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鎮壓處決所謂「反革命」。（網絡圖片）
那時我幼稚無知，成為共產主義的信仰者和擁護者。可是六四的槍聲徹底打破了我對共產黨最後的迷夢……
我從小就喜歡看小說，對書中受壓迫、受欺凌的弱小者總是滿懷著同情；對貪官暴吏和仗勢欺人的惡霸土豪，總是充滿憎恨。到了讀高中時，我碰到了一位我極其尊敬的老師——著名生物學家朱冼先生。當時他因上海淪陷，回到老家臨海店前村；我就讀的回浦中學，也正好因避日機轟炸搬到店前村，於是他就成了我們的生物學教師。
朱先生留法時同李石曾、吳稚暉、巴金等，都接受了安那其主義（無政府主義）。受了他的影響，我讀了一些克魯泡特金、巴枯寧等人的著作，於是也成了安那其主義的信仰者了。這些書打開了我的眼界，使我思考現實社會不公的原因，覺得社會制度必須改造。共產黨建立政權後，宣傳「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那時我幼稚無知，認為共產主義似乎與我原先信仰的安那其主義（無政府主義）頗為符合，因而受它的吸引，成為共產主義的信仰者和擁護者了。
於是我把共產黨和毛澤東看成中國的光明未來和希望。
我出身於三代書香門第，曾祖父在前清做過官，早死，到祖父時家道敗落了。父親小時在臺州六中讀了幾年書，因家貧，中途輟學了，就開小店從商。積累了點資金以後，他又開辦酒坊，兼營山區土特產，如竹木薪炭等，家境慢慢富裕起來。他犯了一個當時無法預知的錯誤——買了些田地，於是在共產黨的土改運動中，就被劃為地主，並因此而喪了命。
當時我只是一個思想單純的書生，對共產黨其實一無所知。我既把共產黨看作中國的希望，當然把它想像成一個仁義的政黨，相信它所實行的政策，一定也是仁政。我在報上的宣傳中，在一些公開的土改政策文件中看到，土改的目的是解放農村生產力，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對地主本人，則是改造他們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只有極少數惡霸地主，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才予以處死。
因此我對土改抱著十分樂觀的幻想，怎麼也想不到父親會慘遭屠戮的下場。我以為，父親雖有些土地，但也不多，他主要還是經商的，按政策，是個工商業者兼地主。這比起單純進行封建剝削的地主來，罪行要小一些，懲罰也應輕一些，也許還可以保有經商的那份財產吧——真是幼稚無知得可笑！再說，他一生與人為善，沒有欺壓過任何人。因此我壓根兒也沒想到，一個推行社會正義的政黨，會把「惡霸」的罪名橫加到無辜者的身上。至於分田分地，或者強迫勞動改造，那也沒有什麼，這是建設社會主義不能避免的陣痛，我應該支持。
可是我錯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是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暴行。搞土改他要來一次血腥的大屠殺。那時我家鄰近各村，幾乎「村村見紅」，不少地主之家，還是父子雙雙罹難的。我們鄰村的嶺下和葉嶴二村，就各有兩戶人家父子同時被殺；我們村有個地主與我父親同時被處死，還好他的兒子及早出逃，才倖免於難，但以後還是被抓，送新疆勞改了十幾年。回憶起這場大屠殺，我真不寒而慄。一九四六年我患肺結核，曾在家養病三年，幸而土改前一年病癒，當了中學教師，不然我一定也成為槍下之鬼了。
雖然我家慘遭此禍，我對共產黨的信仰仍沒有動搖。我相信報上公布的才是共產黨真正的土改政策，只因基層幹部文化、政治水平都太低，執行政策出了偏差，才殺了無辜的好人。以後每看到運動中這些殘酷的現象，我也常常這樣解釋；我太相信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美好理想了，總無法把這些暴行同它口頭宣傳的仁義的革命目標聯繫起來。再加上每次運動來時群眾表示的熱烈擁護，使我誤認為這是共產黨得民心之故。這種幼稚無知，使我長期迷誤不醒。
