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2017年，中國首次成為俄國民眾眼中「最親近和友好的國家」，據俄羅斯社會輿論基金會的研究顯示，62%的俄國人都把中國列入了他們的「主要朋友」名單。
對於不少中國人來說，這份肯定實在有些姍姍來遲。與之相比，信任俄國幾乎從來是一些中國人民的主流意識，畢竟今天的俄羅斯看上去正像是蘇聯老大哥的繼承者，特別是在世紀之交的那次權力交接之後。
儘管中蘇交惡的時間比中蘇友好的時間還長，但中國人對蘇聯還是常懷特殊的情愫，至今一些中國人仍為它的解體而忿忿不平。
這也難怪，在一百多年來的中國近現代史上，蘇聯的表現是如此與眾不同，其他國家都只需平等地往來，唯有蘇聯讓中國自願做它的學生。
不過，回到近70年前，中共政府剛準備以俄為師的時候，這裡的人民卻並沒有做好準備。
「蘇聯把炮彈打到中國來，有什麼好處呢？」
1949年6月，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正式宣布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
對於這一政策，「覺悟不高」的民眾多不以為然。京津等地的高校教師挖苦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可惜又倒下去了。」
普通市民更是不清楚蘇聯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們疑惑地向宣傳「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的中共幹部問道：「蘇聯把炮彈打到中國來，有什麼好處呢？」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指的是1917年布爾什維克奪權時，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一發威懾意味的空炮。
斯大林上臺後，這聲炮響的意義被宣傳不斷放大，圖為蘇聯著名漫畫組合庫克雷尼克賽的油畫《「阿芙樂爾」的炮聲》。
當時的中國人，對蘇聯的好印象並不多。他們要麼不瞭解這個國家，要麼就對它心存反感。
尤其是中國東北地區的居民，在二戰末期親眼見識了蘇軍士兵搶掠財物、姦淫婦女，因此對蘇聯懷有最負面的情緒。即使是時任旅大地委書記的韓光，也對「少數兵士」的行為感到憤慨，需要駐軍總指揮部政治副指揮來給他做思想工作。
其他地方討厭蘇聯的人主要是知識份子，他們愛好歷史，關注國際新聞，對海參崴、外蒙古、唐努烏梁海耿耿於懷，很多大學生還參加過1946年的反蘇示威。
1946年初，代表國民政府接收撫順煤礦的專員張莘夫被「不明身份的武裝分子」殺害，加上損害中國主權的《雅爾塔協定》公諸於世，中國多個城市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示威。
出於信息飢渴，一些高級知識份子甚至也會傳播低級政治謠言。比如顧頡剛先生就在日記裡記述他聽來的「消息」，說蘇聯要中國割讓七個港口，毛澤東跟周恩來不肯賣國，都被扣成人質了。
更多的中國人則純粹感到莫名其妙：為何突然就冒出一個叫蘇聯的國家，又先進又強大，對我們又好？以前怎麼沒什麼存在感？
相比之下，「美國富強發達，常常援助中國」則是當時人們的共識。
因此，中共幹部在宣傳「一邊倒」政策的同時，還肩負著宣講「美帝國主義是我們的敵人，是紙老虎」的任務，同時顛覆了兩個大眾常識，經常招來群眾有意無意的刁難。
工人階級中，不少人用過歐美機械，多不相信蘇聯工業發達：蘇聯那麼先進，為什麼他們的機器都粗糙不堪。對這類問題，幹部通常也準備不足，只好說蘇聯產品雖然粗糙但經久耐用。
很多市民則認定，蘇聯重工業還行，輕工業純屬吹牛，不然為什麼「蘇聯花布又不牢，又退色」？而美國製造顯然經過質量認證，「幹部用藥，也是先找美國貨」。
