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超級變種病毒（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1年5月16日讯】（看中國記者肖然編譯報導）美國科學界追責中共COVID-19聲浪漸強。美國科學記者韋德在《Medium》上發布的病毒起源報告，近日被各國多家主流媒體提及。報告列出了相關證據，探討是誰在武漢打開了潘多拉盒子。
（接上）
第三種起源場景
自然產生的場景有一些變化值得考慮，即SARS2直接從蝙蝠跳到人類的想法，而沒有像SARS1和MERS那樣經過中間宿主。病毒學家大衛．羅伯森（David Robertson）是主要倡導者，他指出SARS2可以攻擊人類以外的其他物種。他認為該病毒仍在蝙蝠中時發展出了多面手的能力。由於它所感染的蝙蝠在中國南部和中部廣泛分布，因此，即使只是在已知的一次情況下，這種病毒也有足夠的機會向人們傳播。羅伯遜博士的論文解釋了為什麼迄今為止在2019年12月之前在任何中間宿主或接受監測的人群中都沒有發現SARS2的痕跡。這也解釋了令人困惑的事實，即SARS2自從首次出現在人類中以來就沒有改變過-它確實沒有改變。不需要，因為它已經可以有效地攻擊人體細胞。
但是，這種想法的一個問題是，如果SARS2從一次跳躍從蝙蝠跳到人們，並且此後變化不大，那麼它仍然應該能夠很好地感染蝙蝠。似乎並非如此。
「對測試過的蝙蝠物種而言，SARS-CoV-2感染很少，因此它們不太可能成為人類感染的直接來源，」一個對自然出現的懷疑的科學團體寫道。
儘管如此，羅伯遜的說法可能還是有些不對勁。雲南洞穴的蝙蝠冠狀病毒可以直接感染人。2012年4月，有6名礦工從墨江礦山清除蝙蝠鳥糞，患上了嚴重肺炎，並表現出類似Covid-19的症狀，最後有3人死亡。從墨江礦山分離出的一種叫做RaTG13的病毒，仍然是SARS2的最近親戚。關於RaTG13與蝙蝠細胞的起源，報導以及其親和力低的奇怪秘密，以及石博士報告同時收集的8種相似病毒的性質，儘管它們與祖先的關聯性很高，但仍存在很多謎團。這裡的要點是，儘管只有在特殊條件下，蝙蝠病毒才能直接感染人。
那麼，除了挖掘蝙蝠鳥糞的礦工之外，還有誰與蝙蝠冠狀病毒特別密切地接觸？好吧，冠狀病毒研究人員可以。石博士說，她和她的團隊在2012年至2015年期間對莫江溶洞進行了約8次訪問，收集了1300多個蝙蝠樣本，毫無疑問，有許多人前往雲南其他溶洞進行了考察。
想像一下，研究人員從武漢到雲南來回頻繁旅行，在黑暗的洞穴和地雷中激起蝙蝠鳥糞，現在您開始發現兩地之間可能缺少聯繫。研究人員在旅行途中或在武漢病毒研究所使用新病毒時可能會被感染。從實驗室逃脫的病毒本來是一種天然病毒，而不是通過獲得功能而成熟的病毒。
蝙蝠直接命題是自然出現和實驗室逃生場景之間的一種嵌合體。這是無法消除的可能性。但是事實卻與此相反：1）SARS2和RaTG13似乎對蝙蝠細胞的親和力都很弱，因此人們不能完全相信任何一個都可以看到蝙蝠的內部；2）該理論在解釋SARS2如何獲得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或為什麼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是由人優選的精氨酸密碼子而不是蝙蝠優選的密碼子決定時，並不比自然出現的情況更好。
實驗室逃逸說更易解釋現有事實
由於沒有直接證據，尚不能排除自然出現或實驗室逃逸的假設，因此無法得出明確的結論。但在我看來，實驗室逃逸的擁護者比那些贊成自然出現的人更容易解釋關於SARS2的所有現有事實。
據記載，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正在進行功能增強實驗，旨在使冠狀病毒感染人細胞和人源化小鼠。這正是可以產生SARS2樣病毒的一種實驗。研究人員並未針對正在研究的病毒接種疫苗，他們正在BSL2實驗室的最低安全條件下工作。因此，病毒的逃逸一點也不奇怪。在整個中國，大流行在武漢研究所的門口爆發。如在人源化小鼠中生長的病毒所期望的那樣，該病毒已經很好地適應了人類。它具有一個非同尋常的增強作用，一個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這是任何其他已知的非典相關的β-冠狀病毒所不具備的，並且該位點包括一個雙精氨酸密碼子，在β-冠狀病毒中也是未知的。
