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與毛澤東在一起的合影。(網絡圖片)
劉少奇,1898年生,1966年文革開始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最高權力圈子中的第二號人物,1966年8月失去權位,1967年在中共報紙上被稱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9年10月被中共中央作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遭到長期囚禁和折磨。1980年2月中共中央為劉少奇平反,並宣布劉少奇已在1969年11月10日死亡。作家王友琴撰文《劉少奇和文革暴力》,披露劉少奇之死鮮為人知的細節。
老百姓之死與中共高官之死
「文革受難者紀念園」沒有被北京封鎖之前,筆者曾經收到兩位讀者的來信。他們說,「網上紀念園」展示了大批身為普通人的文革受難者,他們的名字和悲慘遭遇,三十年來媒體從未提起,現在網站上被明確記錄和公布,是非常重要的突破;同時,他們也問,為什麼這個網站沒有列出身居權力高位的文革被害者?其中第一個就是劉少奇,還有陶鑄等人。
確實,1966年8月以前,劉少奇是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號人物,陶鑄則在劉少奇失去權位的同時上升為第四號人物,都在文革中被囚禁和折磨,然後悲慘地死去。
「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所記錄的受難者,一般來說,都是普通人,不在權力階層中居於要職,這些普通人在文革後雖然得到「平反」,但是他們的名字和故事,從來不能在媒體上被公布和記錄。
百姓之死的被隱瞞或被忽略,使文革的大圖景因此而改變。普通人民遭受的痛苦和迫害長期不被記載,文革的罪惡在歷史記載中因此變得輕淺。在筆者看來,千萬普通人被迫害致死,才是文革圖景的中心,因此筆者在過去十多年中,盡力查訪這些普通人的名字和故事。
劉少奇不是普通人,但是也是文革的受難者。他的特殊地位,使他的名字廣被人知。但是他遭受了怎樣的折磨、他自己怎麼看待他的遭遇,卻成為極難澄清的事實。在民主制度的國家,獲選而上臺的領導人,廣被人們所瞭解,他們失去了普通人所能具有的很多隱私權。在沒有選舉制的國家,情況恰恰相反──最高權力圈子始終是神秘的,領導人物絕對不被大眾所瞭解。
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保持神秘性乃是為了保持未獲人民批准的權力。這種神秘性有助於強化那種權威。最高權力圈子不是人民投票選舉的,也不受新聞媒體的監督。他們需要跟人民保持距離。
文革中,普通的「牛鬼蛇神」,被交給普通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們「鬥爭」、折磨、甚至殺戮;但是劉少奇和陶鑄這樣的高層領導人物,卻一直被另行監禁,是放在當時最高權力中心的直接控制下的。
也就是說,高層權力圈子的某人如果也成了「牛鬼蛇神」,仍是要跟與他們「鬥爭」的「群眾」隔絕開來的。劉少奇被「打倒」之後,數十萬北京的學生和市民,在中南外舉行了一個月的「揪劉」行動,這一行動得到文革高層領導人的鼓勵支持,卻始終沒有讓這些「造反派」見到劉少奇本人。劉少奇只被交給他身邊的中南海造反派「批鬥」,這是有記錄片為證的。
至今,中國政府仍然不公開文革檔案材料,即使跟普通人有關的檔案都不准人們閱讀,更遑論高層領導人,如劉少奇的了。
斯坦福大學的退休歷史教授范斯萊克,在他的中國歷史課上曾經講到,對中國上層領導人的行為,我們好像是在一個舞臺前,幕布只升起來了一點點,我們只能看到一些腳在舞台上移動,卻看不到、也聽不到其它部分。
這是一個形象的比喻:「我們只看得到一些腳的移動。」
一個被刻意隱藏的細節:癱瘓後被綁在床上的最後六個月
在毛澤東死去四年以後、劉少奇死去11年以後,1980年春天,中共中央為劉少奇「平反」,並且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同時,在官方報紙上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劉少奇生平及革命功績的文章。
就在那期間,一位老作家和老共產黨員,告訴筆者一件事情:由於一篇和她有關的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她去訪問該報總編輯胡績偉。他們在延安時代就認識。在胡的辦公室裡,她偶然聽到了這位總編輯和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電話上的談話。
她說,胡績偉和王光美在談修改一篇將要發表的文章,是關於劉少奇的。那篇文章中寫到,劉少奇在被隔離囚禁以後,癱瘓了,還被綁在床上六個月,直到死亡。《人民日報》要刪去寫進文章中的這一細節,胡在電話上告訴「光美同志」,請她同意這樣做,為了「黨的形象」。
這位老作家對筆者提到這件事的時候,非常激動,她說不敢相信有這樣的事情:一個人已經癱瘓了,不能走了,還要綁在床上,還是黨的副主席,真是不像話。她說,她為這個黨感到羞恥。
其實,報紙刪去這個細節,也是應該感到羞恥的。筆者查閱了1980年給劉少奇平反前後的《人民日報》,果然沒有讀到任何文章中談及劉少奇最後六個月是被綁在床上的。這一個細節,已經被刪除了。
在同年年底發表的劉少奇的兒女的文章《勝利的鮮花獻給您》(《工人日報》,1980年12月5~8日)中,也沒有提到綁在床上的這個細節。
但是,六年以後,在1986年出版的高皋、嚴家其所著《文革十年史》書中,寫道:「沒有人幫他換洗衣服,沒有人扶他上廁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長期臥床,造成雙下肢肌肉萎縮,枯瘦如柴,身上長滿了褥瘡。……並用繃帶將劉少奇雙腿緊緊綁在床上,不許鬆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78頁)。
《文革十年史》在上市以前就被禁止公開出售。兩位作者在1989年流亡國外。筆者曾經詢問他們上述引文資料來源。他們說一定有出處,只是寫作此書的材料都留在北京無從查找。
1996年出版的《文革檔案》(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一書中,也有這個細節(286頁)。這本晚出的書裡保留了這個細節,顯然因為不像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那麼醒目,或者因文革已經過去多年,劉少奇的事情不再被人注意,所以出版物審查者未再注意這樣的細節。
也許在有些人看來,劉少奇是否被綁在床上,相比於他被迫害至死,似乎僅僅是個細節問題罷了。
但是,《人民日報》刪除這個細節,在保衛「黨的形象」方面,確乎是有作用的。
把一個已經癱瘓的人綁在床上,沒有任何實際作用,唯一的解釋,是故意的殘忍,是虐待!
