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行摘要》視頻截圖
【看中國2019年9月13日訊】平民之殤——關於記錄片《罪行摘要》
我有點後悔看這部片子，看完之後至少十分鐘無法言語，我被傷到了。《罪行摘要》兩個多小時長，十幾個「犯罪份子」的個人故事，沒有編導的任何評論或暗示，老人們言語也樸實，甚至在鏡頭前有所克制，但我還是被傷到了。
在看這部記錄片的過程中，我自己的眼淚流了很多次，差不多從第一個故事中的父女淚別到最後一個故事老友相擁，我都有點忍不住，想掩飾而不能，突然發現自己好脆弱啊！
我們都是普通人，如世間的一粒凡塵，雖然微不足道，但作為活人，都有人的自然情感，有所謂同理心。在為他們的命運唏噓長嘆時，很難說沒有物傷其類的哀傷，而且，這種哀傷經由影像呈現出的故事而涼涼地穿透了身體。
攝影圈有句自詡的話，一圖勝千言。看這部片子，讓我強烈地感受到圖像的力量。形諸文字的東西和圖像比，其實是先天不足的，就環境細節、人物情緒的準確真實而言，圖像的說服力是無可替代的。
這些年關於文革的認知和評價越來越霧裡看花莫衷一是了，可是，看過《罪行摘要》的人，都會更容易體會到，文革是一場人類歷史上少有的荒唐鬧劇，對命如草芥的普通人尤其如此。
我們在翻看歷史時，看到的都是有權力有身份有影響力的人的歷史，平民是不存在的，即使涉及，也被深藏在某個數字後面，沒有具體形象可言。即使在回溯文革的事件和人物時，我們看到的也大多是官員和知識份子，畢竟他們有著話語權。所以，導演徐星能夠把鏡頭對準普通農民，能拍出他們個人的苦難，還能拍得如此精彩生動，讓我不佩服他，有點難。
三年時間，我不知道徐星從北京到浙江往返了多少次，其間辛勞自是一言難盡。而這些莫名其妙坐牢的農民都漸漸年事已高，能有人用心記錄他們的冤屈，想必老人們會有些欣慰的。
轉眼文革結束也已經四十年了，由於某種原因，現在的年輕人對這場災難的瞭解十分有限，很多人還對文革抱有很多浪漫的想像。也許看過《罪行摘要》會增加大家對文革的瞭解，相比於可能得到各種幫助的官員和知識份子，平民的災難才是最深重的。如果真有十八層地獄，處於最下面幾層的，一定都是這些平民。想到我們也和他們一樣，在社會上基本沒有話語權，有朝一日，如果文革重演，我們就會變成當年的他們，每念及此，脊樑骨便有點冷颼颼的。
六年前，徐星在北京宋莊無意間發現了一張人像草稿，草稿背面竟然是一張文革時期的「犯人登記表」。徐星一點點翻找，一共找到22張，「犯人信息」都是「文革」期間的「現行反革命」，涉案者大部分是農民，被下放到浙江衢州十里豐農場勞動改造。這些登記表讓徐星大受震動，他決定要去浙江尋訪這些「文革中的人犯」，做一部他們的《罪行摘要》。
尋找用了一整年，拍攝一年多，又花了一年多剪輯成片。135分鐘的記錄片，裡面的14張面孔，最年輕的也已年過古稀，時隔50年，他們說出最多的詞還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而他們的罪名，在當年被冠之以「用氣槍污蔑毛主席寶像」、「冒名借刀殺人書寫反革命信件」、「吹捧劉少奇」等。
第一個人物，是一個「出身不好」的當年的中學老師，因為學生來訪時恰巧停電，於是被污「企圖通姦」和「破壞軍婚」，自此萬劫不復，儘管沒有任何事實上的罪行發生。而信任他的十幾位學生因為結伴去監獄看望他，也被定罪。最可憐的是他十三的女兒，在他的妻子賣力檢舉他並離開之後，女兒用父親學生們燒炭砍柴積攢的一百元錢去監獄看他，僅僅半小時的見面，父女被監獄的鐵門隔絕在兩個世界，那淒慘的哭喊久久迴盪在觀眾的耳中。
《罪行摘要》視頻截圖
