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營的歷史照片（Public Domain）
【看中國2019年9月28日訊】最近由中央政府操盤的兩件大事表明，中國公私合營2.0版即將啟動。一是國務院於9月12日發布《關於加強和規範事中事後監管的指導意見》，規定在企業及其他機構建立吹哨人制度，鼓勵內部人揭露供職機構的違法違規行為；二是北京於9月中旬召集百家中國國企在深圳開會，要求它們加大對港資企業的投資並深入控制香港，結束香港官商共治局面。
公私合營2.0版早就板上釘釘
早在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通稱為《國企改革方案》）頒布之時，我就在《〈國企改革方案〉的風，姓私還是姓公？》一文中指出，新一輪公私合營的路向已定。該文指出：一、《方案》定下「混合所有制」，但強調「公有制佔主導地位仍是基本經濟制度，是鞏固與發展的重點，非公有制經濟處於從屬地位」，「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這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把握的根本要求」。因此，所謂「混合所有制」下，私企只能處於從屬地位，沒有決策權與話事權。二、確定了黨在混合所有制企業中的領導地位。三、「發展潛力大、成長性強」的民營企業將會成為國企改革光顧的主要目標。
公私合營的歷史照片（Public Domain）
中國政府在境內看中的民企，想逃避收購肯定沒門。此後幾年，中國政府雖然曾發文安撫民企，但誰都知道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可能落下。
中國民營企業的「原罪」
中國官方近幾年一直在營造輿論，欲將反腐擴張至民營企業，這是因為民營企業家在各種灰色地帶的財富積累方式。中國民營企業有「原罪」是事實，因為制度環境太過惡劣，在政府官員將所有資源（土地、項目審批）、稅收、消防檢查等公共職能都視為尋租工具的情況下，民營企業要想生存、做大，都得與權貴、掌握實權的官員結成政商同盟關係，通過行賄獲取某行業的經營特許權、土地、套取銀行貸款等，偷稅漏稅等各種逃稅行為幾乎是司空見慣現象。江胡時期的中共政府默許這類行為，縱容官商共謀悶聲發大財，迅速養成了一批超級富豪，並給予各級政協委員以示盟好。但習近平接任中共掌門人後，情況變了，從2012年開始的官場反腐，幾乎每位官員倒臺後都牽扯到一批商人。
建立吹哨人制度，從行賄、非法經營、逃稅等三者入手整治商界，是中國政府用之稔熟且非常靈驗的法寶。
處置「民營」企業的幾種模式
2018年3月28日，上海市第一中級法院開庭審理安邦集團董事長吳小暉集資詐騙案（上海一中院發布圖片）
中共推出混合所有制之初，民營企業家都非常反感。2014年是國企改革方案徵求意見稿階段，王健林、宗慶後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都明確表示過反對意見。從那時開始，與中國權貴瓜葛甚多的王健林、肖建華、吳小暉都試圖往外轉移資產，數量都達到一二百億美元之鉅。中國政府當然不會讓這些富翁挾資外逃，採用幾種方法分而治之：
一是軟禁拘押或採用政治高壓，讓有政治靠山的超級金融大鱷們將轉移至境外的財產轉回國內，吳小暉、肖建華、王健林都屬於這類情況。
2018年6月，中國銀行業監管機構將海航與萬達、安邦、復星三個大型民營企業集團同列為中國「金融系統性風險」來源，原因是它們通過大舉借債為境外收購提供資金。這些境外收購多系中央政府明確反對的房地產、影城、酒店、娛樂業、體育俱樂部等領域，涉嫌資產轉移。號稱「超級白手套」的肖建華掌控9家上市公司，控股、參股30家金融機構，號稱「明天系」。據中國當局內部評估，明天系的資產總值2萬億元，所累積的風險，足以危及中國金融安全。據《南華早報》2018年6月的報導，肖建華被關押在上海松江，由解放軍看守，其業務就是變賣境外資產，轉回國內償還銀行債務。
上述金融大鱷之中，粉紅色大鱷吳小暉下場最慘，獲刑18年，沒收財產超百億。
二是馬雲模式，主動交班，將自己的公司「獻給國家」。