一九五七年，我在杭州浙江師範學院（大躍進時改名杭州大學，後又並入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書，那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接著又號召人們助黨整風，鼓勵群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保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中共反右運動，批鬥講真話提意見者。（網絡圖片）
各級領導大力發動鳴放，人們的顧慮逐漸打消了，座談會上有人開始發言了。領導對大家的批評，總是大加表揚，於是發言愈來愈熱烈，學生的大字報對黨員幹部提的意見更尖銳。
當鳴放正熱火朝天的時候，忽然《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令人驚得目瞪口呆的社論：《這是為什麼？》於是風向頃刻發生逆轉——助黨整風變成了反右派運動。首先被揪出的右派，大都是各系的教授。我們中文系教授任銘善也在其列。
那時我對政治太無知了，根本想都沒想到這個運動會搞到我。我個性沉默寡言，座談會上極少發言，也沒有寫過大字報，所以心中坦然。可是一天，黨委副書記朱子英忽然走進了我的寢室。坐定之後，他開門見山，切入正題，從口袋裡掏出一封信來，攤在我面前，指著說：
「這是你的朋友陳松泠轉來的信，你在信中的一些言論，是極端錯誤的。」
我一看，果然是不久前我寫給陳松泠的信，有的句子下面劃了些紅槓子。原來我和他談起我校的鳴放情形，以及我對有些問題的看法。我談到肅反時學校黨委發動教師鬥「反革命分子」，可是最後卻查明不過是些早已交代過的歷史問題，並沒有一個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但這場運動卻導致中文系一位張姓教師自殺，並嚴重地傷害了同事之間的感情。我還連帶談到蘇聯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認為在肅反問題上，我們也有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錯誤。
信中劃了紅槓的地方，就是這些句子。
但我寫這封信的本意，其實主要並非批評共產黨的錯誤，而是稱頌共產黨的偉大，稱頌這次整風運動。共產黨雖然過去犯過這些錯誤，但認識了錯誤後，就決心改正，這正是共產黨、毛主席偉大的地方。我還表示，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中國會走向幸福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前途是光明的。
一個思維正常、不帶偏見的人，誰都看得出這是信中的主題思想，十分明確。我指著信末這些熱情洋溢，真誠讚揚共產黨、毛主席的話，進行剖白和自辯。
朱子英對我的辯解不置可否，談了幾句就走了。
第二天就召開了一場對我的批判會，除了中文系全體教師外，別的系也派來了代表。會上的積極份子眾口一詞，都咬定我的言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我雖然在信中極口讚揚共產黨和毛主席，但是對這些一心要置我於死地的打手們，無論怎樣昭如日月的真理，都可把它踩在腳下；他們可以完全不顧邏輯，斷章取義，肆意歪曲，在後臺的支持下，狂吠怒號，撲在獵物的身上亂撕亂咬。
對這場從大鳴大放到反右運動的急劇轉變，我的思想怎麼也轉不過來。偉大領袖不是保證「言者無罪」，保證「不扣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的嗎？一國的領袖，怎麼能這樣言而無信？提意見的人是否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我不知道，至於我本人，自問確實是一片真心，沒有一絲一毫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的。我感到委屈，想不通。
比起北京這個「首善之區」和四川、陝西等地來，浙江對右派的處理甚至可說是極其仁慈，極其人道的。我校的右派都被作為一般幹部，下放到蕭山一個生產隊裡勞動，而且不宣布右派身份。農民是淳樸善良的，雖然也知道他們的底細，但都把他們看作同志，態度親切，而不是看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人。
