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跟賀龍在一起。（網絡圖片）
許多人用「沒有周總理，文革的災難可能會更大，換做他人，沒人做的比周更好」來為周恩來辯護。首先這是一個偽命題，因為歷史不能假設。這正如現在有人說汪精衛是因為突然間死掉所以曲線救國的大業沒有來得及證明一樣。
為了證明自己對於文革是鼎力支持的，周恩來採取了「滅親」（是否「大義」卻難說清）的行動。包括其乾女兒孫維世、親弟弟周同宇等人被捕，都是周恩來親手簽署的逮捕令。其親屬是否真的有罪，則完全是不在周恩來所要考慮的。對於中央定性的壞人，周恩來也會將其置之死地。這本身就是中共黨內鬥爭的邏輯，作為其中的一個螺絲釘，周恩來也必須這樣做。
中共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在中直機關討論《歷史決議（草案）》時說：對周總理……也要實事求是，不能把他神化了。他也作了許多違心的事。總理最熟的錢瑛、榮高棠同志，錢的拘捕，總理批過，榮的叛徒帽子是周總理給戴的。王明當初要沒有周恩來，王明上不了臺。
例如周恩來是文革時期中央項目組的總負責，所有重要的大案、要案都歸周恩來管，如劉少奇、羅瑞卿、賀龍，以及後來的林彪項目等。中央的要案均需周恩來的簽字、批准，諸如關押、審查、外出提審、接受批判、生活起居、轉移、看病、家屬探視等，事無鉅細，面面俱到。周恩來對文革中老幹部的遭受迫害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
中共官方後來為此辯解道：1、周恩來簽字不是周恩來個人能夠決定的，甚至是違背他的本意的；2、周恩來不得不履行手續；3、更重要的是要看周保護了很多的幹部。
但是經過具體研究周在項目組的行為後，筆者認為周所有的簽字都不是被迫的。對於是否違背周恩來的本意，周恩來從來沒有如此表示過。從一開始組織調查到最後結論的出爐，作為中央項目組的總負責，周恩來沒有不得不履行的問題。相反，這些後來被認為受到迫害的人，在當時恰恰被定位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敵人。作為無產階級司令部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的具體執行人，周恩來恰恰是自覺履行其必要的職責的。周恩來要執行而且要殘酷地執行，沒有違心不違心之說，只有執行了和還沒執行之分。這也恰恰是中共官方所從不提及的事實。由此可以看出所謂的忍讓、服從大局的說法是荒謬的。更何況是，周既然簽了字就要負責。
在文革當中，作為毛的決策的最主要的執行人，周恩來帶給全中國的災難遠遠大於其行使的正常職能所帶給國家的正面作用。這個已經由歷史證明。那些以周是違心的，被迫的，本身就忽略了一個基本的邏輯：如果周是違心、被迫的，那麼數十年下來，周恩來豈不可以稱得上是歷史上最大的偽君子。而這又是官方所不願承認的。因此中共在維護周恩來的形象難免顧此失彼。
周恩來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其特殊性。例如很多人的定性都是周最早講出去的。例如對王任重的定性。在我們採訪過程中，有人表示當時只相信周講的，周代表中央麼，周講了出來之後，我們的胳膊就掄的理直氣壯了！
還有人為周恩來如此辯解道：周不簽，還會有別人簽，不會改變受害人被打倒的結果。這如同強盜頭子逼你拿刀濫殺無辜，你不但去殺，而且還冠冕堂皇振振有辭：「我不去殺，還會有別人去殺，我不去殺，同樣也不會改變受害人被殺死的結果。」這種邏輯是站不住腳的。
文革的最大幫凶就是周恩來。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在文革當中，遭到周恩來點名迫害的人達到200多名以上。對比當時江青、康生的講話，周恩來的點名遠比這兩人高的多！在中共高層會議上，周恩來更是對於中共高級將領的往事如數家珍，及時的插話。例如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問到：肖×還是打過仗的，國慶節上了天安門，這次沒有去，他是什麼問題？我也不清楚（周恩來插話說：他有段歷史不清楚。他在潮安縣一個村莊打了一仗，向敵人交了槍，還回家成了一個黨。這次被造反派查出來了。）毛澤東又問到：×××呢？（周恩來回答到：大革命失敗以後，他在梧州開書店被抓後，向敵人乞降，原判死刑，改為徒刑，他又乞降，放出來時他跪下說：「再不當共產黨。」經過調查，確有此事，需要審查，現在不能參加這個莊嚴的會了。）
