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一番充滿好意的話卻激怒了中共北京當局。(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
8月中旬,香港首富李嘉誠響應港澳辦和中聯辦的要求,曾在香港多家報刊上刊登廣告,其中一則文字是「黃臺之瓜,何堪再摘」。另一則廣告右邊寫「愛中國.愛香港.愛自己」,左邊寫「愛自由.愛包容.愛法治」,上邊寫「最好的因可成最壞的果」,下邊寫「以愛之義止息怒憤」。但廣告詞沒有明確支持特首和警察的文字,「黃臺之瓜、何堪再摘」以及"以愛之義、止息怒憤」的廣告詞,還引發了不同的解讀。
9月8日,李嘉誠在出席香港大浦慈山寺活動時向在場信眾表示,香港近日發生的連串暴力事件,擔心如此下去並非好事,希望香港人能夠渡過難關,他希望年輕人能夠體諒大局,「但政治問題都要兩方面,大家能夠為對方想一想」,而執政者「都能夠對我們未來主人翁,亦能夠網開一面」。李嘉誠的話帶有明顯的勸說性質,有從中調和的意思,既希望香港年輕人「體諒大局」,又希望執政者「網開一面」,但令李嘉誠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好意卻激怒了中共北京當局。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法委的社交媒體公號「長安劍」發文,題為「李嘉誠發聲,到底誰該給香港人'網開一面'?」該文稱:「法治社會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香港少數‘未來的主人翁’在街頭非法集會、毆打路人、圍攻警察、縱火燒街等,種種暴行不一而足。對這樣的人網開一面,無非就是縱容犯罪,這可不是為香港著想,而是看著香港滑向深淵」。接著文章筆鋒一轉說:這個夏天發生在香港的修例風波,探尋背後的深層的社會根源,高房價無疑是其中重要的一個。在當下的香港亂局中,不少香港年輕人把房價高、租金貴的不滿甚至憤怒發泄到了政府頭上,但不得不說,他們的發泄,也許搞錯了對象。中共政法委發文點名批評李嘉誠尚屬首次。
9月14日,李嘉誠通過李嘉誠基金會發表聲明表示遺憾。聲明說自己多年已習慣了那些莫須有的指責,永遠會虛心接受批評。但最為重要的是「寬容不等於縱容,不等於無視法律程序」。李嘉誠重申對任何暴力,包括語言暴力,對任何衝擊法治的行為都不能接受。
為什麼中共要痛批李嘉誠呢?李嘉誠一段溫和、善意的話為什麼會引來中共怒髮衝冠呢?一個在大陸曾被奉為上賓的李嘉誠為何一夜之間成了教唆犯呢?下面我談談自己的看法:
第一,轉移香港反送中抗爭的視線
香港市民無大臺抗爭運動正在將中共逼入困境,至今不知如何應對?談判無大臺,抓人法官允許保釋,電視認罪沒有中央電視臺,黑社會襲擊難逃記者法眼,總之,大陸行之有效的措施,在香港失靈。不僅如此,小年青黃之鋒、歌手何韻詩行走國際,會見政要,氣焰囂張,其威風超過了當今聖上和外長王毅。王滬寧急得就像熱鍋上的螞蟻,哎呀,打了一輩子鷹竟被小鷹啄了眼睛。於是動用媒體打出地產牌,希望為困境中港府緩解壓力,可謂圍魏救趙。於是政法委開始揮舞長安劍。
9月12日晚間,林鄭月娥在個人社交媒體上稱,港府將刊登實施空置稅的條例草案。刊登後,去年6月公布的六項房屋政策新措施將全部到位。9月13日,人民日報、新華社等黨的喉舌刊發評論文章。文章稱,香港居住問題正變得日趨嚴重,導致大批年輕人對未來無力感,進而捲入仍在發酵的反修例示威中。香港住房問題的核心癥結在於土地,增加土地供應已經刻不容緩。實際上香港不是沒有土地,只是政府手裡地太少,多數土地主要囤積於地產商手中長期不開發。為此,文章呼籲,為公共利益計,為解決民生計,地產商是時候釋放最大善意,而不應只是打自己算盤、囤地居奇、賺盡最後一個銅板。文章稱,香港當務之急是止暴制亂,同時亦要解決深層次矛盾,「徹底消除社會動盪的病根」,又提到民建聯建議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建公屋,香港各界應將「私人的、局部的利益放一放」,逐步凝聚共識。