自然說的支持者要講一個很難講的故事，其合理性取決於一個單一的推測，即SARS2的出現與SARS1和MERS的出現之間的預期平行。但是，尚未出現支持這種平行歷史的任何證據。沒有人發現SARS2的來源是蝙蝠，即使它曾經感染過蝙蝠。儘管中國當局進行了廣泛的搜查，包括對80,000只動物進行了測試，但沒有中間宿主出現。沒有證據表明該病毒像SARS1和MERS病毒一樣，從其中間宿主向人進行了多次獨立的跳躍。醫院監視記錄沒有證據表明隨著病毒的發展，人群中的流行病聚集強度。沒有解釋為什麼自然流行病應該在武漢爆發，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沒有很好的解釋說明病毒是如何獲得其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的，而其他SARS相關的β-冠狀病毒則沒有，也沒有解釋為什麼該位點是由人類偏好的密碼子組成的。自然湧現理論與一系列令人難以置信的可能性作鬥爭。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記錄肯定包含許多相關信，但鑑於中共造成大流行將政權定罪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中共似乎不太可能釋放他們。由於沒有一些勇敢的中國舉報者的努力，我們可能已經掌握了一段時間後可能獲得的幾乎所有相關信息。
這裡有兩個明顯的責任級別：第一，允許病毒學家進行功能增益實驗，從而獲得最小的收益和巨大的風險；第二，如果確實在實驗室中產生了SARS2，則是為了使該病毒逃逸並引發全球性大流行。以下四方最有可能負有責任。
1. 中國病毒學家
首先，最重要的是，中國病毒學家大多在BSL2級安全條件下進行功能獲得實驗，而這些條件過於寬鬆以至於無法包含SARS2等不可預見的傳染性病毒。如果該病毒確實從他們的實驗室中逸出，那麼他們應該受到全世界的譴責，因為這是可預見的事故，已經造成300萬人死亡。
的確，石正麗受過法國病毒學家的培訓，並與美國病毒學家密切合作，也遵循國際標準來遏制冠狀病毒。但是她本可以而且應對面臨的風險做出自己的評估。她和她的同事應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直到明確其他中國病毒學家的作用之前，石博士是中國在冠狀病毒研究方面的公眾人物，而且她和她的同事們暫時將排在第一位。
2. 中共當局
中共當局確實竭盡全力掩蓋這場悲劇的性質以及中國對此承擔的責任。他們壓制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所有記錄，並關閉了其病毒資料庫。他們發布的許多信息可能完全虛假或旨在誤導。他們盡力操縱WHO對病毒起源的調查，並帶領專家組調查疫源但徒勞無功。迄今為止，與採取預防第二次大流行的必要步驟相比，他們對轉移責任更感興趣。
3. 全球病毒學家社區
全世界的病毒學家是一個鬆散的專業社區。他們在同一期刊上寫文章。他們參加相同的會議。他們在尋求政府資金和不承擔過多安全法規方面具有共同利益。
病毒學家比任何人都更瞭解功能獲得研究的危險。但是創建新病毒的能力以及通過這樣做可獲得的研究經費太誘人了。他們推進了功能增益實驗。他們遊說反對在2014年暫停聯邦對功能獲得性研究的資助，該禁令於2017年提出。
迄今為止，該研究在預防未來流行病方面的益處為零，風險巨大。如果僅能在BSL3安全級別上進行SARS1和MERS病毒的研究，則允許在較低級別BSL2上使用新型冠狀病毒開展任何工作肯定是不合邏輯的。無論SARS2是否從實驗室逃脫，世界各地的病毒學家都在玩火。
他們的行為早已使其他生物學家感到震驚。2014年，自稱是劍橋工作組的科學家敦促謹慎製造新病毒。用有先見之明的話，他們指出了產生SARS2樣病毒的風險。他們寫道： 「新產生的‘潛在大流行病原體’帶來的意外風險引起了新的嚴重關注。實驗室創建高傳播性的新型危險病毒株，尤其是但不限於流感病毒，會大大增加風險。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意外感染可能會觸發難以控製或無法控制的爆發。」
當分子生物學家發現一種將基因從一種生物轉移到另一種生物的技術時，他們於1975年在Asilomar舉行了一次公開會議，討論可能的風險。儘管有很多內部反對意見，他們還是草擬了一系列嚴格的安全措施，這些措施將來可以放寬，而且在適當評估可能的危害後應適當放寬。
當發明用於編輯基因的CRISPR技術時，生物學家召集了美國，英國和中國國家科學院的聯合報告，敦促克制限制對人類基因組的遺傳性改變。發明基因驅動器的生物學家也對工作的危險性持開放態度，並試圖讓公眾參與。
您可能會認為SARS2大流行會刺激病毒學家重新評估功能獲得研究的收益，甚至讓公眾參與他們的討論。但事實相反。許多病毒學家以陰謀論來嘲笑實驗室逃逸說，其他人則保持沈默。這些都緩解或至少推遲了記者的好奇心和公眾的憤怒。
4. 美國在資助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作用
從2014年6月至2019年5月，達茲薩克的生態健康聯盟獲得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的資助，用於在武漢研究所進行冠狀病毒的功能獲得研究。不管SARS2是否是該研究的產物，用最少的安全預防措施將高風險的研究都移交給不安全的外國實驗室似乎是一個有問題的政策。如果SARS2病毒確實從武漢研究所逃脫，那麼國立衛生研究院將處於一個糟糕的境地，即資助了一項災難性實驗，該實驗導致全球300萬人死亡，其中超半數都是美國人。
