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es Bader 維基百科）
【看中國2018年3月14日訊】1989年六四事件後，西方社會對中國政治的注意和關切空前提高，很多中國政治異見人士流亡歐美，海外民主運動一度人多勢眾，也有了一定機會向西方社會講述中國政治狀況，表達改革意願。九十年代前期，美國一年一度對中國獲得最惠國待遇的審查，是影響中國政治改革的重要槓桿。1995年，美國總統宣布延長對華最惠國待遇，並在以後的年度審議時將人權問題與最惠國待遇脫鉤。2000年，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了對華正常貿易關係法案。2001年11月11日，在多哈簽署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協議，一個月後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成員，進入了世界多邊貿易體系。
在美國政界辯論是否將人權問題與對華最惠國待遇脫鉤，是否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以及是否允許中國加入WTO的時候，流亡美國的中國民運領袖和異見人士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在報紙和電視上，發表了不同的觀點，有些人支持將人權問題和貿易脫鉤，有些人強烈表示反對。二十多年後，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和它獲得美國最惠國待遇及加入WTO的條件是分不開的。與此同時，中國國內政治狀態的演變卻出乎所有人的期望和預測。中國並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而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反而藉助其龐大人口和經濟體量，向自由世界擺出了咄咄逼人的進攻姿態。美國政界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中國沒有兌現它加入WTO時的承諾，沒有遵循WTO的規範，當初支持中國加入WTO或許是一個「錯誤」。
我不知道在辯論人權問題和貿易脫鉤，以及允許中國加入WTO的時候，海外民運領袖和異見人士參與的見證和遊說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時至今日，我們至少應該看得清楚，西方世界放棄了對中國政治變革施加壓力的手段，是一個錯誤；那麼，我們更應該承認，海外民運人士當初支持人權問題和貿易脫鉤，支持讓中國加入WTO，是一個錯誤。現在，是認錯的時候了。
在當初支持和反對的知名人士中，都有我的朋友。我在此絲毫不打算批評和指責什麼人，也不願意讚揚什麼人，因為這都毫無補益。但是，流亡海外，致力於中國民主變革大半輩子的朋友們，如今應該有一種反省的意識，應該回顧與思考，當初為什麼會錯了，並且能夠說出，We were wrong，terribly wrong！
「中產階級理論」的失效
在當初辯論人權和貿易是否應該脫鉤的時候，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個理論影響很大，那就是中產階級是民主政治的動力。根據這一理論，所有的民主國家無一例外都有相當數量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是社會的支柱，出於自身利益的保障，有最清晰的權利意識，最穩定的民主要求。他們有較好的生活狀態，較高的教育水平，所以也有較高的實行民主政治的能力。具體而言就是，中產階級納稅，投票，參與社區和國家事務，既有實力又有意願，是天然的民主派。這一理論還有反證的證據，凡是不民主的國家，都缺乏有一定體量的中產階級。沒有中產階級，或者中產階級太少太弱，就缺乏民主實力，民眾缺乏民主要求和民主意識，也缺乏實行民主的能力。最後，這一理論還有「轉型證據」，根據對六十年代後從專制國家、威權國家轉變為民主國家的轉型過程的研究，當經濟增長導致中產階級力量增長時，民主政治的動力就產生了。臺灣、韓國、西班牙等國家的民主轉型，是相當有說服力的例子。
我記憶猶新的是，這一中產階級導致民主轉型的理論，至少對我影響很大。中產階級導致民主轉型的理論，是不是一種普遍適用的理論，是必要條件，還是充分條件，如果不是充分條件，那麼還必須有什麼別的條件才會促使民主轉型，對於這樣的問題，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曾經產生過疑慮。六四事件後的中共政權，在很多人看來是一個行將滅亡的腐朽政權，而最惠國待遇和經濟發展，是這個政權的救命稻草。幫助它發展經濟，是不是幫了中共的忙，是不是為中共延命而絕了民主轉型的路？