香港地產及建造界議員、經民聯石禮謙認為,社會現時如此亂,政府還要推出空置稅,是想將地產商變成社會深層次問題的「代罪羔羊」。有學者指出,內地輿論顯示中央要向地產商施壓,配合特區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地建屋,但反送中運動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問題,中央此舉是不肯面對港人的真正訴求。民主黨尹兆堅稱,地產霸權一直人所共知,現由北京、特區政府及民建聯再指出問題是政治動作,意在轉移視線,將反送中的政治責任推卸給地產商,以及為區議會選舉取悅建制選民。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認為,中央借反送中抗爭向地產商施壓,要求他們全面配合政府房屋政策。他認同房屋問題是深層次問題之一,但反修例風波中,年輕人擔心的是失去自由、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中央將抗爭根源總結為房屋問題只是一廂情願。
我們聯繫中共官媒的上述輿論戰,可見批判李嘉誠是中央的統一部署,目的是對香港地產商敲山震虎。而李嘉誠作為香港商界領袖自然首當其衝。但香港反送中的根本問題並不是住房問題,而是保護香港自由和自治的雙普選。香港人很明白,住房問題應該解決,但沒有一個被人民領導的政府,住房問題是不能得到真正解決的。所以,中共此番輿論攻勢並不能分化瓦解香港市民,相反讓地產商們與示威者站在了一起。
第二,李嘉誠不是紅頂商人
李嘉誠在此次香港反送中運動中的溫和和持平立場,之所以讓北京很不爽。是因為北京當局認為,商人的利益源於政府的恩賜,也就是吃共產黨的飯,要感恩戴德,如同馬雲願意隨時將支付寶、劉強東隨時將京東商城捐獻給國家一樣。但李嘉誠卻完全不吃這套,他就是一個做生意的商人。當今聖上登位之前,2011年李嘉誠就開始不動聲色地撤離在中國的資產組合,並將其轉入歐洲。「華爾街日報」報導,李嘉誠收購了英國第二大移動運營商、一家荷蘭連鎖藥店和一家英國列車車廂製造商,並且將旗下義大利電信公司與規模更大的競爭對手合併等。李嘉誠從2012年起就沒有在中國內地進行過大規模的土地收購,反而出售了住宅和商場的開發項目。2015年9月12日,新華社旗下瞭望智庫發表羅天昊的文章《別讓李嘉誠跑了!》,批評李嘉誠全部賣出香港和大陸資產,並將從大陸和香港撤走的超過3000億元人民幣資金轉移到英國投資。
2017年10月,網傳李嘉誠的一篇講話「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來衡量我」,表露了他的商人的本性。李嘉誠說:我感謝當時的官方和政府,我也幫助了他們,帶來了急需的資金、技術和人才,讓香港乃至全球商界對中國更有信心。在本質上,我們可以相互感恩,但是互不相欠,這就是生意。商人的首要目標是讓資本更安全,其次才是增值更快。但事實上,正常的商業是不需要經過這種政治選擇的,而是相對純粹的經濟考量。有正常的政治氛圍和良好的商業環境,就不會存在誰跑不跑的問題。存在這個問題,恰恰就是問題的根源所在。我需要尋找的只是利潤。地產、金融可以,教育、科技也可以,對我來說,誰是趨勢、誰利潤更大才是我要考慮的,而不是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虛假的道德說教。不要試圖讓商人去承擔國家的政治責任,也不要試圖用政治去影響商人的經營理念。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商業的歸商業,政治的歸政治。
現在,我們總結一下。中國炮轟李嘉誠的目的是警告香港地產商要讓利,為焦頭爛額的港府分憂解難。李嘉誠之所以與北京當局合不來的原因是因為道不同不相為謀,他壓根就不是中國的紅頂商人,與馬雲、任正非、柳傳志、王健林和劉強東完全不同,他是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商人,是一個專心做生意的商人。但中共批判李嘉誠事件恰恰反應出它在香港反送中運動失敗的原因,那就是狂妄地把中國極權主義治理模式搬到了資本主義的香港,他們發現在中國橫行無阻的中國模式在香港根本用不上,香港人的價值觀和理念與他們格格不入,於是失去了方向感,進退失據。因為他們根本不明白野蠻與文明、正義與邪惡、自由與奴役、法治與人治根本無法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