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事年年都有，惟政治運動時期更多！許多人莫名其妙地栽進反右的陷阱裡。（網絡圖片）
余華良晚年生活有幾分滿足了。故土難離，他不僅回到了桑梓之地，故鄉宣城，而且老婆孩子戶口都由「五七」難友幫忙解決了。更重要的是拖延二十多年扯不清道不明、未定性難結案的所謂反革命反標案，也隨著大批右派改正一風吹了。說起這場噩夢，要不是在舊檔案中查出了他確實被內定為右派份子，也屬於落實政策範圍，給立案結了，他這口黑鍋不但要背到棺材裡，還要累及子孫！離開無為時，曾對送別他的難友們說，他是沾了一點右派的光了，不知道對那場「陽謀」運動，是該心存感激呢，還是該詛咒！
荒唐的事年年都有，惟政治運動時期更多！無為縣農業局是反右的重災區，許多人莫名其妙地栽進反右的陷阱裡，包括三位局長。運動在橫掃階段，即大揭發大檢舉過程中，大字報滿天飛時期，他所在的局屬獸醫站，也是一片混亂，造謠生事，爾虞我詐，胡亂上綱上線的事時有發生。余華良不是未想過，像他這樣出身舊社會，還有一個哥哥在香港經商的人，雖說未參加過任何反動組織，工作中一貫兢兢業業，但畢竟不會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什麼時候被人編造出幾條所謂反動言論來，再上綱上線戴上帽子，打入另冊，不是沒有可能。他也知道他是沒有力量改變當時運動發展趨勢的。惟一能做的，也就是謹言慎行，不該說的話不說，該做的事盡力做好而已。不求升職重用，只盼能平安過日子，就足夠了！
應該說，他的努力是有成效的。縣農業系統右派抓了一批又一批，鬥爭高潮由顛峰狀態開始出現回落時，他依然平安無事。獸醫站是個幹實事的單位，是全縣幾十萬頭大牲畜健康的重要保障者，而後者的健康又直接關係到全縣的農業生產。余華良學歷不高，也就一個短期培訓班結業，但他工作認真為人聰明，獸醫主要又是一門實踐性的工作，實際工作經驗是可以彌補理論上的缺陷的。加上解放初期，人才匱乏，他很快成了主要技術骨幹。那時他心裡想，大大小小的右派，基本上是以言獲罪的。所以他既不寫一張大字報，政治學習會上也盡量不發言，實在躲不過去了，也就說點與敏感話題不相幹的事，能躲一天是一天吧。
他哪裡會想到，大抓右派時他只能說是暫時未揪出來，其實掌控運動者早已備好刀俎了，他的命運也早已確定，只等適當時候採取適當方式而已。正當他還存有幾分僥倖時，懸在他頭上的達摩克里氏劍，終於嘩然落下，差一點就要把他劈成兩半！
同是縣農業局的一位右派難友F君告訴我，他是余華良在一個冬夜裡突然被公安局銬走的目擊人。現在回想起來，依然不寒而慄！因為深夜被逮的人，也可能是F君自己。就在幾天前，F君已經在煉獄裡走過一遭了，隨時再扔進煉獄裡，本是平常的事。
筆者聽完余華良的全部故事後，知道1979年余華良在為自己案情申訴過程中，曾得到F君的多方幫助。曾笑著問F先生，你這麼盡力幫助他，是否感到余華良是在為他人也包括你受難，因而有一點感激之情呢？F先生莞爾一笑說：「這話真難說，局裡當時發生那樣的所謂驚天大案，一時人人自危，特別是我們這些已被揪出尚未定案的人，更是惶惶不可終日，說不定哪天一付冰冷的鐵銬銬上自己，一生就完了！而余華良突然被銬走，我們多少有點豁然輕鬆之感。我們明知余華良決不會幹這種蠢事，那豈止是玩火，弄得不好要掉腦袋的！但劍畢竟是劈在別人身上，總比劈在自己身上好！」F君笑著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惹你見笑了。」我連忙說：「不，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常時期能不栽贓誣陷他人，不幹落井下石勾當的人，就是好人了。何況你以後那麼誠心誠意地幫他忙這忙那，你這樣的好心人，應該長壽的！」
