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現代化歷史進程中，最為成功的是民國時期的教育；抗戰時期的教育中，最光彩奪目的是西南聯大。（網路圖片）
在中國的現代化歷史進程中，最為成功的是民國時期的教育；在民國時期的教育中，最值得尊崇的是抗戰時期的教育；在抗戰時期的教育中，最光彩奪目的是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全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她誕生於抗日戰爭的烽火之中，與抗日戰爭相始終，前後只有8年多的歷史。但是，短短8年多，西南聯大「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筑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碑文中語），培育了眾多國家級乃至世界級的人才，所出人才比北大、清華、南開三十年所出的人才都要多，創造了中國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偉大奇蹟，不但成為馳名世界的世界一流大學，而且，雖身處邊陲，卻引領思想，開啟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絢爛的一頁。由於她的存在，使當時的雲南昆明這一邊陲之地成為抗戰時期中國的文化中心。美國弗尼吉亞大學約翰．伊瑟雷爾教授甚至認為「這所大學的遺產是屬於全人類的」。
西南聯大之所以能贏得如此美譽，是因為在她的身上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剛毅堅卓」的民族精神，彰顯了一種現代中國的新的道統，那就是：愛國，民主，科學。
一、西南聯大的歷史首先是一部關於「氣節」的歷史。聯大師生以自身的人格詮釋了什麼叫「氣節」，什麼是「教育救國」、「知識救國」，什麼是知識份子的歷史擔當。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伴隨著宛平城外激烈的槍聲，北平告急！天津告急！華北告急！
國難當頭，當時全國最為著名的三所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慘遭摧殘。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遷湖南，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
1937年11月1日，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開始上課。但不到兩個月，南京又陷入敵手，武漢、長沙為之震動。長沙臨時大學被迫再度南遷昆明，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這個中國教育史上熠熠生輝的名字由此誕生。
南遷的過程充滿了艱難險阻。大部分師生經廣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轉滇越鐵路進入雲南。另有250多名同學組成步行團，在聞一多、黃子堅、曾昭掄、吳征鎰等11位教師組成的輔導團帶領下，櫛風沐雨，徒步行軍3500里，歷時68天，幾乎用雙腳橫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見的遠征。
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振興國家的強烈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使聯大師生在被日軍摧毀的殘垣斷壁前仍然精神不倒，用生命書寫了一個個感動千古的真實的故事，淋漓盡致地彰顯了「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誓死不當亡國奴的崇高民族氣節。
例如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陳家三代愛國，陳先生的祖父陳寶箴系清末著名維新派，被光緒帝稱為「新政重臣」；父親陳三立是中國近代著名詩人。日本人佔領東三省，打進北平以後，陳三立絕食、絕藥而亡。這時日本憲兵隊送來了請柬，請陳寅恪到日本憲軍司令部做客。先生深知，如果拒絕，肯定要遭受迫害，自己還要繼續活下去，以完成他的史學的任務。他認為，從史學上來幫助中國，這是自己的責任。所以在父親的喪事還沒有辦完時，他就悄然地離開了京城，彙集到了西南聯大這支南遷的隊伍當中。
西南聯大這批學者，基本上都是帶著真摯的愛國情感和救國使命感離開古都的。像聞一多先生，在日本人打到城外時，拿著幾本書，帶著孩子就走了。路上碰見臧克家，問他那麼多名貴的書怎麼全部拋棄了，先生慨然曰：「國家大片大片的國土都丟了，我幾本書算什麼呢！」其實，當時如果留下來，日本人承諾：繼續教學，照樣保證教授豐厚的年金。作為教授，像聞一多，可以有兩個文書，有保姆，有廚師，還有洋車伕，生活既舒適又體面。可是他不能接受，寧願帶著一桶餅乾，帶著孩子，夾著兩本書上了船，混入了難民隊伍南去，而絕不在淪陷區替日本人辦大學。眾多的教授就這樣就離開了清華、北大。有一位沒走的，就是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蜇，但是抗戰八年，他沒有去日偽的大學裡教過一天課，就靠在街頭賣自己家裡的古董，賣完一件吃一段，吃一段時間又去賣，就是不去上課。
學生也是這樣。清華大學董樹屏先生當時是一個東北流亡學生。東北淪亡以後，他去找張學良——張當時是東北大學的校長，要求去參戰，張學良卻跟他說：「我需要文也需要武，你們這樣文武雙全的要為國家保留下來。」於是把東北大學學生全部轉到內地上復旦和清華。董先生被送到了清華，以後就隨著清華大學一直轉到昆明。他在轉移到昆明的過程中，承擔了把清華教學器材運往南方的任務。當時既要騙過日本人，又要在路上和難民一塊兒爭船爭火車。到了重慶，軍隊想把這些器材充公，他想了很多辦法，才把器材保護下來，完整地運到了昆明。這使得西南聯大的工學院成為設施最好的學院。
