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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8年7月11日訊】電影《我不是藥神》在中國大陸上映短短几天來，不僅票房豐收，好評如潮，而且其反映民眾對「天價藥」現象的不滿、觸及的醫療體制弊端也成為公眾輿論的熱點話題。
用進口藥對一些中國病人意味著傾家蕩產
電影的情節很接地氣：賣保健品的中年商人程勇，為了擺脫經濟窘境，在偶然的機遇下開始從印度購買仿製藥，進而作起代理生意。因為原版進口藥的價格和仿製藥相差幾十倍，他為許多買不起藥的絕症病人帶來求生的希望，被稱為"藥神"，但也因"售假藥"而身陷囹圄。
文牧野導演、徐崢主演的這部電影，改編自一個真實的故事。片中的天價藥「格列寧」在現實中名叫「格列衛」，是瑞士諾華製藥公司（Novartis）生產的一種治療慢粒細胞白血病的靶向藥。男主人翁的原形自己就是一位慢粒白血病患者，他一開始購買印度仿製藥其實是自己的「救命藥」，後來發展到為他人代購。
據中國媒體報導，2017年時，一盒格列衛售價24000元，僅夠服用一個月。人民網2015年的跨國調研就發現，格列衛在中國大陸的零售價格最高，不僅高於原產國，也高於歐美發達國家，是鄰國韓國的兩倍。在2017年被納入國家醫保目錄之前，用這種藥對一些病人意味著傾家蕩產。《我不是藥神》講述的故事，就發生在這段時間。
天價從何而來？
影片反映的「吃不起藥」的問題觸到了中國社會的一個痛點，也再度將輿論的注意力聚焦在中國醫療體制改革的話題上。上映四天以來，《我不是藥神》累計票房13億，觀影總人次超過3776.4萬。該片在中國知名的影評網站豆瓣上，獲得了9分的高評分。
進口藥，特別是癌症用藥為什麼在中國這麼貴？根據中國媒體的調查總結，原因有以下幾個：
進口的原研藥，價格中包括了藥品研發、臨床驗證的高昂成本，在專利保護期內，醫藥公司在中國可以自行定價，這點在其他許多國家也是如此。但特殊的是，20年的專利保護期過後，醫藥公司在中國依然可以享受單獨定價的優惠政策，不需要遵循政府的指導定價。
新藥研發往往歷時多年，投資巨大
而且按照《藥品註冊管理辦法》，進口藥物即使已經在國外安全上市多年，但如果想要進入中國，必須重新進行臨床試驗。臨床試驗是一個資金投入很大的過程，需要收集大量臨床數據，動輒耗時三五年。這也提高了進口藥的成本。
此外在流轉環節，中國的進口藥有5%的關稅和17%的增值稅，還有15%的醫院加價。2018年5月，中國開始對28種進口藥實行零關稅政策。但就整體中國市場而言，抗癌藥價格仍偏高。
印度的解決之道
不僅對中國的病患，對世界許多國家的重病患者來說，來自印度的仿製藥成了「救命藥」。仿製藥（Generic drugs）是指專利藥的專利保護期到期後，由其他廠家所生產的與專利藥成分相同的藥物。
上世紀70年代，印度修訂了專利法，為規模生產仿製藥提供了空間。特別是專利強制許可制度，允許在特殊情況對於專利所有權進行限制。幾十年來，印度逐漸發展為「世界藥廠」，成為世界第三大仿製藥生產國，生產了全球20%的仿製藥。印度藥品出口到全球各國，包括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
對病人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很多率先在美國、日本等地上市的創新藥，都能很快在印度找到價格低廉的仿製藥。於是就有了中國患者委託代購到印度買藥的現象。
仿造vs.創新
澎湃新聞援引中國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王震分析認為，出於鼓勵本國製藥業創新以及保護知識產權的考慮，印度的「強仿」做法「對我們來說並不適用」。他認為國內抗癌藥藥價高問題的根本性還是在於國內藥品行業創新力的不足，對於某些進口藥特別是抗癌新藥的依賴度很高。而從長遠來看，仿製藥市場的發展必然會抑制新藥研發動力。
但是面對眾多患者的剛性需求，一個國家的政府不可能將求醫問藥這個涉及每個公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領域推給市場調節。
2017年，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啟動了醫保目錄藥品准入的首次國家談判，通過政府與藥廠直接談判，最終將包括格列衛在內的36種新藥納入醫保目錄，其中絕大多數為抗癌藥，平均降價幅度44%。這種由政府出面談判、讓藥品「腰斬式」降價並納入醫保的手段，被視為國家層面在藥物可及性方面的有效手段之一。
官媒人民網發表題為「《我不是藥神》，藥在哪兒？」的評論，突出醫藥政策在市場和民生需求之間的「兩難」，寄希望於「國家醫保局的成立，更是讓合理藥費想像有了堅實基礎」，呼籲「且給國家一些時間，畢竟我們是人口第一大國，發展中國家，還面對著無止境的各類醫療藥品需求」。
對有關《我不是藥神》引起的討論，作家韓寒在微博上發表看法：「……不是非黑即白無商不姦這麼簡單，所以我不希望觀眾看完以後把怨恨宣泄在那些研發新藥的藥企身上。他們不是壞人，這也會歪了這部片子的良苦立意。醫療保障才是我們要去關心的點。這部電影和它背後真實的故事所帶給社會的貢獻也在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