六十多歲的林品新，坐在自家門口新刨出的紅薯堆旁接受了採訪，從他破碎的敘述中，偶爾能夠聽到「被抓」「腳鐐」「老婆沒了」。關於當時的經歷，已經很難拼出完整的故事。只知道他因為對農村的困境有疑問給「中央文革」寫了封信，就為了一封信，判了20年，罪名是惡毒攻擊文革和社會主義制度。當被問起信的內容時，他說自己已經不記得了，在衢州十里豐農場的頭一年，他把五十六斤的重鐐掛在脖子上勞動。他說起這些就像在講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這時，他87歲的老父親闖進了鏡頭，提著一籃子紅薯，他竟然還在干農活。最後，林品新撩起褲腿，腳腕上被鐵鐐勒出了永遠也撫不平的深深印記。
周明夫，曾經是生產隊的會計，因為有些文化而遭人嫉恨。他的罪名是「用氣槍污蔑偉大領袖畫像」。當時生產隊有一桿民兵訓練用的氣槍，槍把已經漚爛了，第二天就來人把他給綁了，說他玩槍時瞄了毛主席像一下。房間裡就三個人，他知道誰舉報的，但他不說。
最有戲劇性的是胡竣錄、程德華和翁志渝三人。他們由於出身不好，被劃為「黑五類」，在很多方面受到歧視，處境艱難。於是三人就組成了一個小組，互相幫幫忙。但忽然有一天他們就被抓去交代問題。翁志渝說，「沒有反革命組織，沒有組織名稱，」接著就開始被人用槍托猛砸，要他不僅承認罪行，還必須給自己的反革命組織起個名字。翁志渝說，「我必須想出一個名稱來，不然就要被打死。」想了半天，他說了兩個字：「啟蒙」。而打他的審訊者對這個詞完全不懂。幾個人終於有了罪名——建立「啟蒙領導核心小組」，既然是反革命犯罪集團，當然不會是幾個人或一兩個組織，於是本村、鄰村一起湊了幾十個人和多個不同名目的組織，這樣一來，當地就可以因為破獲了犯罪集團而邀功，而這幾十個甚至互不相識的農民，或為此喪命，或為此身陷漫長的牢獄之災。
胡竣錄、程德華和翁志渝三人（《罪行摘要》視頻截圖）
程德華和翁志渝幾十年記恨對方當年的表現，程認為是翁的「啟蒙」害了自己，翁譴責程，如果不是自己給這個莫須有的組織起了一個相對中性的名字，可能他們幾個人都會被槍斃。還是在徐星的撮合下，他們彼此相擁重修舊好，那一幕真是讓人百感交集。
徐興林，當年被朋友告發，說他參加反革命集團。從監獄裡面出來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他家離縣城很近，但他幾十年都不去縣城。當年被冠上「參加903反革命集團，製造政治謠言，參與策劃反革命暴動組織，對黨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這個莫須有的罪名，讓他不敢相信任何人。「政治這個東西我後來想想是很麻煩的，就憑嘴巴說說，但是我也沒辦法，拿不出證據來證明我自己不是這樣的，你沒有辦法的，他說你是就是，你沒有辦法的。」
當徐星問他，在牢獄裡有沒有被打？老人家回答說，「打是難免的。兩個手指頭用牛筋綁好，手指頭中間扎針，是這樣的，一個個扎進去。」「扎針？扎多少根針？」「那是過去的事情，算了。」「這真有點可笑，這樣子會成立罪名的，會判刑的，我到現在有的時候心裏都在笑，心裏都在笑。」徐星問他恨不恨害他的人，他說不恨。「一個呢，我想，過去了。第二個呢，他也是受人家的指使，那個時候文化大革命啊，那個時候，這個人性啊，都是沒有心的，就是這個誰壓倒誰，他身上墊一下就高一點，這樣子的。」
《罪行摘要》視頻截圖
如今的老人，大部分人都生活孤苦。他們中，當年只有兩個人的妻子沒要求離婚。其中一個人的妻子，堅持相信丈夫的無辜，含辛茹苦地等待了十年，從22歲到32歲，頭髮全白了。當丈夫出獄回家時，長大的孩子完全不認識來人，告訴媽媽，家裡來客人了！
這十幾個人裡，如今還有好幾個是老光棍。程德華說，我現在多活兩天少活兩天實在沒什麼不同。從他們的敘述中，我們看不出他們有多少怨恨，麻木和認命是一種普遍現象。他們很少向人提及自己的遭遇，因為說了也似乎沒人想聽，有些孩子還會因此害怕。他們準備默不作聲地帶著這些冤屈的隱秘往事入土，是徐星的出現，才讓他們的形象和故事得以保存。