和中產階級理論相呼應的，是美國政界的一種engagement的觀點，這是依據蘇東變化而引出的策略，為了促使共產主義政權變革，應該和共產主義國家交往，而不是封鎖隔離，engagement或導致變革，蘇東波就是一個證據。
經濟發展和民主轉變，是雞和蛋的關係嗎？在雞和蛋兩者都還沒有的情況下，能不能先養一隻烏鴉，烏鴉長大了或許會生出一顆雞蛋來？
二十年後，烏鴉快速長大了，變成了一頭禿鷲。現在，事實證明，中產階級的成長必然導致民主力量同步增長的理論，在中國失效了。中國人民用血汗創造的經濟實力，沒有成為民主的力量，反而是專制政權向世界進攻的力量。為什麼中國的中產階級不要求民主，不是民主政治的動力？我們應該思考和回答這個問題。
全球化和經濟增長的代價
當初支持將人權問題和貿易脫鉤的理由中，有兩項現實的考慮。其一是美國本身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態勢，當時的認識是，經濟全球化也是美國經濟的需要，如果美國一味對抗全球化，就會讓美國的競爭者歐洲日本等獲得額外優勢，長此以往美國就會在經濟上失利；其二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將提高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而這是積貧已久的中國人民迫切需要的。我相信在支持脫鉤的中國民運人士中，這一思路有很大的吸引力，它不僅是現實考量，而且滿足了我們自身的道德感。
與此對應的，是鄧小平的白貓黑貓實用主義哲學。六四事件後，中共的鎮壓遭到全球譴責，鄧小平要求中共政權在世界事務上進入一種防守姿勢，這就是所謂「韜光養晦」的方針。我們還記得，那個時代西方民主國家和中國的貿易與人權問題的game rule是，在歐美有求於中國的時候，比如要中國買飛機的時候，中國就挑逗美國和歐洲競爭；在中國有求於歐美的時候，中國就在人權問題上做個姿態，給歐美領導層面子，釋放若干著名政治犯。這樣的人權和貿易交易，中國做的是無本買賣，它根本就不打算從根本制度上改善人權狀況，它如果不抓人反而會缺了籌碼。
當時支持脫鉤的人都以為，蘇東波以後全球共產主義進入了一去不復返的臨終彌留狀態，已經不可能養成冷戰時期共產陣營的實力，再也不會有力量和自由世界對陣。西方人和中國民運人士，就是這樣來理解「韜光養晦」的。現在，二十多年後，我們應該能看清，「韜光養晦」根本不是認輸投降的意思。如果說，西方人從字面上看不出鄧小平提出這一方針時的內心世界，從中國文化中過來的海外民運人士，理應聽得到鄧小平要全黨「韜光養晦」時那種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切齒之聲。可惜，民運人士沒有讓美國政界瞭解，中共是不會放手他們打下來的江山家業的。毛澤東的「寧可死幾億人」的話不是說說玩的，他真的會那麼幹，而從鄧小平江澤民到今日習近平，在這一點上一脈相承。
在中美經濟關係上，全球化和中國經濟增長的代價是，在中國經濟增長後，中國不僅沒有走上民主轉型道路，反而轉向了對自由世界的進攻，而美國為代表的自由世界原有的絕對優勢卻已不再。今天，你即使重新把人權問題和貿易掛鉤，中國也不會給你面子釋放政治犯了。
We were wrong，terribly wrong！
我其實並不十分悲觀。人只有吃了虧，才會變得聰明。從人權問題和貿易脫鉤，到WTO，美國和西方世界事實上是上了一個當。中國在進入WTO的時候就沒有打算恪守承諾，對於它來說，任何規則都只是用來尋找漏洞，取得有利於自己的獨有優勢。它只不過是在臥薪嘗膽，等著君子報仇。到了習近平的時候，他覺得他已經有力量了。而美國在連吃啞巴虧之後，終於意識到，當年的一廂情願，原來是一個「錯誤」。
而海外民運人士，是從中共的煉獄裡過來的人，是熟悉中共性格和中國文化的人，本來可以比西方人看得更清楚。邁阿密的古巴流亡社區從來就堅決地強烈地反對美國政府和古巴共產黨政權作出任何妥協。為什麼中國的海外異見群體會有那麼多人看走了眼？
現在，是認錯的時候了。我希望，當初你用什麼方式支持了脫鉤，現在就用同樣的方式來指出脫鉤的錯誤。當初你在國會作證支持脫鉤，現在就爭取到國會作證說明脫鉤是錯誤的。當初你在電視上報紙上支持了脫鉤，現在就再在電視上報紙上證明脫鉤是一個錯誤。我希望，當初你有勇氣支持脫鉤，現在就拿出勇氣來說：We were wrong，terribly wr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