上海人尤其傲慢：「蘇聯沒有好的鋼筆，要我們關勒銘鋼筆運去」；「蘇聯手錶像鐘一樣粗大」；「蘇聯連棉毛衫也沒有，要中國運去」。
1936年製關勒銘鋼筆，是上海輕工業的一個驕傲。
幹部跟上海學生作正面宣傳，講到「蘇聯同志熱烈鼓掌，鼓到手錶也停了」，他們卻別樣解讀：「蘇聯手錶這樣差？連鼓掌也會停的？」
即使是淳樸的農民，對老大哥也不免說三道四：「蘇聯既然有米丘林和李森科農業發明，為什麼還要把中國的水果運去？」
一味宣揚蘇聯的好，也傷到了許多中國人的民族感情。他們辯證地反問：「蘇聯一點壞的沒有嗎？中國一點好的沒有嗎？」
不少群眾甚至對「老大哥」這個稱謂都頗有微詞：「我們人多物產多，憑什麼叫他老大哥？」遇到蘇聯兒童來華訪問，還有人藉機挖苦宣傳幹部：「你可以上去喊他老大哥了！」
復旦大學學生對公共場所的斯大林像也表示不滿：「蔣介石親美還沒掛杜魯門像，共產黨親蘇連斯大林像都掛出來了！」
1949年12月21日的《人民日報》。
就連幹部教唱的蘇聯歌曲，都因為「我們沒有見識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的歌詞，而惹得一些學生勃然大怒，質問他們對中國空氣有什麼意見：「難道我們不可以自由呼吸嗎？」
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面對跟不上時代的中國人，中共政府並未氣餒。
1949年7月，中共宣告「一邊倒」政策後不久，便開始籌備全國性的中蘇友好協會。參加協會發起人大會的689位發起人中，以劉少奇、周恩來和宋慶齡領銜，可見對這個「民間組織」的重視程度。
當年10月5日，中共政權宣告成立僅僅四天後，中央政府各部門都還未設置齊備，中蘇友好協會總會便在北京正式成立，由國家副主席劉少奇擔任總會長。
此後的中蘇友好工作，主要由這個協會主持開展。
1950年10月5日，中蘇友好協會成立一週年，宋慶齡、羅申、劉少奇、李濟深出席。
作為統一戰線組織，中蘇友好協會對其會員身份要求不高，凡是有意促進中蘇友誼、學習蘇聯者，不分階級、黨派、宗教信仰、職業，都可以成為會員。因此，它的規模增長十分迅速，僅用三年時間，會員數量就達到了3890萬，超過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今共青團）、全國總工會、婦聯，成為全國最大的「群眾團體」。
中蘇友好協會的會員證。
在蘇聯經驗的幫襯下，友好協會的宣傳手段比其他部門、團體更加豐富多彩，調性也往往更高。它發行的中文版《蘇聯畫報》，在莫斯科印刷出版再運到中國，以大量圖畫的形式介紹蘇聯，在當時很受歡迎。
中文版《蘇聯畫報》。
其中，友好協會投入最大的，是放映蘇聯電影。他們成立三年，就擁有了200多個電影放映隊、2500多個幻燈隊，經常深入偏僻的鄉村去播放電影。
這些集中於革命、反法西斯戰爭、反特、反帝題材的蘇聯電影，對缺乏文化娛樂的中國鄉民仍然稱得上視聽享受，常有農民不辭辛苦、不煩路遠，提前三、四天從家裡出發，趕到放映地點觀看這些蘇聯影片。
如果兼具知識文化素養與學習蘇聯的熱情，友好協會的會員還有可能被選中參加訪蘇代表團，為國內同胞帶回親身蘇聯見聞。
他們記述的一些奇景，恐怕只能在當時的蘇聯得見，如作家陳學昭參加中國婦女代表訪問團，在蘇聯養雞場見到：「產蛋室如果正好擠滿了，那麼要生蛋的雞就會在產房門口等待著，他們絕不隨地亂生蛋。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雞也被訓練得這樣聰明守秩序。」
經過數年宣傳教育，中國人民對蘇聯的認識被普遍提升，「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這句口號更是廣為人知，哪怕是沒念過書的農民，也曉得向幹部打聽：（蘇聯集體農莊）「有哪些財產被集體化？」「怎樣集體化？」「莊員的房子是否歸自己？」「莊員自己的小塊私有土地從哪裡來，是不是有時間耕種？」