在中國，有個奇怪的現象，普通民眾似乎對明清的事情有更多的瞭解，而一旦涉及當代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則語焉不詳了。對於文革，七十年代末期其實官方就有定論，簡單說是十年浩劫。官方的完整措辭是這樣的：這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個結論應該是很清楚的，但在原因上則有些含糊其辭。領導者是誰，大家都明白，但就是不說破。也正因為這裡的顧慮和含混，給後世留下了糾纏不清的孽債。
《罪行摘要》視頻截圖
也因此沒有人出來懺悔。好像大家都是控訴者，都是受害者，加害者卻無影無蹤。文革的確不是某一個人的責任，當年的中國人從上到下從城市到農村都是參與者。最苦的則是這些沒有機會發出聲音的底層平民，他們的命運不值一提，他們的苦難毫無價值。
但真的是這樣嗎？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罪行摘要》，希望更多人瞭解那段歷史，至於文革好不好？文革是什麼？我覺得真的不需要再糾纏這樣的問題了，假如我們還有良知的話。
延伸閱讀：
八月十八日開始的紅色狂飆
李輝
編者按：1966年8月18日，是一個不該被遺忘的日子。提到「文化大革命」就會說到「紅衛兵」，說到「紅衛兵」，就不能不說到「八．一八」。正是這一天，毛澤東首次接見了來京進行大串連的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李輝以《八月十八日開始的紅色狂飆》為題，採擷歷史真實材料，回顧了1966年的紅色八月。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一九六六年八月，正值夏天。通常情況下，北京溫度雖高，有些熱，但早晚溫差大，遠比南方一些「火爐」城市舒服許多。由夏及秋，這一季節，非常適合進行晝夜露天活動。正是在這樣一個合適的季節，十萬，百萬……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湧進北京。
整整一週，北京都處在危機的狂熱之中。遊行隊伍高舉紅色標語和毛澤東畫像，海水一般塞滿大街小巷。毛本人短暫出現在一次集會上，聽人群高唱最近火遍全國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他離開後，人們衝上前去，爭先恐後地與那些握過毛的手的人握手。（《時代》，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
這些星期以來，開往北京的火車、公共汽車、卡車，滿載一隊又一隊無比興奮的學生和老師。他們湧進這座城市的大學禮堂、體育館，湧進火車站候車大廳、露天廣場，交流革命經驗，以不同方式聆聽如何將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全國開展的演講。事實上，北京已經變成了一個一直在開會的巨大會場，數以萬計的人來到這裡，接受毛澤東思想的武裝，然後離開返回，通常還帶上北京學生領袖一起，以保證他們的主義的純潔性。（《時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身處紅海洋，不絕於耳的是鋪天蓋地、詞彙爆炸的諸多表述。其中，一個嶄新的詞——「牛鬼蛇神」，想必令那些欲將之翻譯為外文的譯者，挖空心思，難以完整表達。
自六月一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發表後，「牛鬼蛇神」，迅速成為批鬥會、遊行時使用頻率最多的詞彙之一，任何一個地方，無論城鎮鄉村，大街小巷，此起彼伏，不絕於耳。八月十八日，林彪陪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發表講話時，也使用了這個詞：
