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瘟疫期間是科學家牛頓發明的巔峰時期。（示意圖）（圖片來源：Adobe Stock ）
牛頓、莎士比亞、達芬奇這三個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經歷過大瘟疫，而且都善用了瘟疫期間的「社交隔離」，潛心創作，「出關」後都大放異彩，造福人類。
中共病毒（武漢肺炎）改變了大多數人的生活。我們被要求留在家中，自我隔離，社交活動一切停擺，習慣於匆忙追趕時間表的人一下彷彿處於失重狀態，漂浮在空中，失去了標的。
西諺說：「烏雲往往鑲嵌著燦爛的銀邊。」我們都可以練習在困境中找到啟發，活出自己的亮點。歷史上也出現過多次大瘟疫，當時的人怎麼面對？
鑒往知今，我們就依年代來看看科學家牛頓、文學家莎士比亞，與藝術家達芬奇的經歷。先從最靠近我們的牛頓開始。
牛頓：那段日子是我發明的巔峰時期
1665年英國劍橋爆發鼠疫，是倫敦地區延伸過來的瘟疫。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也隨之關閉。教職員、學生、居民都紛紛走避郊區，實施「社交隔離」。年輕的學士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也是其中之一，那年他才22歲。他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伍爾索普莊園進行「閉關」。
伍爾索普莊園屬於林肯郡，位居大學城以北約60哩距離。牛頓在這裡待了約兩年。
在這個清淨，隔離的環境中，牛頓不用上課，也沒有社交活動，更沒有手機、網路。但其實他腦子一點兒也沒有閑著，他有許多自己想要思考、探索的議題。這段期間的深入鑽研的確碩果輝煌。在數學上，他發展了現代微積分、解析幾何學的雛型；設計實驗測量重力，醞釀萬有引力定律的概念。他還在臥室裡做光學實驗。他在百葉窗片上穿一個小洞，讓白光射進來，然後他運用三棱鏡觀察可見光譜的七彩變化。
日後他回憶這段時光，說這是一個「神奇的年代」（拉丁文：Annus Mirobilis，英文：Years of Wonders）——「那段日子是我發明的巔峰時期，我對數學與哲學的深度關注是空前絕後的。」
始發於1665年的「倫敦大瘟疫」蔓延在1665年到1666年之間，英國有四分之一人口感染死亡。這是英國本土繼十四世紀黑死病之後爆發最大規模的致命瘟疫。
牛頓在1667年回劍橋後，發表了大量論文，半年後便成為院士；兩年後成為教授。終其一生，他繼續思考著物質、時間、光學、色彩等等主題。
低調的避難期莎士比亞完成三大悲劇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一生經歷過很多次瘟疫，其實，據說他本人一出生就是瘟疫的倖存者。席捲倫敦的瘟疫中，莎士比亞有許多親人感染過世，包括他的兒子。
為了避免疫情蔓延，劇院通常是第一個勒令休業的。莎士比亞所屬的倫敦環球劇場在1593年、1603年、1606年都關門休演過。據文獻記載，有高達百分之六十的時間是無法演出的。劇團只好四處出遊，在各鄉間表演，團員都在心裏祈禱，但願造訪的村落尚未被疫情波及，也有許多演員另起爐灶，改行他去。
這時的莎士比亞轉而潛心創作。《李爾王》（King Lear）、《麥克白》（Macbeth）與《安東尼與克麗奧佩脫拉》（Antony and Cleopatra）據推測都在這時完成。這低調的避難期，也正是他才華洋溢的創作期。
當時的倫敦鼠疫肆虐，整個城市的慘狀十分恐怖。沒有下水道，垃圾就直接傾倒在泰唔士河中，空氣污濁沉穢。感染到鼠疫的人三四天就會病發而死，膿腫腥臭，蔓延甚廣。
也許是這樣的愁慘氛圍，這三部創作都是有名的悲劇。
達芬奇為遭瘟疫肆虐的米蘭訂做都市計畫
下一個故事讓我們來到1485年，義大利的米蘭。當時名畫家、彫刻家、發明家列奧納多．達芬奇（義大利語：Leonardo da Vinci，又譯達文西）在米蘭為大公盧多維科．斯福爾札（Ludovico Sforza）做事。
米蘭此時正為發生在1484年、1485年之間的鼠疫所蹂躪，總共造成五萬人死亡，整整三分之一的米蘭人口。
達芬奇目睹了狹窄、骯髒、擁擠的米蘭城被瘟疫肆虐的慘狀，心中開始構思如何改善都市規畫的結構，讓這個城市能夠康復，且日後能夠更健康。他的構想包括統合地下水道與運河、城市往高處垂直發展、開闢行人專用道等等。
達芬奇在十五世紀已經設想了大城市都會面臨的諸多問題，由他的手繪圖與手稿批注可以看到，規劃中包括：交通、地下水、新舊城區共存，人口的發展等等。而且他更強調美感、潔淨、效率並重。雖然他（以當時眼光）過於激進的主意沒有馬上被實現，但當代的都市規劃多有所借鑒。十九世紀新巴黎的建設和達芬奇的概念就有共通之妙，這位多才多藝的文藝復興巨匠又再次證明，他的卓見領先了世人好幾個世紀。
困頓限制了人群的活動，低迷的獨處時期，剛好能夠靜下心來，調適心態。這樣，疫情造成的限制剛好是我們鍛練實力的大好時機。回顧這三個故事，三位大師都在艱困之時善用自己的一切，大大發揮上天賜給他們的長才。
「禍兮福之所倚」！看來，這段中共病毒造成的「社交隔離」也許沒有那麼可怕。或許還可以是你我探索自我的大好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