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澤東在重慶向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蔣介石）敬酒，假意和談，實際發動內戰。（網絡圖片）
提要：依我之見，假設當年國民黨打敗了共產黨，中華民國一路走下來，那麼到1979年就不可能還是威權主義了，早就進入民主憲政了。陳冠中的《建豐二年》卻說明，假設沒有共產黨，中國只會更好，中華民族的復興只會更偉大，並且實現得更早。
中共當局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果真如此嗎？陳冠中的新書《建豐二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正好就是回答這個問題。
陳冠中這本書試圖說明的是，假設當年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打贏了內戰，後來的中國會是怎樣一種情況。
作者選取1979年展開敘述。這一年是少總統蔣經國即位第二年，蔣經國字建豐，故曰「建豐二年」。
按照作者的描述，建豐二年的中國，百年未有的富足與安定，經濟發展表現出色，均富成績單同樣漂亮，人均所得和外匯儲備都很可觀，財富分配比世界上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更平均，大國既已復興崛起，萬國競相來朝，國民見多識廣，外交也不仰人鼻息，傳統文化得以保存發揚，民間社會與時俱進，如此等等。唯有在政治上依然是威權主義，但黨外力量蓄勢待發，民主憲政曙光在即。
中共奪權政權後，不斷發動各種政治運動，迫害數千萬中國人，圖為「鎮反」殺人。（網絡圖片）
《建豐二年》這本書一開篇，寫的就是我和陳子明在燕京大學（也就是現在的北京大學）附近一家餐館舉行異議人士大聚會，確定出席的有遇羅克、于浩成、郭羅基，還有王軍濤、趙振開、張志新等一大撥人。《建豐二年》提到很多真實人物，一般用兩個字稱呼，姓名三個字的略去姓，於是，陳子明寫成子明，遇羅克寫成羅克，孫立人寫成立人，張東蓀寫成東蓀；姓名兩個字的不必再省略，例如劉青、黃翔、胡平等。
看到陳冠中以這種方式把我和我的朋友們寫進他的小說裡，自然感到很有趣。不過在這一點上，我卻不大贊同作者。依我之見，假設當年國民黨打敗了共產黨，中華民國一路走下來，那麼到1979年就不可能還是威權主義了，早就進入民主憲政了。畢竟，國民黨是從一開始就認同民主憲政理念的，並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路線圖循序漸進。只因為共產黨搞武裝叛亂打內戰，國民黨才暫時中斷這一進程。既然假設在1949年共產黨被徹底打敗，民主憲政便會重新啟動，就算其間有波折、有起伏，三十年下來也該大體實現了。
按照我的推想，如果沒有共產黨，如果中國一直是中華民國，我們這些人的遭際會很不一樣。例如，陳冠中書裡寫道，在1979年，有電工京生（指魏京生）寫小字報，但倘若沒有共產黨，自然就不會有文革，自然就不會有停課鬧革命、取消高考、大學關門，1979年的魏京生起碼是大學畢業而不會是電工了。這並不是瞧不起電工，波蘭團結工會領袖、首屆民選總統瓦文薩就是電工。我只是說如果沒有共產黨成功奪取政權，我們每個人的經歷、從而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會大不一樣。
不過話說回來，如果按照我的思路，這本書就很不好寫了。《建豐二年》一書的副標題是「新中國烏有史」。作者力圖在史實的基礎上，運用合理想像，重新寫出一部確有可能發生、但實際上並沒有發生的歷史。為了加強對照的可信度，作者盡量借用真實的人物來說事，這樣，作者就不能對一般讀者都熟悉的真人真事作太大的改動以至於面目全非，那樣讀者就難以辨認，也就無從對照與思考了。如此說來，陳冠中的寫法也有他的道理。
或許有人會說，歷史不能假設，《建豐二年》一書都是假設，所以沒有意義。不然。「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句話就是假設。這句話說全了就是，假設沒有共產黨，就不會有新中國。一方面，我們可以說，歷史沒有假設，因為人類行為不可能像物理現象那樣重複；另一方面我們又可以說，沒有假設就沒有歷史，沒有假設就沒有歷史的反思與研究，就沒有歷史的敘述和評判。共產黨宣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陳冠中的《建豐二年》卻說明，假設沒有共產黨，中國只會更好，中華民族的復興只會更偉大，並且實現得更早。
無獨有偶，就在陳冠中這本《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出版後不久，著名的英國雜誌《經濟學人》也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假設蔣介石打贏了內戰」。文章說，假設不是毛澤東、而是蔣介石打贏了內戰，換言之，假設沒有共產黨執政，那麼，中國將不會有殘殺幾百萬地主的血腥土改，不會有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飢荒，不會有消滅私人企業，不會有反右運動，不會有人民公社，也不會有文革，也不會等到30年後才加入全球經濟，國民生產總值也會比現在高很多，而且早就成了民主國家，並因此能和其他國家相處得更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