在上週的講話中，林讚頌以共產主義力量「改造人的靈魂」，號召紅色中國「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反對形形色色的壓制革命的行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時代》，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橫掃」也好，「打倒」也罷，「牛鬼蛇神」到底如何劃分界定，的確很難找到一個對應的英文詞彙。《時代》翻譯林彪講話時，用monster和demon表述「牛鬼蛇神」。Monster有怪物、怪獸、畸形動物、喪失人性的人、預示凶兆的力量等含義；demon有惡魔、惡人、邪惡的事物等含義。字面上雖與中文「牛鬼蛇神」詞義接近，但焉能表達出此時此刻這一詞彙後面的紛繁政治含義於萬一？
中國人自身也難以釐清「牛鬼蛇神」概念的內涵與外延。許多年後，當年的「牛鬼蛇神」之一、作家林希，在回憶錄中提及往事，仍對之耿耿於懷，試圖將之辨析，結果仍無法找到答案：
也算是對於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了，怎麼就發明瞭一個「牛鬼蛇神」的詞兒了呢？曾經有過地主、富農，還有反革命分子、胡風分子，好歹也有個指向。地主有土地，富農的日子過得比一般農民好，反革命分子要參加過國民黨軍隊，或者殺人放火，右派說過反黨的話，胡風分子，認識一個名叫胡風的人，等等等等。那麼，牛鬼蛇神又是一些什麼人呢？說不清楚，也不需要說清楚，說你是牛鬼蛇神，你就是牛鬼蛇神，比歷史上的莫須有還不講理，把牛鬼蛇神通通打倒，再踩上千萬隻臭腳。（《百年記憶》，二一八——二一九頁）
所謂概念界定，詞義辨析，只能是局外人或者當事人過後才有可能考慮的事。狂飆八月間，又有誰能夠冷靜下來，做一次邏輯的梳理？一片狂熱，紅色海洋，早把該有的一切淹沒在中。
「牛鬼蛇神」的名單上，因受到批鬥在八月、九月期間自殺的各界名人就有老舍、李達、傅雷夫婦、陳夢家、葉以群、言慧珠等，而早在此之前的五月，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等，已先行走上了不歸路。蘇聯《新時代》雜誌在一九六六年年底，發表了記者伊．安德羅諾夫訪問中國之後的見聞《在中國「文化革命」的背後》，其中，寫到他所瞭解的文化界遭遇的厄運。當年外國駐華記者很少，這位蘇聯記者所述親歷，是我讀到的最早相關記錄之一。他寫道：
我們在上海看到了幾張掛在街上的傳單，評論中國創作知識界某些代表人物自殺的傳聞。外國報刊報導，由於「紅衛兵」的迫害，《駱駝祥子》的作者作家老舍、京劇演員周信芳、翻譯巴爾扎克和羅蘭的作品的文學家傅雷等人自殺了。在杭州，我看到了掛在街上的一張一個自殺者照片，在下面以蔑視的口氣寫道，「這個人沒有經得起革命學生兩個月來的批評，革命學生曾經要求他用毛主席思想的精神改造自己。」照片裡自殺者屍體的脖子上有一根繩子。從照片上看，這個不幸者是在床背上吊死的。（轉引自《蘇聯報刊反華言論集》，三七四頁，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
「文革」爆發二十年後，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晚報》編輯「五色土」副刊，曾組織過一次「難忘一事」徵文。其間，收到北京一位小學老師的來稿。他與田漢是鄰居，八月狂飆時，尚是一名中學生。他這樣記敘自己親歷批鬥田漢的現場記憶：
……「打倒田漢！」台上台下一片口號聲。皮帶呼嘯著落到田漢身上，一件白襯衫上增添著橫七豎八的紅血印。他低著頭，皺著眉，不說話。
