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院學生在製作民主女神塑像（六四檔案圖/自由亞洲電臺）
【看中國2019年5月31日訊】30年後的今天，一個關於六四的重要史實值得我再次對其聚焦、將其剖析。這一事實是：把六四事件定性為「平息反革命暴亂」的中國政府，一直怕六四、躲六四；除了在極個別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決不去觸碰六四，提及六四。我在《重要的是奠定民主社會的基石——六四5週年感言》中曾寫道：我揣摩當局的心態，是巴不得每年的日曆從出廠時就沒有6月4日這一頁。30年來的史實表明，他們的心態還真就是這樣的。
極度怕六四躲六四的原因，恐怕只有一個：因為「事已做絕」（李銳語），且做得很無恥，故而心虧得慌，「何以對天下」（李銳語）。
當年的中國政府，對學生和市民在天安門廣場請願和抗議很不爽，很惱火，一心想把他們收拾掉——這是誰都知道、也是不難理解的。出於對「歷史沒有如果，但反思歷史不能沒有如果」的理性認知，我想說，如果當年是動用棍棒、高壓水槍和橡皮子彈去實現「清場」的，則他們的虧心程度勢將大為減輕。而如果當年是直言警告「你們還賴在廣場上不走，我們將子彈伺候！」後再開槍殺人的，他們也不至於虧心到如此之地步。編織彌天大謊「發生反革命暴亂」，將其加罪於手無寸鐵的民眾後再揮刀屠城——這種殺人的虧心度，深不可測。
幹壞事的人心虧得慌，決定了無論他們多麼處心積慮地掩蓋真相、抹去記憶，把六四弄得似乎從未發生過一樣，正義的歷史法庭也必將會嗚鑼升堂，標誌歷史轉捩點的歷史大審判也必將會到來，雖然現在還未到來。
六四事件後，美籍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先生曾在《紐約時報》上以「中國將永遠不再一樣」為題撰文，表達了他對六四屠殺的震驚。他在文中痛切地寫道：殺害學生和市民讓給中國的未來帶來希望的一代人心碎。而今天我要說的是，殺害學生和市民也使「謀求中國社會制度根本變革」的政治主張，從此成為八九民運不少參與者和其他人士的核心訴求。
在八九民運中，要求共產黨「反腐敗、反官倒，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是絕對的主流政見，只有很少很少的參與者認為「共產黨必須下臺，一黨專政必須讓位於民主憲政」，並且他們幾乎都只是私下而未曾公開表達過這樣的政見。
六四屠殺之後被迫流亡海外的八九民運參與者，幾乎無一例外地成了制度根本變革論者。
中國國內異議者群體中的八九民運參與者，幾乎無一例外地成了制度根本變革論者。
中國國內並未成為異議人士的八九民運參與者，如《愛爾鎮書生》的作者曹旭雲等，成了制度根本變革論者。
趙紫陽、鮑彤、胡績偉、李銳、朱厚澤等，成了制度根本變革論者。
《零八憲章》發起者、簽名者群體中的八九民運參與者和未參與者，無一例外都是制度根本變革論者。這是因為，《零八憲章》直言不諱地要求「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要把中國「建成一個自由、民主、憲政的國家」。
中國的制度根本變革論者持有一些很基本的政治信念。在六四30週年到來之際，我特別想言說其中的兩個基本信念：
一、中國大陸民眾不是只配永遠生活在專政制度下的人類族群
雖然與臺灣民眾相比，與韓國民眾相比，與前蘇聯和東歐的民眾相比，中國大陸民眾在實現民主轉型的歷史征程中落伍了，但是，他們同樣會愈來愈明白，憲政不是將陷中國大陸於萬劫不復之地的洪水猛獸，而是彰顯現代政治文明精華的良好制度安排。與地球上的其他人類族群一樣，中國大陸民眾同樣有資格生活在憲政制度之下。而中國大陸民眾也遲早會歷經萬難，在中國大陸上建成合格、健全的憲政制度。
二、用憲政取代專政，才有可能使中國從一個創新能力深度匱乏的國家，變成擁有豐沛原創驅動力的國家。
在2018年學生畢業典禮上，吉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李曉教授作了一個很不錯的講話。就「圍繞創新問題我們需要做些什麼？」，他直率地坦言道：在國家層面，我們必須改革、破除一切不利於創新的體制和制度安排。接著，他進一步論述了問題的要害所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國家間競爭的本質是什麼？二十幾年前我就提出是制度競爭，即看誰的制度安排更有利於經濟增長和發展。因此，改革那些阻礙創新的制度安排，創建更加包容、可以自主經營、自主選擇和自主流動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是至關重要的。」身在體制內的李曉先生能把話說到這個份上，應當說是頗為難得了。然而，中國的制度根本變革論者自然更能把李曉不想說或不敢說的話說透、說清楚、說到位。他們早就明確認定，「那些阻礙創新的制度安排」正是一黨專政的基本社會制度。而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下，李曉先生所鍾情和心儀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乃是無法創建出來的。
六四事件30週年了。作為一個願意也敢於直面六四的人，寫下自己心中的一些感言，或可視為家國情懷的一種表露；不過，也更是對至今不能安息的六四英魂的一種祭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