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ZHAO/AFP/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10月30日訊】歷史學家黃仁宇在談到資本主義形成時，認為需要有思想、宗教、法制與經濟的互相銜接。用任何單一的線索對資本主義進行研究、解釋，都難免以偏概全。單有商人和商業資本，不能構成資本主義的體制；法律和信用在資本主義制度中，不可或缺；然而，一項法律要行得通，必須有思想信仰和社會力量在後面做根據。
晚清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與伊籐博文有一個對話。伊籐博文說，周遊海外期間，他學到了三條偉大的教訓：第一條是，如果一個民族不力圖改革其社會大眾的物質生活水平，就不能被看作是繁榮昌盛的；第二條是，沒有一種倫理支柱，任何物質上的繁榮都不可能持久；第三條是，對於那些擁有倫理支柱的民族而言，背後擁有宗教支持的國家才是最強大的。（《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學者謝靈就這段話評論說，今天的中國精英知識份子的認知水平，遠遠未能達到百年前伊籐博文的認知水平。中國精英知識份子因為沒有信仰，沒有上帝，極易成為極權主義的同路人和吹鼓手。
宗教在美國政治中有著獨特的功能。《獨立宣言》中，至少有三處使用神學概念闡述建國者們的宗教信仰、權利基礎、建國的理念和要建立的國家的性質。用「被造」（are created）界定何為人；用「造物主」（their Creator）界定在人類一切自由與權利的來源者和賜予者；用「神聖護理」（Divine Providence）宣示追求自由的努力必須依賴的保障和應許從何而來。說明美國政治的基本理念和原則，來自清教徒的改革宗神學傳統。
為什麼一個現代文明國家的政治經濟中需要宗教的支撐？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說，對十字架的信仰中，有一種純粹的超越性追求，對上帝的懺悔中，有一種絕對的忠誠。正是天堂使人類意識到了人世的庸俗、懦弱。對人自身的否定和批判，是基督教貢獻給人類的最寶貴財富。……西方的近現代人所具有的職業精神、超越精神和自我批判精神，都來自基督教神學。（《思想之謎與人類之夢》）宗教信仰引領人類精神，使得社會經濟沿著健康的道路發展。
黃仁宇以荷蘭資本主義形成的歷史為例，說明「並不是先有了一個宗教觀念，才因之造成了資本主義體制。而是因為各種因素的彙集，使荷蘭民國先已造成一個由資本家作領導的坯胎，定命論才因之被解釋得強調人生富貴榮華由天賦，而一個信徒更要勤儉致富，才能證明他自己既虔誠，又有神祐。」（《放寬歷史的視野》）黃仁宇認為，信仰不是資本主義的起源，而是富裕起來的資本家的一種心理證明。簡單地把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歸因於清教信仰，固然是過度誇大了宗教在資本主義起源個發展中的作用，然而，虔誠的宗教信仰，一直伴隨資本主義順利發展，讓我們不能忽視宗教信仰在資本主義的功能。
為什麼一個國家的國民需要有信仰？信仰有兩個層面。信仰的第一個層面，是形而上的宗教層面。《上帝，國家，可樂》這本書揭示信仰在國家的重要作用。在美國這個富強的國家與企業的背後，還有上帝的影子。而上帝，則更多的是一種價值觀與文化的象徵。今天，美國的上帝，不是單一的基督教的上帝，而是一個多元神。張千帆評論當下中國的信仰狀態說，因為某些國民的宗教信仰和自己不一致就把他們打入「邪教」行列，剝奪他們的宗教活動自由，我們就在削弱這個國家，因為信仰是最重要的道德資源。壓制宗教活動自由不僅傷害了信教者的權利，而且也剝奪了不信者在自由傳播過程中接受信仰的機會。（《憲政是強國之本》）
美國前總統小布希也說：「美國盡人皆知的優秀之處就在於，在這裡人們可以有自由的選擇信仰什麼或者不信仰什麼的權利。」「自由的選擇信仰，是美國自由精神非常重要的基礎之一。」
中國信仰的狀況可以通過基督教在中國的境況體現出來。《紐約時報》報導：坐落距離海岸線約十五公里的一個山谷裡的水頭鎮是一個小集鎮，這裡有牆上滲透著水跡的混凝土住宅區和雜亂的街道。大多數這裡的傳統宗教場所，包括佛教的、道教的，以及祭奠祖先的祠堂等，都是小型建築，有的建在山邊，一般都不顯眼。但自廿世紀八〇年代起，水頭鎮上的十四所教堂的建設都得到了當地企業家的捐款，他們熱衷於炫耀自己新獲得的成功和來之不易的信仰。教堂有幾層樓高的正廳，還有卅多米高的尖頂。直到前不久，大多數教堂的尖頂上都有鮮紅色的十字架。但是水頭鎮上一半教堂的十字架已經被拆除，每個月都有命令下來，要求拆除更多的十字架。許多接受採訪的禮拜者說，他們擔心一個時代即將結束。（《浙江兩年拆上千十字架中國或進一步限制基督教》）