NIAID和NIH的責任更加尖銳，因為在向生態健康聯盟撥款的前三年中，暫停了對功能獲得性研究的資助。然而，這兩個機構沒有按照法律的規定中止聯邦政府的資助。NIAID的負責人福西和NIH的負責人柯林斯（Francis Collins）都促成了資金流向石的功能研究，兩位官員應該考慮到公共記錄是否涉及國家安全問題。武漢病毒學研究所被認為與中共軍方病毒學家有關聯，它為中國生物戰研究提供了一個窗口。
最重要的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支持功能增益研究，可能導致在BSL2中開展工作的無監督外國實驗室中產生了SARS2病毒。因此，可以質疑兩人決定的審慎性，是否導致了SARS2和300萬人死亡。
綜上所述
如果SARS2起源於實驗室的情況如此嚴重，那為什麼不廣為人知呢？
除了中共不願探討外，其他科學家也沒有提出這個問題。政府研究經費是根據大學聘請的科學專家委員會的建議分配的。任何因提出棘手的政治問題而搖擺不定的人都將面臨這樣的風險，即他們的資助將不會被延長，其研究生涯將被終止。如果您認為達茲薩克在科學客觀性的聲譽因實驗室逃逸說受損，請查看這份8200萬美元贈款的受助者名單上的第二名和第三名。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於2020年8月。
美國政府與中共當局都不熱衷於關注石正麗的冠狀病毒研究工作是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資助的事實。可以想像，在幕後的對話中，中共政府會說：「如果這項研究如此危險，您為什麼還要資助它，也要在我們的領土上？」 美方對此可能會回答：「看起來是讓您逃脫的人。但是我們真的需要在公共場合進行討論嗎？」
福西對此保持沈默，左傾的主流媒體也明顯缺乏好奇心，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川普總統提到過實驗室逃逸說。但是，任何可能造成300萬人死亡的病毒起源都值得認真調查；繼續進行功能獲得研究都值得一探；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和美國國家國際開發署（NIAID）在暫停此類功能研究方面的經費也應受到調查。
過去一年來，世界各地的人們受夠了禁足令，他們可能希望得到比媒體提供的更好的答案。如果自然起源說沒有獲得大量支持的證據，則時間越長該理論似乎越不合理，而最終人們可能會信服實驗室逃逸說。
尼古拉斯．韋德
2021年4月30日
致謝其他專家
認真研究SARS2病毒起源的第一人是俄羅斯和加拿大的生物技術企業家戴金（Yuri Deigin）。在一篇精彩的長篇論文中，他剖析了SARS2病毒的分子生物學，並提出未經認可的人為操縱該病毒的可能性。這篇發表於2020年4月22日的文章為想要瞭解該病毒起源的任何人提供了路線圖。論文包含太多的信息和分析，以至於有人建議某些情報機構必須撰寫它。
在戴金之後，其他一些懷疑者也隨之而來。尼古拉．彼得羅夫斯基（Nikolai Petrovsky）計算出SARS2病毒與各種物種的ACE2受體結合的緊密程度，令他驚訝的是，它似乎已針對人類受體進行了優化，從而使他推斷該病毒可能在實驗室產生。Alina Chan發表了一篇論文，顯示SARS2從一開始就非常適合人類細胞。
理查德．埃布賴特（Richard Ebright）是極少數對質疑實驗室逃逸說絕對拒絕的科學家之一，他早就對功能獲得性研究的危險性提出過警告。另一個是斯坦福大學的戴維．雷爾曼（David A.Relman）。
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前主任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在2021年3月26日對CNN表示，這種流行病的「最可能」原因是「來自實驗室」，因為他懷疑蝙蝠病毒是否可以像SARS2一樣，在一夜之間成為極端人類病原體，而無需花費時間進行進化。
醫學研究人員奎伊（Steven Quay）已將統計和生物信息學工具應用於病毒起源的巧妙探索，如展示接收早期患者的醫院如何沿武漢№2地鐵線聚集，該地鐵與病毒學研究所的一端相連，再連到另一個國際機場，它是從實驗室到全球分發病毒的理想傳送帶。
2020年6月，Milton Leitenberg發表了一項早期調查，對支持武漢病毒研究所功能增益研究的實驗室逃脫的證據進行調查。
還有許多人為這個難題做出了重要貢獻，正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說：「真相不是權威而是時間的產物。」
誰打開潘朵拉盒？美科學記者病毒溯源報告（2）-武漢病毒研究所內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