可是，對我的處分卻不同：我是遣送回鄉監督勞動。我獲得這樣的處分，也是由於我的幼稚無知和輕信。
一位監管我的黨員「啟發」我：在系裡處理我的會上，我應該把自己內心的真實思想向黨匯報，以表明自己的真誠悔過。我真是個傻瓜，果然老老實實地認真交代，把自己的思想從不通到想通的過程一鍋子端出來。結果領導並沒有如這位黨員所說，把這看作是我真誠悔過的表現（也許這裡又埋藏著一個「陽謀」），反而把我的發言看成「猖狂反撲」，因而給了我從重的處分。
系領導在會上宣布對我的處分時說，本來他們並不打算這樣處分我的，但鑒於我的惡劣態度，他們要另作考慮了。推想起來，這些審判官們一定懷著險惡的心理：一個惡霸的兒子必定會遭人痛恨，回到自己的家鄉，群眾會把對「惡霸」父親的仇恨發泄在兒子身上，夠我消受的。可是共產黨的悖逆的邏輯常常與現實相左：他們以為被處以極刑的人，一定是遭群眾痛恨的惡人，卻不會反省他們自己在濫殺無辜，殺的卻正是受人同情的好人。
我父親不但與人無怨無仇，而且做了許多好事，比如為人排難解紛，給人治病等等，因此深受村人的敬重。年青時他自學中醫，雖不以行醫為業，但常為村人義診，把不少人從死亡線上挽救回來。農民是知恩的，受惠者把他看作恩人。村人知道父親要被處死，企圖營救他，發動貧下中農在申請書上按指印，呼籲土改隊赦免他。當然，共產黨決不會傾聽這樣的呼聲的，它的政策就是要大殺地主。
這些情況，當然是我的審判官們始料不及的。他們沒有想到，對我的重判反而便宜了我，使我的勞改生活過得更輕鬆愉快。
我在家鄉監督勞動七年，除了三年飢荒時得了浮腫病，幾乎餓死外，我從沒有像在杭州學校裡那樣，受人歧視，受人欺凌和鬥爭。生活在淳樸的村人之間，我反而感到溫暖。特別是村中的老人，都同情我，照顧我，覺得我不應受此不公正的處分。但當然也有個別共產黨的流氓幹部給我穿小鞋——不過同別的地方的右派相比起來，這些根本算不了什麼。
我於一九六三年摘了右派帽子，一九六五年回校。次年，十年文革的黑暗時代開始了。校園裡到處是大字報，對老師們的某一句話無限上綱，亂扣帽子，有些觀點簡直荒唐透頂，十分可笑。運動迅速發展，許多人被批鬥，另一些人被戴高帽，掛牌遊行。我本人也掛過寫著「牛鬼蛇神」的大牌，關過牛棚。
我對這些現象感到迷惘，但此時我還沈迷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美夢裡，沒有覺醒過來。我還相信毛澤東是真正為了反修防修才發動這個運動的，至於「革命群眾」，我以為他們幼稚無知，做事走極端，其實是違背了毛主席的政策的。
這場運動愈來愈失控了，特別是武鬥，自己人打自己人，自己人殺自己人，使我十分反感。到了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打倒時，我更感困惑不解了：一個幾十年來一直併肩戰鬥過來的同志，竟忽然成了叛徒、內奸、工賊，真太難想像了。
直至林彪事件發生後，我才由懷疑到豁然大悟：所謂「文化大革命」，其實是黨內的一場權力之爭。毛澤東的真實面目終於徹底暴露了。官方拿出來為毛澤東文過飾非的所有解釋，都顯得蒼白無力，無法自圓其說。偉大、英明、一貫正確、從無失誤的聖主明君，怎麼會這樣失察？怎麼會把林彪這樣陰險的奸臣，視為親密戰友、並在黨章上定為接班人？這位一生最忠於毛主席，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捍衛毛澤東革命路線的第二把手，又怎麼竟會變成要暗殺他如此崇拜的偉大領袖的敵人？過去在宣傳裡把他抬得這麼高，幾乎是完美無缺的人物，怎麼忽然在一夜之間變成一無是處的壞蛋？林彪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寫入歷史的戰功，也都一筆勾消了！——這是實事求是嗎？
無論毛手下的文痞們怎麼善於玩弄生花妙筆，鐵定的事實終究是抹煞不了的。謊言就是謊言，是騙不了人的。
於是我心中這座偉大的神像，從高處摔了下來，砸成一堆碎片了。
2009年4月27日
（原文有刪節，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