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片《罪行摘要》
【看中國2020年5月18日訊】我有點後悔看這部片子，看完之後至少十分鐘無法言語，我被傷到了。《罪行摘要》兩個多小時長，十幾個「犯罪份子」的個人故事，沒有編導的任何評論或暗示，老人們言語也樸實，甚至在鏡頭前有所克制，但我還是被傷到了。
在看這部記錄片的過程中，我自己的眼淚流了很多次，差不多從第一個故事中的父女淚別到最後一個故事老友相擁，我都有點忍不住，想掩飾而不能，突然發現自己好脆弱啊！
我們都是普通人，如世間的一粒凡塵，雖然微不足道，但作為活人，都有人的自然情感，有所謂同理心。在為他們的命運唏噓長嘆時，很難說沒有物傷其類的哀傷，而且，這種哀傷經由影像呈現出的故事而涼涼地穿透了身體。
攝影圈有句自詡的話，一圖勝千言。看這部片子，讓我強烈地感受到圖像的力量。形諸文字的東西和圖像比，其實是先天不足的，就環境細節、人物情緒的準確真實而言，圖像的說服力是無可替代的。
這些年關於文革的認知和評價越來越霧裡看花莫衷一是了，可是，看過《罪行摘要》的人，都會更容易體會到，文革是一場人類歷史上少有的荒唐鬧劇，對命如草芥的普通人尤其如此。
我們在翻看歷史時，看到的都是有權力有身份有影響力的人的歷史，平民是不存在的，即使涉及，也被深藏在某個數字後面，沒有具體形象可言。即使在回溯文革的事件和人物時，我們看到的也大多是官員和知識份子，畢竟他們有著話語權。所以，導演徐星能夠把鏡頭對準普通農民，能拍出他們個人的苦難，還能拍得如此精彩生動，讓我不佩服他，有點難。
三年時間，我不知道徐星從北京到浙江往返了多少次，其間辛勞自是一言難盡。而這些莫名其妙坐牢的農民都漸漸年事已高，能有人用心記錄他們的冤屈，想必老人們會有些欣慰的。
《罪行摘要》中的老人們（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轉眼文革結束也已經四十年了，由於某種原因，現在的年輕人對這場災難的瞭解十分有限，很多人還對文革抱有很多浪漫的想像。也許看過《罪行摘要》會增加大家對文革的瞭解，相比於可能得到各種幫助的官員和知識份子，平民的災難才是最深重的。如果真有十八層地獄，處於最下面幾層的，一定都是這些平民。想到我們也和他們一樣，在社會上基本沒有話語權，有朝一日，如果文革重演，我們就會變成當年的他們，每念及此，脊樑骨便有點冷颼颼的。
六年前，徐星在北京宋莊無意間發現了一張人像草稿，草稿背面竟然是一張文革時期的「犯人登記表」。徐星一點點翻找，一共找到22張，「犯人信息」都是「文革」期間的「現行反革命」，涉案者大部分是農民，被下放到浙江衢州十里豐農場勞動改造。這些登記表讓徐星大受震動，他決定要去浙江尋訪這些「文革中的人犯」，做一部他們的《罪行摘要》。
尋找用了一整年，拍攝一年多，又花了一年多剪輯成片。135分鐘的記錄片，裡面的14張面孔，最年輕的也已年過古稀，時隔50年，他們說出最多的詞還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而他們的罪名，在當年被冠之以「用氣槍污蔑毛主席寶像」、「冒名借刀殺人書寫反革命信件」、「吹捧劉少奇」等。
第一個人物，是一個「出身不好」的當年的中學老師，因為學生來訪時恰巧停電，於是被污「企圖通姦」和「破壞軍婚」，自此萬劫不復，儘管沒有任何事實上的罪行發生。而信任他的十幾位學生因為結伴去監獄看望他，也被定罪。最可憐的是他十三的女兒，在他的妻子賣力檢舉他並離開之後，女兒用父親學生們燒炭砍柴積攢的一百元錢去監獄看他，僅僅半小時的見面，父女被監獄的鐵門隔絕在兩個世界，那淒慘的哭喊久久迴盪在觀眾的耳中。
六十多歲的林品新，坐在自家門口新刨出的紅薯堆旁接受了採訪，從他破碎的敘述中，偶爾能夠聽到「被抓」「腳鐐」「老婆沒了」。關於當時的經歷，已經很難拼出完整的故事。只知道他因為對農村的困境有疑問給「中央文革」寫了封信，就為了一封信，判了20年，罪名是惡毒攻擊文革和社會主義制度。當被問起信的內容時，他說自己已經不記得了，在衢州十里豐農場的頭一年，他把五十六斤的重鐐掛在脖子上勞動。他說起這些就像在講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這時，他87歲的老父親闖進了鏡頭，提著一籃子紅薯，他竟然還在干農活。最後，林品新撩起褲腿，腳腕上被鐵鐐勒出了永遠也撫不平的深深印記。
