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最後一本書是《人心與人生》，這是他一生的思考，他在兩個問題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問題，人應該怎樣活著？二是社會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網路圖片）
一個按照自己的興味讀書的人
父親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他說他是一個按照自己的興味讀書的人。他還說過一句話，他說我看什麼書，總是心裏先有問題，然後再去找書看，找書看的目的是要證實我想得對不對，這是他讀書的一個特點。從這可以看出來，他這個人的自主性比較大。
父親讀書的第一階段，是對佛教發生興趣。1916年他發表了《究元決疑論》，在討論佛家思想時，引用了他自己日記中的一段話；這日記的題名即為《楞嚴精舍日記》。「楞嚴」為佛家一典籍名，即《楞嚴經》。「精舍」，指僧人或道士修煉居住之處所。顯然，父親自喻為僧人，而此日記就是他自己修煉的記錄。可惜的是這日記在抗戰時期留存於北京故居，被人當廢品賣掉了。不過從父親後來的筆墨中，還可以見出當年的一個概略。
自1912年至1916年，父親因「傾心於出世」，居家閉戶4年（19歲至22歲），潛心研讀佛家經典。在此之前，他原是《民國報》（天津）的一位青年記者，多往來於京津兩地，常出入於那時的國會與各黨黨部之間；而此後4年，他過起了「完全靜下來自修思考」的生活。父親通過艱苦自學，有了對佛法的認識和瞭解，確立了他對佛家思想的信仰，並影響了其一生的為人行事。
潛心研讀佛家經典的結果就是他想要出家，但是後來沒有成功。沒有成功的原因，不是受到家裡的阻攔，我的祖父一點都不阻攔他，他說，你確實想要出家你可以去。那是什麼事情把他牽扯住了呢，是他對社會問題、中國問題的關心放心不下。他說他一方面想出家，一方面又記掛著社會上的很多問題，他說我的感情和思想分成了兩半，這種日子不能過，在一兩年內我必須選擇其一。
父親最後的選擇是留在人間，不當和尚。從這個選擇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方方面面。大家不要以為他是放棄了佛學，放棄了出家思想，其實他是把這種思想、這種情感轉移到關心具體的人類社會上。所以他的最後一本書是《人心與人生》，這是他一生的思考，他在兩個問題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問題，即人是一種什麼物種？人應該怎樣活著？二是社會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他把自己的一生從離開這個世界變為用終生的時間來認識人類、認識社會，包括個人自己。這個轉向和一般人的生活上有什麼遭遇完全無關，這是他的一個特點。
一個非常關心國家社會的人
我父親，他是一個非常關心國家關心社會的人。按照他自己說的，他受梁啟超影響最大的時候，是把梁啟超的著作擱在床上，有時候就當枕頭這樣入睡，著迷到這個程度。但是他當時並沒有完全受到梁啟超思想的約束，他有他自己的個人觀點。但不管怎樣，他的成長和這個時期大有關係。
《究元決疑論》發表時，父親還不到20歲。這篇文章刊登在當時最著名的雜誌《東方雜誌》上，大家看了，都說寫得很好，大家就以為他對佛學或者哲學問題有很深的瞭解和研究。所以蔡元培當時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時候，讓他去講印度哲學，他說我沒有研究過印度哲學，我只是看了一些佛書，對佛教有一點認識，那只是印度哲學的一小部分。蔡元培說，現在既然除了你以外沒有別人，那你就先一邊教一邊自己學。他覺得蔡先生這個意見是不可推辭的，最後，他就接受了。
北京大學7年的工作，父親又有所創獲。一是根據個人的研究結果，完成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受到學術界的關注。自1921年首次問世以來，此書再版加印10次以上；近年又有了日文、韓文和法文譯本，而英譯本不久亦將出版。父親曾說：「這本書中關於東西文化的核論與推測有其不可毀滅之點，縱有許多錯誤、偏頗、缺失，而大端已立，後人可資以作進一步的研究。」此書受到學術界的不斷關注，大概與此有關。
父親在寫《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時候，他覺悟到了西方文化為什麼在中國不適用，中國自己有一套學問，他初步地說了這個道理。再過了十年，正好十年以後，他又寫了《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這本書。他對第一個認識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把這個認識看作是更深一步，對於他來說是最終地解決了問題。他看到的是什麼呢，就是補充了他以前的不足，以前只是提到了中國文化如何不妥，他認為還沒有追到根子上，十年後他又追到根子上去，這個根子就是說西方的文化是有宗教的文化，而中國文化是無宗教的文化。在西方的社會，宗教控制之嚴密，是我們現在無法想像的。宗教的性質有什麼特點？就是讓人信他而不自信。西方文化就是這樣，從性質上，他讓你不自信而信他。他說中國文化的特點是讓人信自己，這就是孔子的優點。我們如果去找一找《論語》孔子的話，你就會發現，他不給別人做決定，說你這樣做才對，他不做這個論斷，他讓你自己考慮。
再一個是生活方面的收穫。他說他到了北京大學以後，就進了知識份子的堆裡，知識份子之間容易有一種競爭，思想學術上的一種競爭。這種競爭是會激發人的，人在他生活的環境當中會受到影響，競爭環境對人是有影響的，他在知識份子的堆裡就產生了和知識份子之間的競爭、辯論，因此，北京大學的這種環境對他一年多以後決定不出家有著很大的關係。
對父親的成長大有影響的另一因素，就是當時的北京聚集了很多人，各種人都有，有講佛學的講道家的，包括還有講外國學問的。就是在這種環境下，他認識了他的第一批朋友，其中有一些人不一定是做學問的人，比如李濟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其實是軍人，他也是聽別人講佛學講孔子，他們兩個人就在這種講學的環境下認識了，兩個人成了終生的朋友。我父親的好幾個終生的朋友都是在這種環境下認識的，這樣一種環境給他後來的人生帶來很大的影響。
1921年後，父親有了「幡然改變態度的事」，即「把這些年本準備作佛家生活的心願斷然放棄」，「決定要作孔家的生活」了。從此就決定了他此後的生命軌跡——亦佛亦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