打了一陣後，還要繼續鬥。一位小將衝到田漢面前質問：「田漢，你說，罵毛主席該不該打？」田漢低著頭，皺著眉，不做聲。於是，又招來一頓打。又一個紅衛兵喊：「叫他跪下！」站在田漢身後的兩人，三拳兩腳，把他踢跪在台上了。
紅衛兵窮追不舍，把麥克風拿到田漢面前，再次質問：「你說，罵毛主席該不該打？」田漢回答：「罵毛主席該打。」那聲音分明是擠出來的，可經麥克風放大，倒也清清楚楚。剎時間，那紅衛兵暴怒了，吼道：「混蛋！你敢說毛主席該打！」沒等什麼人喊口號聲討，更多的帶銅扣的皮帶，更猛地抽在田漢身上。他依然皺著眉，不作聲，任憑抽打，身上的襯衫撕裂了，幾處成了布縷條。台下群眾呆呆地看著。當打人者覺得「革命行動」沒有必要繼續下去時，批鬥會散了。不少人擁到臺前，懷著複雜的情懷，想看一看這些名人。一個中年人拉住了一個紅衛兵隊長，解釋說：「剛才田漢說的是‘罵毛主席該打’，不是‘毛主席該打’，你們搞錯了。」回答卻是：「像他這樣的壞人，打了就打了，打完就算了。」唉，田漢倒霉！（《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五二頁）
翻開《文化大革命博物館》大型畫冊，關於八月二十七日發生在北京大興縣的事件，簡單記錄如下：
北京大興縣的13個公社，43個大隊的農民紅衛兵，先後殺死「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被殺絕。直到9月1日市委書記馬力到場制止，事態才平息。（《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上卷，一六五頁）
數字無言，卻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最早的註解之一。
「破四舊」狂飆席捲中國
整個世界都在關注狂飆八月的中國。林彪在八月十八日講話中，根據八屆十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明確號召「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第二天，全民性的「破四舊」迅疾展開。於是，在《時代》上，可以看到不少對「破四舊」各式各樣行為的報導：
這些星期以來，已經清楚看到中國正掀起陣陣高潮，但是，卻無人確切清楚到底將發生什麼。上個星期，隨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衝擊突然席捲全國，噩夢則變得格外清晰。毛澤東不只是旨在清除所有外國影響，同樣還要清除中國自己的文化、歷史的根基。
紅燈行。上個星期，北京的主要街道上懸掛起標語：「向舊世界宣戰」。紅衛兵發誓：「徹底砸爛修正主義溫床。」他們在大街小巷橫衝直撞，與身穿西服的中國人爭吵，命令營業員只能賣宣傳毛的思想的書，禁止賣進口商品和奢侈品，在賣化妝品的商店，通常用來洗地板的肥皂，被當做洗面用品出售。禁售的名單上還有：金魚，鳥，鮮花，工藝品，精緻的靈柩，珠寶，鍍金標示統統改為紅字。
理髮師被警告不得留西式髮型，北京的姑娘跑回家中，洗掉西式的燙髮，齊膝長的裙子換成沒有型的「革命式」寬鬆褲。三輪車被禁用，除非乘客願意自己拉，讓三輪車伕坐上面，但仍需照付車費。中國像棋、國際像棋被禁止。北京的公園裡戀人們用來約會的地點，因不符合毛的指示精神而宣布關閉。在紅衛兵的壓力下，著名的「全聚德」員工，將創辦之初的店名改之為「北京烤鴨店」，摘去老牌匾，並承諾從現在起，為工農兵提供「價廉物美」的服務，價格只有過去的一半。
急切的紅衛兵換下老的路牌。蘇聯駐華使館門口的大街，改名為「反修路」。中國人舉行群眾集會的天安門，改名為「東方紅」——歌頌毛的一個口號。集中大部分外國使館的街道，改名為「反帝路」。紅衛兵還命令更換交通信號燈：綠燈停，紅燈行——因為紅色代表著向前進的革命。