我接著說，不就是那五個字嗎？幹嘛就能坑倒那麼多人，又嚇倒那麼多人？看看今天的報紙電視上，兩黨常來常往，大有第三次合作之勢。可是在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的非常年代，有多少人家為這可怕的五個字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F君對我說，那天夜裡的事，雖說過去五十年了，因為刺激太深，稍一回憶，一切都歷歷在目。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夜，快十二點了，我突然被局整風領導組成員杜副局長和另一積極份子從被窩裡拖起，拖到一公共廁所裡。廁所裡沒燈，門外不遠處有一盞路燈，藉此燈光廁所內便池坑位依稀可辨。我正納悶他們深更半夜的，帶我到廁所裡幹啥？只見他倆突然打開手電筒筒，照到坑位對面的牆上，冷冷地問我，看到了什麼？能看到什麼！一天幾次來過的地方，不就是一方土牆嗎？他倆見我不開口，就惡狠狠的又說，再看看，再看看！唸唸！邊說邊把手電筒的光圈對準牆上新出現的幾個字上。說是新出現一點不假，當時大家都上公共廁所，牆上有這麼危險的字樣焉能不見？一定是當晚夜深人靜時剛寫上去的！我循著燈光定眼一看，噓！頓時倒抽一口涼氣！兩腿禁不住在打顫了。這時求生的本能告訴我，一定要鎮靜鎮靜再鎮靜！決不能有半絲慌亂，在這樣幾近生死抉擇的嚴重關頭，有半點差池，一生就徹底完了！於是我強作鎮靜地湊上前去，扮作仔細辨認狀，字像是用燒焦的樹枝寫的，有點書法寫作上枯墨的味道，不是很清楚，字也寫的平常，說不上什麼功力，瞅了好一會，在他倆一再催逼下，低聲一字一頓地念道：國、民、黨……下面的萬字，本來拐彎的最後一筆就不清楚，但辨出字形是沒問題的。我故意說這個字看不清。他倆這次是疾言厲色地追問了，並要我連著後面的字一起念。後面清清楚楚寫著一個「歲」字，連在一起就是「萬歲」二字，五個字一起念就是「國民黨萬歲」。事情既然到了這一步，我再要遮遮掩掩，反而會被認為是做賊心虛！就坦坦然然地念了那當時夠殺頭罪的五個字。心想你們讓我念我就念了，就憑這你們能認定是我寫的嗎？果然，我話音剛落，他倆連珠炮式的向我發起攻擊：什麼反動立場大暴露啦！什麼休想抵賴啦！什麼人贓俱獲啦！什麼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啦！什麼什麼沒完沒了，全是我意料中的。我怎會受他們的威逼誘騙，果斷地回答他們，我未寫！他倆當然不會善罷甘休，還在不停地追問，這時我也惱火了，說你們鬥我右派問題，我也承認過有些話說錯了。但是你們想把我扯進這樣的政治大案裡，是決不可能的。我家世代書香，從無人在國民黨政府裡任過職，我幹嘛要喊它萬歲？你們說我寫的，有什麼根據？事後回想起來，我當時斬釘截鐵的態度還真的起了點作用，如果我是心虛膽怯吞吞吐吐的嚇得語無倫次，倒真的可以被他們抓個現行呢！歷次政治運動中，為所謂「反標」案被抓被判甚至被殺的案例還少嗎？
話雖這麼說，那晚之後的很多天，真不是人過的日子，我當時雖年輕也知道這種純屬無頭案，是百口難辯的，纏上誰別說能斷送你一生，有甚者可以家破人亡！它不像歷史反革命案，有敵偽檔案可查；不像經濟案，再複雜的賬目，總可以查清楚；也不像所謂腐化案，要捉姦捉雙！這種誰信手胡劃幾個字，然後消失在人海裡，到哪兒找人去！而有了帽子總得找個人頭戴上，既然戴誰頭上也是冤，也只能聽天由命了！余華良未銬走之前，F君說全局裡的人，像是生活在一種難名其狀的狀態裡。不但見不到平日常有的閑談，也不再有人串門，皆故作若無其事的莊重樣子，似乎都在做無聲的表白：那事不是我幹的！別找我麻煩！其實這種表面故作的鎮靜，正企圖掩蓋內心的極度恐懼！看來那天晚上被召到廁所裡辨認字跡的，決不會只是F君一人。那麼懸在各人頭上的達氏劍，最終會落到誰的頭上呢？
利劍終於訇然落下，劈到了無辜的余華良頭上！別的無辜者得到了暫時的輕鬆。大家都未做這樣的傻事，有權利輕鬆，不存在余華良在為誰受過！如果不是余華良，而是別人，余華良也會這樣想！
余華良是在一個寒冷的冬夜被銬走的，那一夜全局的人應該都是無眠的！先是警車的燈光，在濃濃的黑夜裡不停地閃爍，顯得夜的遼闊和深邃，隨著警車在農業局宿舍門前的嘎然停下。全局上下除少數知情人，皆怵惕不安了！他們為誰而來呢？大家終於聽到了余華良門前急促的敲門聲，和鐵銬的嘩嘩聲！余華良就這麼一去二十多年！
