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圖片來源：pixabay）
仁與義有何區別？知道仁與義的區別有何意義？它對於我們為人處世又有什麼幫助和益處？它又如何幫助我們增加人生的福祉？
西漢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對仁與義的區別有不凡的見解和解讀，讀之如醍醐灌頂，眼前豁然明朗開闊。
董仲舒直接提出：「以仁安人，以義正我」，「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仁者，人也，義者，我也」。
筆者摘取《春秋繁露》中關於仁與義區別的主要段落如下，以饗讀者。
《春秋》所研究的，是別人與自我的關係。用來研究別人與自我關係的範疇，是仁與義。用仁安定別人，用義端正自我，所以仁是用來表述怎樣對待別人的，義是用來表述怎樣對待自我的，一說出名稱就已經區別開來了。
用仁對待別人和用義對待自我的關係，是不可以不明察的。許多人不明察這一點，相反講仁是為了自己享受，而用義的原則來要求別人，用錯了地方而違背了道理，這樣社會就很少有不混亂的。所以人們是不願意社會混亂的，社會卻常常很混亂，大都是因為人們不明白別人與自我的分別，不清楚仁義應該分別用於何處。
所以《春秋》提出仁義的法則，仁的法則在愛別人，不在愛自我；義的法則在端正自我，不在端正別人。自己不正，即使能端正別人，他也不能算義；別人沒有蒙受他的愛，他即使非常愛自己，也不承認他為仁。
義與仁不同。仁是施於別人而向外推廣，所以說是「往」；義是責於自我，所以說是「來」。仁施得越遠越值得讚美，義要求自己越近越值得讚美。把愛施於別人，叫做仁；自己行為適宜，叫做義。仁注重的是對待別人，義注重的是對待自我。所以說：仁就是人，義就是我，說的就是這個。（仁者，人也，義者，我也。）
君子尋求仁與義的區別，用來調節別人與自我的關係，然後辨清內與外的分別，而明白順與逆的關係。因此在對待自我方面，他依據道理端正自身，所作所為都按照禮的規定行事，以此獲得更多的福。在對待別人方面，則把恩施擴大，廣泛的施與別人，寬厚而能容納大眾。
孔子對冉有說：「治理人民，要先使他們富裕，然後進行教化。」（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對樊遲說：「磨煉自身，要先做難的，而把獲得放在後面。」（治身者，先難後獲。）這些話說明，磨煉自身與治理人民，所做事情的難易順序不同。
《詩經》上說：「讓他喝，讓他吃，教育他，訓導他。」（飲之食之，教之誨之。）把飲食放在前面，而教誨放在後面，說的是治理人民。《詩經》上又說：「砍伐樹木，發出坎坎的聲音，然後用這木料製造車輻，那是個君子啊，不會白吃閑飯啊！」（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做事，後吃飯，說的是磨煉自身。
《春秋》諷刺居上位者的過錯，而憐惜下層人民的痛苦；外國的小過錯就不指出來，在本國的就記載下來而加以批評。所有這些，都是用仁對待別人，用義對待自己，嚴厲的責備自身的過失，而輕微的責備別人的過失，說的就是這個問題。
而且，《論語》中已經有記載，可是一般人不明察。《論語》說：「君子責備自己的過錯，不責備別人的過錯。」（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責備別人的過錯，這不是廣泛的實行仁嗎？責備自身的過錯，這不是全面的實行義嗎？這就是所謂的仁造福別人，義造就自我，有什麼不同呢？
所以說出自身的過錯，叫做坦白；說出別人的過錯，叫做中傷。苛求自己，叫做篤厚；責求別人，叫做刻薄。對自己求全責備，叫做明智；對別人求全責備，就做迷惑。
因此，嚴格要求自己，但如果用要求自己的標準去要求別人，嚴格要求別人，就是居於上位而不夠寬大；對別人寬容，但如果用寬厚別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對自己放縱、寬鬆，就是在禮上不夠恭敬。
在禮上不恭敬，就損害了品行，人民就不會尊敬；居於上位不寬大，就有損厚道，人民就不會親近。人民不親近，就會不相信他；人民不尊重，就會不敬畏他。居於上位的人顛倒了自治與治人的標準，而歪曲的去實行，就會遭到處於下層人民的批評。仁義所施行的對象，怎能不加思索呢？
不用眼睛去看，就看不到事物；不用心去思考，就不能得到真理。即使有天下最好吃的食物，不咀嚼，就不知道它的滋味；即使有聖人的最高明的道理，不思考，就不知道它的意義。
小結
擺正了仁與義的關係，就能正確對待別人和自我的關係。進而，別人與自我的關係就會融洽，在磨煉和修養仁與義中就可以得到提升，因而不僅自身獲得福祉，同時利益他人，會讓更大範圍的世人獲得裨益。
仁，就是對外，向外處理與別人的關係，仁，人也，即愛別人。義，就是對內，向內端正自我，修正自我，磨煉自我，義，我也，即正我。
「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愛在人，謂之仁」！
「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義在我，謂之義」！
(參考文獻：《春秋繁露》)
附古文原文以供讀者參考：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仁之於人，義之與我者，不可不察也。眾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暗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
「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之謂也。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政詭於上而僻行之，則誹於下。仁義之處，可無論乎？夫目不視，弗見；心弗論，不得。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不知其義也。」
(錄自《春秋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