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對天王的理解未必是正確的，而天王也有很多事情是眾人所不知的，例如在諸多奏樂種類之中，天王尤其重視管樂和弦樂。（圖片來源：時報出版）
說到音樂與天王的關係，相信有些較留意現代王室消息的讀者知道，新任天王德仁是一名管弦樂的能手，他在就讀學習院大學時，便能演奏小提琴和中提琴。然而對於天王家來說，演奏西洋樂器當然是一個異數，畢竟西洋樂器和音律傳來日本不過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事。在那之前，歷代天王一直都與和式樂器和音律如影隨形，密不可分。沒錯！樂器和音律就是天王的帝王學之一。
日本史學者胡煒權提到，現代的日本王室會在每年一月於王宮舉行和歌會，歌會起碼已有近八百年的歷史，可追溯到十三世紀末的鎌倉時代中期。比和歌會歷史更悠久的就是「御樂始」，用現代語來說類似於「王家演奏會」。在這個王家演奏會裡，天王不是臨席聆聽的一方，而是親自演奏的當事人。因此，「御樂始」與和歌會一樣，都是展示天王文化實力和教養功力的重要活動。
「御樂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一千二百年前的奈良時代，一直延續到一八六九年，也就是明治維新的第二年。明治天王在該年舉行了歷史上最後一次「御樂始」，直至一百五十年後的現在，都再沒有舉行過，已成絕響。鎌倉時代中期的順德天王，在自筆書寫的帝王家訓《禁祕抄》中，提到天王有幾個必須學習的技能，排第一的是中國經典學問，第二的是管絃，和歌則緊隨其後。由此可見，在古代帝王學裡，管弦的重要性與和歌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均要求王家子弟從小學習，預定將來成為天王的王子，更以最嚴格的方式接受名家的教育和培訓。
既然如此重要，為什麼管弦會在明治維新之後隨即被棄之一旁，不曾復興呢？在這之前，先來談談天王的音樂學史。日本史學者胡煒權表示，古代的日本宮廷重視奏樂，這與七世紀時通過遣隋、遣唐使的交流，吸收了中國王朝的禮樂制度，有著重要關係。在這之前的古墳時代，即公元五世紀為止，日本通過與朝鮮半島的交流，吸收了百濟、新羅和高句麗三國的禮樂舞曲，將其改良和進行本土化，慢慢形成日式風格。因此，日本宮廷的奏樂文化其實是經歷不少轉折，混合而成的。
在諸多奏樂種類之中，天王尤重管樂和弦樂，一般而言，主要學習的管樂樂器有笛和笙，而弦樂樂器則是琴（和琴、和箏）與琵琶。十世紀時在位的村上天王曾經說明管弦樂對天王的意義。他說：「思於心裡，攜於手上，唱於口中，聽於耳內。」他認為通過學習、演奏管弦，便能習得四個重要的美德－－心有所思、手持音樂，唱念口邊和深入耳聽。可見到了十世紀，天王已經不只視音樂為陶冶性情的工具，更將其提升到培育君德君才的重要媒介。也因為這個原因，管弦在中世紀時便被尊稱為「帝器」。到了十二世紀，正值武士崛起的時代。即便如此，天王與貴族對於「帝器」管弦的重視一如既往，也產生了很多理論和哲學，當時最重要的一本管弦樂理書《管弦要義》便提到：「一切音樂皆是為治國治民也。」
當時的貴族依然相信管弦為首的音樂是國君學習治國、兼聽八方、知國難、憂民苦的重要一環。因此為了盡早習得如此重要的治國之術、帝王之學，王子們自小便刻苦學習，學有所成後便會在「御樂始」等場合，於眾貴族王族面前演奏，以示具備統治能力。然而，隨著朝廷統治能力衰退，以禮樂治國的理想已不具現實性，天王學習管弦也變成一種禮儀和家藝獨學。對於鎌倉時代以後的天王來說，學習管弦既是天王的任務，也是延續祖宗遺德、絕學的使命。
因此，雖然有少數天王在特定條件下，可以自選喜歡的管弦樂器來學習，但這也與他父王的學習經歷十分有關。即使某一位天王對學習特定的樂器沒有天分，但為了以上的理由也必須勉力學習，延續傳統。這是因為如果不能延續下去，既愧對祖宗，也有損君德。尤其在十三至十四世紀爆發的天王家分裂，學習管弦樂器對於兩派互不承認的天王家系（北朝、南朝）來說，更是分辨敵我，以及顯示優越的武器。這段王家分裂的苦難同時也是「帝器」的淘汰篩選時期。到了室町時代，管樂中的「笙」與弦樂中的「箏」，成為了最重要的「帝器」，為此後歷代天王所必修，以示君王的氣度與教養。不過到了江戶時代，學習樂器逐漸式微，「帝器」也不如古代那麼被重視，流於形式化。笙與箏以外，曾一度被放棄的和琴、和笛，也重獲重視。
到了幕末時代，最後一個可以演奏笙與箏的是孝明天王，而明治天王則似乎未學習「帝器」。在一八六九年舉行的最後一次「御樂始」，天王變成了「聽樂」的一方，不再進行演奏。明治政府雖然沒有明示原因，但顯然是模仿當時西方國家君主出席演奏會的習慣。雖然西歐國家也有國王自行演奏樂器，但明治政府為了提高君威，強調國家威嚴，否定了身為「現御神」的天王在公眾場合演奏樂器的需要。雖然新天王德仁熟習西方弦樂，但這並不代表天王重拾演奏樂器的王家傳統（畢竟不是和樂）。這嗜好會不會成為將來天王重修「故業」的契機，則有待觀察了。
（本文節錄自：胡煒權《解開天皇祕密的70個問題第一部+第二部套書》，時報出版，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