曾經就學於西南聯大的汪曾祺在回憶中談到，當時同學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區，有一個河南的同學是從老家一步一步走來的，一個西康的同學是買了一頭驢一路騎過來的，可見戰時上大學，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說：大部分同學是來尋找真理和智慧的。後來成為著名詩人和翻譯家的穆旦當年也是步行者之一，他由此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我要以一切擁抱你，你……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學生們轉移到了長沙後曾多次發生爭論：我們現在還應該上學嗎？我們應該去打仗。作為一個有血性的男兒，我們應當和我們同齡的人一樣去當兵。當時錢穆教授講了這樣一句話，說戰爭總要過去的，我們這個民族在戰後還要建設，要復興。我們要強盛，所以我們讀書不能中斷，我們培育人才不能中斷。錢先生的觀點很快就說服了大部分學生。這一觀點也集中體現了西南聯大的教育精神，那就是為國讀書，為救國而讀書。錢穆教授在昆明期間編寫的《國史大綱》，首頁就是「謹以此書獻給抗戰的百萬將士」。
西南聯大教學條件之艱苦是今天的人們所難以想像的。學生們幾十人擠在鐵皮屋頂（鐵皮屋頂最後還因為經濟困難換成了茅草屋頂）、土坯牆的教室和宿舍裡，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裡面放了一些一邊有一塊平板，可以在上面記筆記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這種椅子的好處是不固定，可以從這個教室到那個教室任意搬來搬去。吳宓先生講《紅樓夢》，一看下面有女生還站著，就放下手杖，到別的教室去搬椅子。於是一些男同學就也趕緊到別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寶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吳先生才開始講。1939年入讀法律系的聯大校友夏世鐸至今難以忘懷圖書館前排隊的人潮，而在暗淡的燈光下，卻是一片鴉雀無聲的自習景象。圖書館連書架都沒有——所謂書架，不過是在廢棄的油桶上面放上一些木板而已。
名師、教授們的生活同樣異常艱辛，聞一多、華羅庚兩家一度十幾口人共居一室，中間用布帘隔開，形成「布東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在物價飛漲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賣衣、賣字、賣書、治印維持生計。為躲避轟炸，教授們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幾十里外的遠郊，步行來上課，周培源先生騎自養的馬上課，都是從不遲到。
很多著名教授已不復清華北大時期的優雅，破衣爛衫者比比可見。汪曾祺提及一個例子：「有一個女生從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經黑了，路上沒有人，她聽到後面有梯裡突魯的腳步聲，以為是壞人追了上來，很緊張，回頭一看，是化學教授曾昭掄。他穿了一雙空前（露著腳趾）絕後鞋（後跟爛了，提不起來，只能半趿著），因此發出此梯裡突魯的聲音。」
朱自清先生為了度過艱難歲月，讓妻子帶著家人回四川成都她的老家去，因為那裡的物價要比昆明稍低一點，而他自己則長期在大伙房吃糙米、胡豆飯之類的粗食。長期的粗劣伙食使他胃病加重，健康狀況惡化，最終導致了朱自清先生的英年早逝。在昆明，朱自清先生的生活窘迫到了連一件布棉衣都無力縫製的地步。有一年冬天，昆明天氣異常寒冷，體質本來就很差的朱自清為了禦寒，只好在趕街的日子去買了一件雲南當地馬幫裡的窮苦趕馬人穿的那種廉價披風，既當被褥，又當外衣用。
為一日三餐奔波的遠不止普通教員，校長梅貽琦的日子也過得十分拮据。他有4個孩子正就讀於聯大，家庭負擔確實不輕。但梅貽琦卻從不讓自己的孩子領取聯大發給學生的生活補貼，而是把錢盡量滿足那些更需要補貼的貧困學生。梅貽琦夫人韓詠華曾不無辛酸地回憶起當時的一件小事。一次，家裡要招待客人，又實在沒錢，韓女士便跑到大街上，鋪塊油布擺地攤，把孩子不穿的衣服賣掉，「一個上午賣了十元，總算勉強把這頓飯備上了。」此後，家裡每況愈下，梅貽琦夫人便和潘光旦、袁復禮兩教授的夫人一道做糕點，取名「定勝糕」，拿出去賣，換點錢維持家用。
由於戰時國家財政吃緊，整個教育界的生存勘憂。情況反映到國民政府後，當時的教育部從艱困的經費中拿出了一部分錢補助困境中的教師。消息傳到西南聯大後，西南聯大校委會召開會議，最終作出了一個決定：所有的教師聯名拒絕政府的救濟！因為在教師們看來，「在全民族都為抗戰付出了巨大犧牲的情況下，在大後方還有許多的人民生活比我們還要艱難，面對中國的百姓，我們還有什麼理由接受政府的補助呢？還是讓這些補助用於抗戰吧。」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傳統和「剛毅堅卓」（聯大校訓）的頑強精神支撐著聯大師生在物質生活極為艱困的日子裡激情不減，弦歌不輟。無怪乎林語堂上世紀40年代初路過昆明作演講時發出這樣的驚嘆：「聯大師生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1946年5月4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落成。在這塊由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撰文、中國文學系聞一多教授篆額、中國文學系主任羅庸教授書丹的紀念碑上，鐫刻著「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共834人。據說，實際從軍人數遠大於留名數。
而數十年後，當那位曾在昆明跑警報的聯大學生鄧稼先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命令上鄭重簽名時，沒有遺忘歷史的人們會又一次地想起西南聯大，想起聯大的校歌：「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