡不知道是誰家的音響，聲音開得很大，一首歌透過冬日封閉的門窗，頑強的飄灑了出來：
「有人說人生是個美麗的錯……」
我沒有感受到美麗，但是，我咀嚼到錯誤和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