何方先生在其《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中說》：「至於給我個人，九年幹校可以說一無所得。人們會說，你總還是讀了一些書吧。我卻不以為然。如果不是在政治迫害和思想壓力下，換一個真正的學習環境，我相信會讀得更多更好。」同理，如果說周恩來還在毛澤東的授意下保護了一些人，為什麼不說如果周恩來能夠堅持「反冒進」時敢於對毛澤東說不的精神，那麼許多人也就不可能遭受到迫害呢？更不用說，周恩來為了討好毛，顯示自己的「左」性，在外交部大抓特抓牛鬼蛇神、「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了。對於周恩來的所作所為是應該批判還是存有感激之情，不是很顯而易見的事情麼？「沒有周總理，文革的災難性可能會更大，換做他人，沒人做的比周更好來為周辯護。」則是不折不扣的歪理了。
周恩來要扮演很多不同的政治角色，但是首要的角色則是要無條件的忠實於毛個人，熱衷於吹捧對毛的個人崇拜，千方百計維護毛澤東的個人權威，不折不扣的執行毛的所有指示，大大的擴大了文革的後果。「沒有周恩來文革的災難更大」則是地地道道的謊言了。
中共建政之後，一旦黨內鬥爭開場，周恩來就決不含糊，立刻就認準了誰是未來的贏家，站在強者的一邊，同時巧妙地和注定要倒霉的那一方疏遠。事後，周恩來都要痛打落水狗，決不會「喪失立場」。
1959年彭德懷一事就為一例，早期王明也為一例，後期「林彪事件」又為一例。隨著越來越多的史實披露，周恩來參與迫害的事實即使現在官方也不得不含蓄的承認。雖然中共官方不得不用違心、不得不履行組織手續為其辯護，進而提出如果換做他人，只會比周更糟的謊言。除此之外，挺周派退而求次，提出周恩來從來沒有主動的害過一個人。但是這也是一個經不起推敲的謊言。
文革伊始，周恩來還在國務院系統的國家對外文委、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科委親自抓了文革試點，把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張彥、韓光和張勁夫統統打入「反黨集團」。
自1967年夏季開始到1972開始收尾的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則是周恩來主動迫害人的一個鐵證。全國因此受牽連的不下百萬之巨。在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中，手段之殘酷，時間之漫長，涉及面之廣，逼死逼瘋逼殘的人之多，為文革其它運動所未有。在這株連甚廣、卑鄙殘暴，不可寬恕的清查運動中，反對周恩來就是反革命，周恩來同其它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更是密切、通力合作，充分展現了和江青等人作戰在一個戰壕的風采。同時，周恩來也藉機在外交部等領域剷除異己，清洗對立面。文革結束後，此冤案因為周恩來的關係竟然沒有被官方所正式平反過，雖然最後證實這是一場人為的打擊實際上並不存在的「階級敵人」的政治運動。
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緣起於1967年春夏之交的受到無政府主義和懷疑一切思潮影響的紅衛兵炮打周恩來的行動。但是這些紅衛兵組織在8月下旬基本上全部被鎮壓。由於周恩來失責，外交部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事情。周恩來把外交部的失控歸於「五･一六」反革命的破壞。抓「五･一六」則成了周恩來在外交部掃蕩對立面穩定外交部的一個有效和有力的策略。從抓捕王力開始，到整肅陳家康，直至姚登山，周恩來在外交部掀起了腥風血雨。外交部三千個工作人員抓了一千七百個「五･一六」，更甚的是，在1972年二十人被周恩來親自定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在全國是獨此一家，別無分店。在全國清查「五･一六分子」中，「誰反總理，誰就是反革命」是重要的一個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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