焦國標評論說，美國不怕中國崛起，怕中國崛起了犯渾。浙江大規模拆十字架，扒教堂，就是標準的犯渾，比阿富汗塔利班炸巴米揚大佛還要渾一百倍。中美貿易戰的根源豈止是意識形態衝突，而是文明的衝突。中國去西方國家建孔子學院，在自己國家扒耶穌教堂，這是什麼性質的行為？這是智昏加犯渾。這是對西方意識形態的挑釁，這是對西方文明的宣戰。
信仰的第二個層面，是形而下的制度層面。民眾的信仰，建立在對制度的信任的基礎上；對制度的信任，建立在公平的法制和公平的理念與實踐的前提下。德國學者法蘭克．舍倫（Frank Sieren）說，「我們用了數百年的時間發展了一種法制和公正理念，這一理念則建立在舉證義務的基礎上，並用來區分一時疏忽還是有意而為、個案還是連環作案、尤其旨在避免株連。即使我們有時感到憤怒，也應該遵守這一原則。其中不是要誇大或描清某個事件，而是強調公平對待每一個人，也包括那些曾有不公行為和如今仍在犯錯的人。因為只有維持公正才能讓自身的價值站住腳。」（《從天安門到萊比錫》）一個國家的國民如果失去對制度的信任，不再相信制度提供公正的保障，制度的危機就隨之到來。
學者吳思說，現在政府不提供這東西，就有了黑市，有了一種與官方聯手牟利型的黑手黨，有了一套固定的規矩。一個潛規則通行的領域就這樣出現了，一個事實上的職業和公司就這樣出現了。我們這個社會正在、並且還將繼續為公正付出極高的代價。公正稀缺的社會算個什麼樣的社會呢？那就是潛規則支配一切的社會，一個冠冕堂皇的宣言與現實生活越來越遠的社會。在兩者的差距之間，對公正的追求逐漸積累，又被無情地壓縮，積壓出價值千萬億人民幣的能量，一旦找到薄弱部位，這股能量就會造成火山爆發。（《出售公正的生意》）
不公正的社會必然喚起人的邪惡的本性，造成底層社會的道德淪喪和人性潰爛。政治學者王軍濤認為，強大而專橫的權力是社會潰敗的重要原因。由於缺少外部監督與制衡，行政官僚蔑視法律規章，施政措施缺少穩定性，其肆意行為更是削弱了司法權威。身處這種政府運作邏輯下的民眾則以另外一種方式模仿、學習了政府的行為方式。民眾發現法律沒有權威，因而他們也不尊重、遵守法律，「每個懇請者要求人們照顧他而撇開現行法規。」在法律無用的情況下，他們的政治服從不是出自個人理性與自由意志，而是政府強力塑造出的習慣。而政府強力一旦遭到動搖時，他們就會因缺少外在約束而變得任性、驕縱，以至於走向暴力。與政府蔑視法律和缺乏信用相呼應的是，民眾不遵守規則和秩序，易於走向極端。托克維爾看到，在舊制度下，政府的武斷和專橫行為塑造出民眾的惡劣品質。（《中央集權的政治困境》）
沒有信仰和宗教信仰，是一條腿的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在短短30多年的時間裏，中國完成了西方世界用了2-3百年時間達到的工業化水平，但也同樣只用了30多年的時間，就透支了千百年來的生態環境資源和扔掉了幾千年沿襲的文化傳統。大多數中國人雖然在物質上富裕了十倍、百倍，但精神上卻依然赤貧，在這樣一個知識更新和資訊免費化的網際網路時代。這是對現代化的最大嘲諷。人們常常忘了，人活著的意義不只是追求物慾的滿足，一個民族精神的墮落是無法用金錢來彌補的。」（潘晴：《火山口上的紅色帝國後記》）中華民族正面臨沒有宗教信仰、缺少制度信任，沒有公平公正的劫難。
由於沒有信仰，失去對上帝的敬畏，眼睛中只有今生今世，為了獲得物資財富，拋棄一切人的底線。中國經濟的發展一直伴隨著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破壞。學者蘇曉康說，「中國今天的環境破壞，不知道比西方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的破壞嚴重多少倍。中國的主要問題是掠奪性。這是第一個喪失。第二個喪失是中國人的心靈被掏空了。他不准你有信仰。人的道德大滑坡。這就是說中國人的心靈家園也沒有了。」（《中國比25年前更糟》）
改革開放造成的城市破壞、制度破壞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只有破壞沒有建設的改革，製造整體性道德淪喪。社會和經濟動亂，社會解體，通過沒有上帝、沒有信仰、沒有敬畏的群體與政府的共同參與發生。這就是「火山現象」。社會動亂，要有相當數量的憤怒的暴民的積極參與。當憤怒的人的數量積累到一定程度，社會動亂倚馬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