周明夫，曾經是生產隊的會計，因為有些文化而遭人嫉恨。他的罪名是「用氣槍污蔑偉大領袖畫像」。當時生產隊有一桿民兵訓練用的氣槍，槍把已經漚爛了，第二天就來人把他給綁了，說他玩槍時瞄了毛主席像一下。房間裡就三個人，他知道誰舉報的，但他不說。
最有戲劇性的是胡竣錄、程德華和翁志渝三人。他們由於出身不好，被劃為「黑五類」，在很多方面受到歧視，處境艱難。於是三人就組成了一個小組，互相幫幫忙。但忽然有一天他們就被抓去交代問題。翁志渝說，「沒有反革命組織，沒有組織名稱，」接著就開始被人用槍托猛砸，要他不僅承認罪行，還必須給自己的反革命組織起個名字。翁志渝說，「我必須想出一個名稱來，不然就要被打死。」想了半天，他說了兩個字：「啟蒙」。而打他的審訊者對這個詞完全不懂。幾個人終於有了罪名——建立「啟蒙領導核心小組」，既然是反革命犯罪集團，當然不會是幾個人或一兩個組織，於是本村、鄰村一起湊了幾十個人和多個不同名目的組織，這樣一來，當地就可以因為破獲了犯罪集團而邀功，而這幾十個甚至互不相識的農民，或為此喪命，或為此身陷漫長的牢獄之災。
程德華和翁志渝幾十年記恨對方當年的表現，程認為是翁的「啟蒙」害了自己，翁譴責程，如果不是自己給這個莫須有的組織起了一個相對中性的名字，可能他們幾個人都會被槍斃。還是在徐星的撮合下，他們彼此相擁重修舊好，那一幕真是讓人百感交集。
徐興林，當年被朋友告發，說他參加反革命集團。從監獄裡面出來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他家離縣城很近，但他幾十年都不去縣城。當年被冠上「參加903反革命集團，製造政治謠言，參與策劃反革命暴動組織，對黨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這個莫須有的罪名，讓他不敢相信任何人。「政治這個東西我後來想想是很麻煩的，就憑嘴巴說說，但是我也沒辦法，拿不出證據來證明我自己不是這樣的，你沒有辦法的，他說你是就是，你沒有辦法的。」
當徐星問他，在牢獄裡有沒有被打？
老人家回答說：「打是難免的。兩個手指頭用牛筋綁好，手指頭中間扎針，是這樣的，一個個扎進去。」
「扎針？扎多少根針？」
「那是過去的事情，算了。這真有點可笑，這樣子會成立罪名的，會判刑的，我到現在有的時候心裏都在笑，心裏都在笑。」。
徐星問他恨不恨害他的人，他說不恨。「一個呢，我想，過去了。第二個呢，他也是受人家的指使，那個時候文化大革命啊，那個時候，這個人性啊，都是沒有心的，就是這個誰壓倒誰，他身上墊一下就高一點，這樣子的。」
如今的老人，大部分人都生活孤苦。他們中，當年只有兩個人的妻子沒要求離婚。其中一個人的妻子，堅持相信丈夫的無辜，含辛茹苦地等待了十年，從22歲到32歲，頭髮全白了。當丈夫出獄回家時，長大的孩子完全不認識來人，告訴媽媽，家裡來客人了！
這十幾個人裡，如今還有好幾個是老光棍。程德華說，我現在多活兩天少活兩天實在沒什麼不同。從他們的敘述中，我們看不出他們有多少怨恨，麻木和認命是一種普遍現象。他們很少向人提及自己的遭遇，因為說了也似乎沒人想聽，有些孩子還會因此害怕。他們準備默不作聲地帶著這些冤屈的隱秘往事入土，是徐星的出現，才讓他們的形象和故事得以保存。
在中國，有個奇怪的現象，普通民眾似乎對明清的事情有更多的瞭解，而一旦涉及當代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則語焉不詳了。對於文革，七十年代末期其實官方就有定論，簡單說是十年浩劫。
官方的完整措辭是這樣的：這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這個結論應該是很清楚的，但在原因上則有些含糊其辭。領導者是誰，大家都明白，但就是不說破。也正因為這裡的顧慮和含混，給後世留下了糾纏不清的孽債。
也因此沒有人出來懺悔。好像大家都是控訴者，都是受害者，加害者卻無影無蹤。文革的確不是某一個人的責任，當年的中國人從上到下從城市到農村都是參與者。最苦的則是這些沒有機會發出聲音的底層平民，他們的命運不值一提，他們的苦難毫無價值。
但真的是這樣嗎？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罪行摘要》，希望更多人瞭解那段歷史，至於文革好不好？文革是什麼？我覺得真的不需要再糾纏這樣的問題了，假如我們還有良知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