馬雲在壯年交班，外界大都認為這是馬雲在政治壓力之下明哲保身的一種方式。馬雲此舉，與網際網路行業積累財富的中國特色有關。中國的政治環境一方面給網際網路公司的發展帶來不確定性，但更重要的一點，則是政府運用國家權力成功阻止了外國的競爭者，通過防火牆讓他們做成半壟斷的生意。政府成為遊戲規則的制定者，其結果就是政府發放的牌照有如芝麻開門的符咒，馬雲也真成了「阿里巴巴」。在這種環境中，企業選擇與政府合作，既得到經營特許權，又可求得政治保護。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家無法硬氣。
馬雲（Getty Images）
馬雲對交班也有一個認識過程。在2013年的一次演講中，馬雲稱「阿里巴巴始終堅持的信念是‘只和政府談戀愛，但不結婚’」，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國上市後，股價一路飈升，2015年初中國工商總局發文點名批評阿里系網購平臺，短短四天阿里付出了市值縮水370億美元的代價，馬雲從此知道一點：自己既要依靠政府成為行業裡的「王」，「王冠」就隨時可被「造王者」拿走，於是乖巧地聲稱「我可以隨時把支付寶獻給國家」。
香港富豪捐地：國企「入住」港資的前奏曲
我在《「二次回歸」是陸港的共同噩夢》與《官商共治終結香港「二次回歸」啟動》，都分析過中央政府近期內提前啟動二次回歸，原因是佔中運動發生後，北京認為許多北京重點扶持的港商擅長尋租、分利，在關鍵時刻卻不肯盡政治義務，因此要讓自己人即國企掌控香港經濟。
李嘉誠受到《人民日報》點名批判之時，中國官媒明言，香港人因為住房問題鬱積的憤怒積壓多年，中央政府在代香港地產富豪背鍋。並廣為轉髮香港民建聯要求政府考慮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向持有約930萬平方米農地的香港四大發展商等收回農地興建房屋。觀此勢頭，港商大都明白結束香港官商共治局面在即。因此，在9月25日於香港舉行的2019財年業績新聞發布會上，香港四大地產商之一的鄭氏家族旗下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宣布：將與非盈利機構「要有光」合作，以象徵式的1港元租金，捐出香港28,000平方尺（約3,111平方米）地皮興建社會房屋，以幫助有小孩的低收入家庭。
香港富商們多金多投資管道，如李嘉誠早已將資產置於中共長臂伸展不到之地。這些富商的未來財運，取決於他們的資產安放在何處。
吹哨人制度的目的是尋找民企污點
在中國官方正式宣布吹哨人制度建立之前，民企反腐就已經開場。據法律人士介紹，民企涉及的腐敗犯罪共包括15個罪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單位行賄罪、職務侵佔罪、挪用資金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和行賄罪。騰訊、京東、華為、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多家大型民營企業紛紛加入內部反腐的陣營。官媒宣稱，「這些民營企業以大刀闊斧的姿態向內部腐敗宣戰，不僅主動清理門戶，而且敢於自揭家醜」。
浙江民營企業發達，其做法也許將為全國仿效，據浙江在線刊文披露，杭州市政府將抽調100名官員，進駐阿里巴巴、吉利控股、娃哈哈等第一批100家重點企業作為政府事務代表，宣稱這種做法是「服務重點企業，為企業協調解決各類政府事務、開展信息溝通交流、政策解答和項目落地推進等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但誰都明白，冠冕堂皇的說辭伴隨的是尋找污點的行動。根據以往經驗，凡民營企業涉及腐敗、偷稅漏稅問題，這家民企不是收歸當地政府，就是財富煙消雲散，公眾莫知資產所蹤。
面對政府這種公開的「尋污」行動，身負原罪的中國資產者一是知道「私有產權神聖不可侵犯」是西方的原則，中國沒這講究；二是明白中共的厲害，在無法逃遁的情況下，多半會走馬雲、香港鄭氏家族道路。他們深知，一旦吹哨人檢舉，連舍財保身的可能都變得極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