……
外國鬼子滾蛋。一切都不再神聖。紅衛兵到最有名的外交官孩子上學的聖心小學，將牆上貼上大標語：「外國鬼子滾蛋！」上課被停止。五位天主教修女被罰坐在流水溝裡，任由紅衛兵公開羞辱她們。紅衛兵還衝擊了僅剩的幾個基督教堂，砸壞牆壁，用毛的半身像換掉宗教雕像。
他們從北京一座清真寺裡拖出一位穆斯林領袖痛打，衝進一座喇嘛廟，拿出佛像。在沿海休閑城市杭州，紅衛兵衝擊靈隱寺，用標語口號蓋上釋迦摩尼佛像，標語寫道：「砸爛舊世界！建設新世界！」
這一群不懂事的少年，回到家裡仔細檢查所有值錢的東西。警告有錢人，三天之內被趕出北京，回到他們的鄉下村莊，必須服從人民的意願。回到北京的華僑，不得按照過去的方式生活，而是被勒令到農村勞動。紅衛兵高喊：「我們要把北京變成一個真正無產階級的、真正革命的城市。」（《時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
八月狂飆，撼動整個世界
無疑，中國與其他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關係，或者說，那些曾經是朋友、盟友的國家，面對北京八月狂飆的反應，顯然是西方媒體最感興趣的一個話題。《時代》描述狂飆席捲之後的中國，即便在社會主義陣營中，也處在這樣一個狀態——「孤立」。中國早已與之發生辯論、關係破裂的蘇聯自不待言，甚至越南、古巴、朝鮮等國，其態度也發生變化。
《時代》先後報導了民主德國、古巴、蘇聯、匈牙利、越南、朝鮮、阿爾巴尼亞等國的反應：
即便共產主義國家的人也未能倖免。兩名東德的軍官從車上被揪下來，像對待許多帝國主義份子一樣痛打一頓；這一攻擊，嚴重到引起來自潘科（柏林的一個區——引者注）的強烈抗議——這也是來自共產主義國家對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提出的諸多抗議之一。甚至，古巴的非溫和共產主義的信奉者菲德爾．卡斯特羅，也譴責北京的妄想狂。哈瓦那的社論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為，讓社會主義事業的敵人足可以嘲笑和奚落。」紅衛兵攔住蘇聯駐華使館代辦，在他面前舉起毛的畫像羞辱他，這也招致俄羅斯方面的抗議。（《時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東歐的共產黨國家，過去在中蘇衝突中一直盡量寬容中國的偏差，以保持更大的影響力。現在他們也紛紛指責中國「瘋了」。匈牙利共產黨主席亞諾什．卡達爾稱，中國事態為「民族悲劇」。東德則譴責紅色中國人民「對毛的崇拜到了不著邊際的地步」。
上週，紅色中國的最後一個歐洲朋友，也有了不同看法。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的報紙，避免提到文化大革命——或許因為它不想讓自己對之有任何讚許。
俄國人則幾乎被中國事態驚呆了。《真理報》和《消息報》關於紅衛兵怪誕行為的報導，提供諸多準確的細節。《消息報》上週指責文化大革命完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一個巨大恥辱」。
西方的中國觀察家密切關注河內的反應。所獲甚少，因為胡志明的宣傳機構幾乎保持沉默。當然，上週河內官方報紙間接地論述世界各共產黨，應該為支援戰爭中的北越建立聯合戰線。既然建立聯合戰線的觀點代表蘇聯看法，那麼，一些專家將河內的論述，看作他們擺脫北京的孤立政策的一種努力。北朝鮮最近的聲明更為直截了當：它把紅色中國人稱為「左翼極端分子」和「危險的托洛斯基分子」。（《時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三十日）
