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霾下的婚禮( 網路圖片)
成熟的年齡，成熟的人生，一旦兩心相許，很快成為伉麗。我們是1981年「 十･一」之夜結婚的，婚禮很簡單，傢俱大多是舊的，總共花了400多元。我平反歸來一共補了1800元。當時是筆大錢，平生從未有過這樣多的錢，組織上把這筆錢交給我時，我兩手都在打顫。酬朋謝友，製作衣服，花去了不少。為此，對妻子欠了一筆感情債。她當時年齡雖已32歲，卻是一個姑娘呀！太慢待別人了。我心裏發誓：今後我一定拚命寫稿寫書掙錢，掙它幾十萬、上百萬元，重新買套漂漂亮亮的傢俱以慰紅顏！
正在我們婚禮舉行的時候，傳來了對我不利的消息，全國正在大清特清「精神污染」。半年前工作在《四川群眾文藝》月刊的編輯難友王志傑約我寫的小說發表後，被省委宣傳部列為「清理」對象。據說，有一封來自群眾的匿名舉報信說，「被關押了23年的曉楓，改正歸來後對黨仍懷著不滿和仇恨，他借用小說把全國比成一座監獄，惡毒地攻擊了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聽說在省委的宣傳工作會議上，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杜沁源，公開點了我的名，發表這篇小說的刊物主編因此免了職。於是有斷定：「曉楓是」清查「對象，將再次被戴上「右派份子」帽子。經過幾十年不斷的政治運動，大家都嚇破了膽，連打一個噴嚏都得蒙住鼻子。婚宴在東大街成都餐廳舉行，共十桌，每桌標準30元，由服務公司易永貴書記為我操辦，原說來為我婚禮的難友好些怯場，特別是那位名詩人摯友未來。席間，孫靜軒說：「沙河自來膽小如鼠，一生中總想保自己，結果自己也沒有保住，現在我什麼也不怕，點名就讓它點，充其量再當23年右派。」他是少年時參加中共，有「紅小鬼」之稱，和我交往並不深，因在1981年4月，《長安》雜誌上，拋出長詩《一個幽靈在大地遊蕩》，與白樺先生電影文學腳本《太陽和人》，受到中央點名批判，共同列為全國「清理精神污染」的首要作品。
鐵流和夫人。（圖片來源：鐵流提供）
文人看來很倔強，其實骨頭是很軟的。他們常常屈服於統治者的烏紗和大棒。為了烏紗，他們可以出賣良心，成為權力者為虎作倀的幫凶；面對大棒，他們可以出賣朋友，以保全自己的身家和幸福。有幾個能做到白居易所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呢？中國好人還是有的。正當省委大員杜心源準備揪我的時候，省文化廳廳長鄧自力（鄧小平的堂叔，60年代當過四川省滬州地委書記，在「三年自然災害」中為民主表命，解散公共食堂，大搞「三自一包」，被老百姓稱為「鄧青天」，1962年反右傾中，被訂為「右傾分子」後撤銷一切職務。打倒「四人幫」後復出任職）出面說話了。因為《四川文藝》歸省文化廳主管，既然出了問題，他就得處理。為慎重起見，他要來刊物，仔仔細細讀了兩遍，最後以省文化廳黨組的名義，向省委常委會寫了一份報告：「曉楓同志發表在《四川文藝》1981年8月號上的小說《不願出監的人》，是一篇歌頌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廣大農村在落實土地承包責任制後所帶來的大好形勢，並非告狀信上所說的那樣。我們不能再傷害蒙冤歸來的同志，它不屬於清理對象。」好在後來這場「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清理精神污染」，終於不告而終。
殘冬過去，春天來臨。我們婚後生活得十分甜蜜幸福。我們家在報社過道旁的一排平房裡，大約十六平方米，一分為二，裡面僅能容一間雙人床的住室，外面算是客廳，沒有衛生間和洗澡間，但和過去23年比較，不僅有天上和人間之分，還有地獄與天堂之別。那時我的住處長2米，寬80公分，所有財產全裝在一個破木箱裡。對眼前的家十分愜意！她上班在金牛區茶店子，距報社足足有20公里，以最快速度騎車也得45分鐘。她每天早上6點起床，簡簡單單吃點東西就得上路。晚上我們在報社食堂買飯，自己很少生火，把節省下來的時間用於寫稿掙錢。我當時很窮，行政21級，月工資68.5元，結婚負債買了一臺18寸的東寶黑白電視機，一年還清，每月要扣32元。她的工資不足40元。我只有拚命寫稿掙稿費，才能擺脫困境，才能把舊傢俱換成新傢俱。好在我筆下功夫還可以，每月竟能寫五六篇小說、散文和報告文學，稿費高達三四百元。很快鳥槍換炮，不久彩電、冰箱、電話一應俱全，接著又有了孩子……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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