檢驗中蘇友誼建設成果的機會很快到來了。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後，除了天津有一小撮人專門在那一天跑去飯館大吃大喝外，全國各地都傳來了人民悲痛欲絕的報告。有人哭暈過去，或悲傷到無法進食、入眠，或悲傷到影響工作。
1953年3月9日，北京各界6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斯大林追悼大會。
上海更有一位小朋友表示，希望減少自己的壽命，來延續斯大林同志的壽命。
三天不學習，跟不上中蘇關係
剛剛被「愛」上蘇聯的中國人民很難預料到，隨著斯大林時代的結束，中蘇關係開始轉向另一個方向。
1956年2月25日，蘇共二十大的最後一天，赫魯曉夫突然發表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全盤否定了斯大林以及對他的迷信。毛澤東評價此舉是「揭了蓋子，捅了簍子」，對赫魯曉夫沒有通知兄弟黨就改弦更張不滿。
4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開始講述《論十大關係》，略微修正學習蘇聯的態度：「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對於斯大林，他的評判也與蘇聯不同：「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到1958年，中國展開「大躍進」運動，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蘇聯經驗反而顯得保守落後了。這讓友好協會的幹部非常棘手，若不宣傳蘇聯，自己就毫無存在感；若多宣傳蘇聯，又顯得輕視中國「大躍進」成就，可能犯政治錯誤。
對這一問題，中共中央給他們的指示是「不可不搞，但又不可多搞」，雖是宣傳蘇聯，展示中國建設成果的內容也得過半。原來從蘇聯送來的那些圖片、電影，逐漸失去了用武之地，中國人民的世界審美從此走上土味之路。
然而，在中蘇關係轉冷的時期，普通民眾毫無知覺，反而以為他們的老大哥變得更可愛了。
赫魯曉夫上臺後，蘇聯對中國諸多援助項目都落到了實處。尤其在他第一次訪華後，不僅給予中國5億2千萬盧布長期貸款，派遣大量專家來華，還從旅順軍港撤軍，將原中蘇合營的石油和航空公司股份交還中國，令中國群眾大為感動，紛紛傳說看到了真正的友誼。
旅順市文化館舉行歡送蘇軍回國大會。
「大躍進」開始後，蘇聯在政治問題上不再靠得住，中蘇友好宣傳也轉向以無關政治的科學技術為重點。中國市民藉此瞭解到洲際導彈、人造衛星等蘇聯確實做到世界領先的科技成果，反倒比以往的口號宣講更能增強他們對蘇聯的好感。
1958年，赫魯曉夫第二次訪華，本是毛澤東為聯合艦隊和長波電臺問題向蘇聯大使尤金大發雷霆的一個結果，不明就裡的民眾卻歡呼雀躍，以為蘇聯終於擺脫大國主義的傲慢，平等地尊重中國。
直到兩三年以後，人們才逐漸意識到自己的判斷失策。
不過，大眾的政治遲鈍對他們並無多少害處，反倒是小部分精英太過敏銳，反而惹禍上身。
1957年大鳴大放期間，一些知識份子以為中蘇關係已經改變，可以放肆批評。
一時之間，領土問題、蘇軍曾經的惡行都被他們舊事重提，1952年院系調整也被某些高校教師批為「盲目照搬蘇聯」，國防委員會副主席龍雲更是再次懷念帝國主義：「中國借蘇聯的債要還，不如美國慷慨大方。」
反右派鬥爭接踵而至，這些言論都成了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現行證據。
其中，一位北京的工程師大鳴大放時表示「其實蘇聯專家不一定都是好人」，被打為右派，逐出北京到東北工作。1965年，經過思想改造，他痛改前非地承認「其實蘇聯專家中也有不少好人」，終於被打為「反革命」下放青海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