農業局劃的右派，都按處理右派份子的文件處理了。各受難者自顧不暇，誰還顧得上別人死活。F君說他平日和余華良私交不錯，業務上來往較多，又算是主要技術骨幹。所以從改造右派的農場回來後，曾打聽過余華良的下落，可是誰也說不清楚。只知道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了，判了多少年不清楚，送到哪裡去勞教勞改了，說不準，有說在南湖，有說在白湖，也有人說就在對江的白馬山。管那麼多幹啥呢，只知道余華良被逮走後，他的老婆孩子就回老家宣城了。漸漸地余華良被人們淡忘了。
時間終於走到了1979年。四人幫垮臺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中央55號文件下達了，給右派大規模的改正工作開始了！重災區農業局包括三位正副局長在內的右派份子全部改正了，其中也有內定右派跳井自殺的黃啟風。歲月遞嬗，人事流連，只有局裡老人還記得曾有一個叫余華良的獸醫，也是在非常歲月裡被莫名其妙逮走的，也應是個冤案。他還活著嗎？他的問題會不會也和反右運動有關呢？能不能甄別平反呢？善良的人們終於想起了余華良，也想起了因為余華良的被逮，他們當時有的豁然輕鬆的感覺。現在想來那種輕鬆多少有點不厚道。當然大多數人未乾過栽贓誣陷落井下石的勾當，他們手上沒有血。
說起余華良，余華良真的就到了。一天傍晚，一位不速之客逕直走進F君家簡陋的住地。F君正詫異這位滿臉滄桑目光陰鬱衣著簡樸的來者是誰時，再細一看，不正是余華良嘛！經過短暫的寒暄，談話直奔主題，當時中心話題就是：誰誰平反了，誰誰改正了，誰誰死了多少年了，誰誰家破人亡了。余華良的命運怎樣了呢？這一陣暖風也會吹到他身上嗎？這種事可是過這個村沒這店的，誰知道以後又刮什麼風呢？
余華良對F君說，他其實一個多月前就來到了無為，一直都在為改變自己的命運奔波，總希望能落實政策，還其一個自由清白之身。
「我想到過我的問題比你們基本上是以言定罪的事要麻煩困難得多，但未想到有這麼難！我現在是幾乎絕望了，要不是想到我的子孫們還要為我受累，世世代代都抬不起頭，真想一死了之！這麼多年我已見過無數死亡了，我能活下來已是幸運，所以有一口氣我也要為自己尤其是為子孫掙個清白。本來我想我的所謂罪行，不就是那嚇人的五個字嗎，前後很多年他們不知道審問過我多少次，當然我從未承認過字是我寫的，本來我就未寫，怎麼能承認！他們也從來未拿出過有力的證據，只想憑逼供結案。我也學了一點法學知識，按無罪推理原則，應該是疑案從無的。我太天真，本以為沒有憑據沒有口供就定不了我的案，怎想到他們還是以疑案犯先送我去勞教，文革期間，又以我拒不認罪為由，判我徒刑。現在刑滿釋放了，還是戴罪之身，很多認識我的人還像躲瘟疫一樣躲著我。為了問題的解決，所有有關落實政策的部門我都跑過多次了，家家都在扯皮，甲推給乙，乙推給丙，沒一家幹實事的，我真的絕望了，不知下一步該怎麼辦？我現在生活毫無著落，再耗下去，別說養老婆孩子，連自己也養不活……」
F君聽了余華良的話，只能陪著他嘆氣，也想不出高招。兩人無言枯坐好一陣了。F君忽然想起前不久落實內定右派黃啟風的例子。黃啟風反右時並未被批鬥，只因聽說要挨鬥了投井自殺。大規模改正右派時，查到了黃確實是內定右派，所以也按右派改正了。余華良是否也曾被內定過右派，而且處理余華良案件時，會不會與反右運動有什麼關聯呢？經F君這麼一說，余華良也想起來了，審判他時，確實多次談到，余華良和右派份子沆瀣一氣向黨進攻！什麼叫沆瀣一氣？不就是說余華良同縣農業局裡的右派是一夥的嗎？既然現在認定局裡的右派都是被擴大了的假案，都改正了，那麼余華良會不會也是在運動中被無辜擴大了的呢？能不能也搭上改正右派這班車呢？
F君真是個大好人，通過重重關係，終於在余華良一案一尺多厚的卷宗裡，找到了余華良也確實被內定為右派的憑據，而且複查余華良的所謂反標一案，沒有半點事實依據。余華良終於按內定右派改正了，所謂反標一案也不了了之。所以余華良離開無為回故鄉宣城時說，他真的是「沾」了一點右派的光了。
五十年後F君對我說，這條當時夠殺頭罪的五個字，我們農業局幾個老友多次談過這件事，它究竟可能是誰寫的呢？當時就有人猜疑，會不會是那些蓄意整人的人，做贓害人？那這個人孽作得就太大了，比攔路殺人越貨的土匪強盜還可惡十倍，人格更為低下，是不該得到善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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