外界的所有質疑、指責、抨擊，沒有人會在意去聽，去思索。在狂飆中，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聲浪中，它們不過是一片片枯葉，落在紅海洋裡，一點兒漣漪也不會蕩起。
紅衛兵挑戰外國記者
充滿好奇、疑惑的外國記者，在北京，十一月二十二日，終於有了一次與紅衛兵代表面對面交流的機會。我所蒐集到的一份「文革」小報《駐京西方記者同紅衛兵座談紀要》（上海新華印刷廠半工半讀學校《井岡山》翻印，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詳細記錄了雙方對話。座談紀要的「編者按」如下：
應駐京西方資產階級記者的要求，北京女二中，男二中，紅衛兵戰校（清華附中）紅衛兵近廿人，在十一月廿二日同他們進行了座談，參加的除路透社、法新社、德新社和加拿大《環球郵報》駐京記者外，還有日本共同社和《赤旗報》駐京記者。
紅衛兵小將首先主動介紹了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的情況與成就，接著記者提出了很多問題，其中有的是帶挑釁性和摸底的，紅衛兵小將有力地予以頂回或駁斥，現將該座談記錄摘要整理印發供參考。
雙方所談話題大小不一，涉及面頗廣。與蘇聯伊．安德羅諾夫的疑惑相似，西方記者很感興趣、也很想知道的是，一群十幾歲的紅衛兵，為何能夠剎那間呼風喚雨，驚天動地，扭轉乾坤。其中一大段對話如下：
紅衛兵（甲）：大會是我們自己組織的，示威進行了兩天一夜，八月廿九和卅日，參加人數101萬人，當時有的外國記者不相信，問是不是真的由我們自己組織的，我們說當然是我們，幹革命不分大小，只要掌握毛澤東思想，我們就能創造奇蹟。
白爾傑（路透社）：（問坐在他身邊的一個小姑娘）那天大會好像是你主持的，對嗎？你多大了？讀幾年級？
紅衛兵：是的，十五歲，初中二年級。
巴格曼（法新社）：美國作家斯特朗曾經和紅衛兵座談過，她在《中國通訊》中說，紅衛兵是軍事力量，你們有什麼看法？
紅衛兵：紅衛兵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強大的後備力量，現在我們也搞軍事訓練，隨時準備同越南人民在一起，同世界人民一起，消滅美帝國主義。
範桑（法新社）：具備什麼條件才能加入紅衛兵？
紅衛兵：工、農、革命幹部、革命烈士、革命軍人的子女參加是主體，同時吸收其他家庭出身的在政治上表現好的子女參加，最主要是活學活用主席著作好。
白爾傑：你們紅衛兵如何同黨中央聯繫？
紅衛兵（甲）：我們人手一套《毛選》、一本《語錄》、一份《十六條》，還有林彪同志、周恩來同志的講話，《紅旗》、《人民日報》的社論，這些都是毛主席的聲音，黨中央的聲音。
紅衛兵（乙）：每天我們拿起毛主席著作，就像聽到了毛主席的講話。
福原（共同社）：你們紅衛兵的領導怎樣產生的？
紅衛兵：按巴黎公社的方式，經過大家充分討論醞釀選舉產生的，他們學習毛主席著作學得最好，能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白爾傑：你們說用巴黎公社的全面選舉，請你們解釋一下好嗎？
紅衛兵（活躍）：還是請法新社的記者先生說說吧。
範桑：我不知道你們從巴黎公社究竟學了些什麼。
紅衛兵：我們像巴黎公社那樣，實行全面選舉制，自下而上進行醞釀討論，對於選出的代表，隨時可以批評，隨時可以撤換。
範桑：現在全國有多少紅衛兵？
紅衛兵：沒法統計，紅衛兵組織是不斷發展的。
翁西亞（加拿大《環球郵報》）：你們這個學校有多少學生，多少紅衛兵？
紅衛兵：一千多學生，三百多紅衛兵，我們這裡紅衛兵組織也正在發展。
翁西亞：你們紅衛兵搞了很多活動，那另外幾百人不是紅衛兵的同學幹些什麼事呢？