在劉少奇子女的文章《勝利的鮮花獻給您》中,其實還提到了一些別的細節,也相當可怕。其中一個是,1967年9月,把劉少奇的妻子逮捕並且把劉少奇的子女趕出家以後,在中南海劉少奇的家裡「連夜築起一堵高牆」,不准劉少奇再步出房門。
中共其它高層領導人包括毛澤東也住在中南海。在那裡連夜動工構築一堵禁閉牆,一座監獄,一方面當然是毛澤東等人可以為所欲為的,雖然聽起來就像春秋戰國篡位和奪權的故事,另一方面,難道也是因為他們喜歡就近欣賞劉少奇的悲慘境況?
《勝利的鮮花獻給您》一文中還有另外的一句話,「他們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維生素和治療糖尿病的D860也停了。」停止糖尿病的藥,比停止維生素,會帶來嚴重得多的後果。
《文革十年史》中寫道:(1969年10月)「患有糖尿病的劉少奇,由於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長期臥床,又沒有人為他清洗,身上又髒又臭。臨離開北京時,看護人員索性把他的衣服剝去,包裹在一床粉紅色的緞面被裡,被上蒙了一條白色床單。」(181-182頁)這本書的作者之一高皋是一位醫生,比一般人對疾病更有知識。
連夜築牆禁閉、禁止糖尿病用藥,也是很殘酷的手段,但殘酷程度,都沒有把已經癱瘓的老人綁在床上那麼直觀、具體,一聽就懂。所以,《人民日報》首先刪除這個細節,因為這確實是最為陰森可怕的一個細節。可以說他們「刪」得非常符合他們的用意。
這只是筆者極偶然聽到的一個情節。作為紅牆外的老百姓,應該問,還有什麼被刪節了?還有什麼從來都沒有寫下來?實際上,不會有回答,而且,在下文中可以看到,這種對歷史事實刪節和對文革罪惡的刪節,繼續在進行。
怎樣解釋劉少奇之死?
從官方媒體公布的材料中,可以看到劉少奇的最後經歷大致如下: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劉少奇從第二號人物變成了第八號。不久以後,學生「造反派」貼出攻擊劉少奇的大字報、喊出「打倒劉少奇」的口號。
1967年1月,劉少奇在中南海裡面被「鬥」,劉的專用電話被拆除。4月,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清華大學被30萬人「鬥爭」。劉少奇則被《人民日報》不指名地稱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7月,幾十萬「革命造反派」在中南海牆外「揪劉」一個多月。8月,劉少奇和妻子在中南海中遭到大會「鬥爭」並且被毆打。9月,劉的妻子被逮捕關進監獄,子女被趕出中南海,劉被新築的高牆禁閉在原住處。
1968年夏,劉少奇病重。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宣布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把他「永遠開除出黨」。
1969年10月,劉少奇處在隨時可能死亡的病危狀態,被送到河南開封,放在開封政府的大院內,繼續監禁。11月13日,劉少奇死亡。
7年以後,1976年9月毛澤東死亡,毛死後又過了三年半,劉少奇得到了「平反」。他的罪狀,也都一風吹了。
人民不准詢問:這一切是到底為了什麼?中共官方很快就有一套關於文革和劉少奇之死的理論:主要責任在林彪四人幫,不要追究毛澤東的責任。
接著,在1980年新發行一百元鈔票上,印上了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的四個側面頭像。在鈔票上,他們四個人緊緊相依,親密無間,好像陰謀、迫害和謀殺,從來沒有在他們之間發生過。
責任編輯:陳天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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