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汶川大地震後，山東文聯主席王某吹捧中共的歪詩。（右）戴紅領巾在地震中遇難的小學生。（網絡圖片）
對於作家來說，良知，是從事創作的基準和出發點，一個作家如果喪失良知，不但會說昏話，做渾事，而且會寫出令讀者失望，甚至令讀者憤慨的作品。也許此類作品能為他贏得一時的榮名和利益，但終將被歷史所淘汰。
更有一些「精品」、「極品」被世人譏笑鄙視，即使不能遺臭萬年，也要遺臭若干年。就當代而言，大躍進時期無視人民飢苦離奇浮誇的詩文、大飢荒時期昧著良心大唱讚歌的小說，以及汶川大地震後欺騙恫嚇為死難學生請願者並為豆腐工程進行理論辯護的文章、以數萬死難同胞為陪襯裝神弄鬼肉麻歌頌胡說災民「縱做鬼，也幸福」的詩詞，皆屬作家喪失良知後的產物。
作家的良知是怎樣喪失的？桑榆先生分析，有以下原因：
一是趨利避害的心態所致。在政治運動接連不斷，且如錢塘大潮般波瀾壯闊的年代，因詩文惹禍，慘遭迫害者不計其數；因詩文得福，名利雙收者也不乏其人。而惹禍與得福的原因，十分簡單，即看作品的性質屬於批判，還是屬於歌頌。
批判的作品，即使優秀也難以「出籠」，而一旦「出籠」，十有八九要倒霉遭殃，其作者輕則被扣上種種巨帽，打入另冊，重則啷鐺入獄，且使親人受到株連。歌頌的作品，即使拙劣也容易發表，而且於發表之後名利雙收，小則得到上級嘉獎，大則烏紗加頂，鬧個文聯、作協或其他部門的官員幹幹，或是被選進某某寫作班子，充當御用文字殺手，親戚朋友都跟著沾光。
既然如此，明智者自然會做出選擇，尚未嶄露頭角的，靠熱情歌頌以求脫穎而出；已經寫出點名堂的，靠熱情歌頌而混進官場；不知多少人靠一篇小說、散文，靠一首詩而一炮走紅，或是靠一兩本文集而身居高位。而所謂文壇，也一度成為吹鼓手與歌頌家的競技場。
二是養尊處優導致麻木不仁。幾十年來，不知多少作家靠幾篇作品或一兩本書，混得官位，享受處級、局級或更高級的待遇，居有豪宅，出有專車，成了養尊處優的官僚文人。這些人中，有的是靠猛唱讚歌起家的老一輩歌頌家，有的是不乏良知，寫出了一些像樣作品的後起之秀，他們進入官場之後，到處做報告、發指示，被鮮花與掌聲所包圍，被美酒佳餚所陶醉，時日一久，本無良知的更加昏聵，曾有良知者也變得麻木不仁，變得無視民間疾苦，厭聞社會弊端，聞批判而色變，遇不平而縮首。
他們有時也蜻蜓點水，外出采風，但所到之處，無不是小車接送、賓館下榻、盛宴款待，採訪路線由人安排，聽取介紹由人編造，故目之所見，到處都是鶯歌燕舞，耳之所聞，百姓無不幸福安康。長此以往，下筆為文，必然遠離現實生活，與人民隔膜重重，甚至嚴重傷害人民的感情，出現的欺騙恫嚇震區請願災民的文章和胡說災區死難者「做鬼也幸福」的詞，便屬此例。
三是為固位邀寵而拋棄良知和社會責任感。一些頂著主席（或某長）與作家雙重頭銜的人，為了鞏固已有的地位或爭取「更上層樓」，上峰需要表態時，立即爭先恐後地表態，生怕表態不及時而被人懷疑立場不明；上峰需要歌頌時，他們立即熱情洋溢地歌頌，生怕保持沉默而被指斥心懷不滿。構思寫作，未從下筆，先考慮題材是否合乎時宜，文字是否犯忌。
至於來自民間的批評，他們完全不予考慮，民眾指責他們昧著良心說胡話，他們滿不在乎，因為萬民的批評責備，損不了他們一根毫毛。他們在乎的只有上司的喜怒與愛憎，或政治宣傳的需要，他們雖然喜歡「作家」這一桂冠，但更看重自己的官位，而他們的政治命運，完全掌握在上司手裡，因此為了固位邀寵，什麼良知，什麼社會責任感，皆可拋棄。
對於光明與美好，當然應該歌頌，但是，作家如果喪失良知，失去起碼的辨別是非和價值判斷能力，在名利與官位的誘惑之下，把假惡醜當作真善美，把弊病當善政，黑白顛倒，肉麻吹捧，狂熱歌頌，以求得到權貴的賞識、獎勵與提拔而寫出的作品，則必遭人民的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