紅衛兵（甲）：紅衛兵從來不脫離群眾。毛主席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我們這裡也是全體同學都動起來了，紅衛兵是文化革命的急先鋒，其他同學和紅衛兵幹的事情一樣，不過紅衛兵最積極，最肯干。
紅衛兵（乙）：帝國主義、修正主義誣蔑我們紅衛兵是流氓、凶手、毀滅文化，敵人這樣罵我們是好事而不是壞事，他們罵得越起勁，越說明我們是搞對了，我們紅衛兵幹得好，很有成績。
白爾傑：你們對國際紅衛兵有什麼看法？
紅衛兵（甲）：我們完全相信總有一天紅衛兵會出現在華盛頓、紐約、莫斯科、東京，人民一旦覺悟起來，就會動手自己組織起來。
紅衛兵（乙）：革命不分中外，只分革命、不革命、反革命，只分擁護毛澤東思想還是反對毛澤東思想。
巴格曼：你們相信蘇聯人民會組織起紅衛兵反對他們領導嗎？
紅衛兵：完全相信蘇聯人民會起來反對修正主義領導，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共產主義大旗，必將插遍全世界。
巧的是，對話提到了毛澤東的游泳：
巴格曼：讓我們從文藝轉過來談談體育吧。毛主席提倡群眾性游泳運動，你們會游泳嗎？
紅衛兵：（齊聲回答）我們都會。
紅衛兵（甲）：我們學游泳，這樣不管美帝國主義從天上來或是海上來，我們叫他有來無回。
紅衛兵（乙）：我們等了美帝好幾年，我們的前輩頭髮都等白了。他們早來早消滅，我們歡迎他們明天就來，我們一定叫他們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海洋中。
巴格曼：如果蘇聯修正主義比美帝國主義來得早呢？
紅衛兵（甲）：我們相信蘇聯人民決不會允許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進攻中國的。
紅衛兵（乙）：這不決定於我們，就我們來說，我們一天也不願意打。但是如果美帝蘇修來了，我們一定奉陪到底，我們用正義戰爭來消滅非正義戰爭。
讀這樣一番對話，如同看一場精彩的話劇。說是座談，不妨說是熱情高漲的紅衛兵，與具有挑戰性的西方記者之間的思想碰撞，當然，還不妨將之看作一批少年與成人之間的一場「智斗」。狂飆時代，諸多喜劇色彩，盡在其中。
遠看歷史場景中的紅衛兵，我相信，在許多過來人那裡，一直縈繞於心、難以釋懷的，恐怕首先是這一點：在歷來崇尚「師道尊嚴」文明之國，為何轉眼之間學生與老師相對立，將之視為魔鬼，對之實行批判、毒打甚至置於死地而後快。且讀讀林希的這段描述——
人們不能理解文化大革命何以把老師當成敵人，但學生們的革命熱情卻燃燒起來了，整個一個天津市每時每刻都有學生押著他們的老師遊街，被革命煥發起來的智慧是可愛的，學生們想出了一切辦法醜化老師，我看見過學生們在老師的身上糊舊報紙，舊報紙上寫著教師的名字，再用紅墨水在教師的名字上畫個大大的叉子。我還看見學生們押著老師遊街，讓老師每人拿一隻破銅盆，教師們一面走著，一面敲著破銅盆，敲一下，自己喊一聲：「我是修正主義誰誰誰，我是王八蛋！」學生們非常得意，但在一旁觀望的市民，卻都是一副冷漠的面孔。（《百年記憶》，二一八頁）
四十多年過去，對紅衛兵現象的解讀，遠比對「文革」其他現象的解讀更為棘手，艱難，畢竟牽涉到數以千萬計的一個群體的青春價值的評判。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自是難免。無法迴避的是，時間的流逝，漸漸沖淡了不少當事人對紅衛兵各種行為的記憶，而歷史的健忘與情緒化的積怨，都有可能從不同角度，影響人們冷靜地、客觀地反思歷史。
無論如何，還原歷史現場，畢竟是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狂飆八月紅，已然過去半個世紀，對於親歷者和年輕的追尋者，還是一個新課題，不會消失在歷史遠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