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左一）形象，是一個所謂「力挽狂瀾」「中流砥柱」的新神話。（圖片來源：Getty image）
接上文：文革周恩來：很多人還不知道的真相
和林彪，四人幫的關係
為把周恩來和林彪，「四人幫」在文革中基本同盟，也有分歧的複雜關係說成是純粹的「鬥爭」關係並進而把這種所謂的「鬥爭」誇大為長期持久的鬥爭，即把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的矛盾移花接木到文革初期，又導致上述三本史著用心良苦地剪裁和掩蓋歷史真實。例如，《年譜》中有這樣一條記載：「7月26日1966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對林彪提出的『頂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類言辭，我曾同毛主席談過，也同林彪交換過意見，用詞應當力求科學，準確，恰當16」。如果不做細究，真會認為周早在1966年文革初期便與林彪倡導的個人迷信作了正面的堅決鬥爭。但只要瀏覽一下1966年7月前後的報刊文獻，便會明白必其中必有蹊蹺－－「剪裁」奧妙。首先，在中共副主席級的高幹中，文革初期吹捧毛最力的恐怕就是林，周兩人。他們所用的詞彙，語式幾乎是完全一樣的。查1966年5月1日的《人民日報》，便可以發現周在4月30日「首都各界十萬人歡迎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集會上的講話」中吹捧毛說：「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滅亡和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17」。5月21日，周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鼓吹毛是「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不僅如此，周還用同樣的語匯吹捧林彪：「對毛澤東思想提得最早，舉得最高，發揮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18」。直至1969年4月14日，周還在九大上繼續吹捧林彪：「『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奮鬥中自然引伸出來的最正確的結論，是完全符合事實的。他得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熱烈擁護，也得到全世界廣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們不僅為著我們偉大領袖，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而感到無限幸福，我們還為有了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19」。在短短一百幾十字的段落中，周就用了五，六個「最」和數個「無限」，「眾所公認」，何來「科學，準確，恰當」可言？
既然基本的史實是：周是林當副統帥的最熱心的推薦人和吹捧者。那麼，中共黨史專家們杜撰的任何「鬥爭」關係便失去了歷史本身的邏輯。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在他的回憶錄中揭露過周直至1970年11月（九屆二中全會後）還向林透露毛健康情況不好的機密，在林倒臺後又威脅李不准告發。林彪事件後，汪東興「派八三四一部隊搜查毛家灣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許多鄧潁超，周恩來和林，葉的合照。汪親自將照片拿給鄧。鄧一再向汪表示感謝20」－－不難窺見，從文革開始至林彪倒臺，周在林這個副統帥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種早期政治投資，他在毛，林之間也一直是「腳踩兩隻船」。直到毛，林徹底決裂，他可能估計林彪斷無勝利的希望，才幫毛毀滅了林彪。但這已經是1971年的事了。
周在文革中對江青等人的吹捧，有時比對林彪更甚。1968年3月27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十萬人「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誓師大會」上，周除了帶頭「敬祝我們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外，還第一次反常地在如此大規模的群眾大會上帶頭高呼：「誓死保衛江青同志！」作為三十年代中共地下系統的負責人，他絕不會不知道江青作為一個三流演員在上海不光彩的歷史，但周竟把江青比作魯迅來讚揚。周說：「在這裡我要提幾句江青同志的戰鬥生平，江青同志是經過戰鬥年月的。特別是三十年代她剛入黨時，就遭到國民黨，叛徒，假黨員的迫害，她在很年輕時就像魯迅那樣硬骨頭，敢於向對她進行誹謗，迫害她的人進行反擊。她寫出的文章是戰鬥的文章。當時江青同志寫出的文章如果拿出來一讀是紅文章。至於反動派們為了迫害江青同志，寫了不少黑文章，黑材料，那是專門為登在臺灣和95港的報紙上用的黑材料，根本不是江青同志的東西。所以，誰要是收集這些材料（就是黑幫，反動派，帝國主義者寫得誹謗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麼他也就一定是黑幫。所以我們要追究些人。這些材料沒有什麼了不起！那都是誹謗的材料嘛！魯迅也遇到過這些嘛！何況江青同志那個時候整天做地下工作，又做藝術工作，很不容易。所以，這一點值得我們大家欽佩她。從抗日戰爭起，江青同志到延安成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勤奮的學生，在她身體不好的時候，也還在勤奮學習毛澤東思想，聽毛主席的報告，在戰爭年月裡參加了解放戰爭。解放以後，劉，鄧，陶，彭，羅，陸，楊，譚震林，楊成武等這些黑幫都在迫害，反對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視他們，敢於和他們鬥爭……在中央文革裡江青同志非常嚴格要求自己。當同志有缺點錯誤時她能熱情認真的幫助。遇到壞人的時候她就敢於把他們端出來。這種精神也值得我們學習」。最後，周再一次振臂高呼：「我們要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副主席！誓死保衛江青同志！21」在周近三、四千字的講話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對江青連篇累牘的奉承。同樣一個講話在《年譜》中竟然變成了如下的記載：「3月27日1968出席首都十萬軍民『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誓師大會。』會上，（周）宣讀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撤銷楊成武，于立金，傅崇碧職務，任命黃永勝為總參謀長，溫玉成為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決定，並就『楊，餘，傅事件』發表講話。在談到『抓革命，促生產』問題時，提出：今天在場的大多數是工人同志，你們的責任是很大的，不僅要把革命搞好，還要在革命原則的基礎上聯合好，要搞好生產，不能缺勤，不能曠工。22」不錯，周在他講話結束時捎帶用百來字照讀〈元旦社論〉，提了一提「抓革命，促生產」。但這和他對江青的吹捧的篇幅，以及他整個演說的鮮明的政治主題相比，真可謂是「樹木」和「森林」之差。而編撰者卻有意一葉障目，誤導讀者，已到了太令人失望的程度。
就整體而言，文革中周與四人幫及其前身「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基本是融洽的。1967至1968年全國有「首都紅衛兵5･16兵團」等好幾個反周的群眾組織，但都首先為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鎮壓下去。儘管文革中江青以時時「女主人」自居，對周這位「老管家」並常有不敬之處，但她卻多次告誡她的嫡系（如清華井岡山）：「反我們的總理……就是指向中央。23」周自己在文革中也多次說過：「有人想動搖中央，挑撥我和中央文革的關係，這是不會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辦公的，今晚我們又在一起。24」說穿了，「四人幫」其實是「五人幫」，這已是公開的秘密。周既然知道毛是實際上的幫主。以他的愚忠和圓滑，怎麼可能公開與毛去公開「鬥爭」呢？文革後期，尤其是林彪事件後，中共黨內各派系都竭力填補林彪軍人集團留下的權力真空。但結果是周和他的部屬佔據了絕大多數的位置，周也第一次成為中共的第二把手。由於毛對他的「接班人」的天生疑忌，又由於「四人幫」想要奪取更多的權力，他們之間的矛盾和磨擦逐漸增加。儘管如此，周毛之間的聯盟仍然是主要的。如果不承認事物的發展有其階段性，或借用中共的話語系統來說：周總理對林彪，四人幫也有一個正常的認識過程。而一味撥苗助長，移花接木，恐怕只會鬧出歷史的笑話來。
在群眾運動中
在《傳》《年譜》等書中，中共的黨史專家們也開始引用周當年在群眾運動中的講話記錄，可見這些原始記錄無論是那個群眾組織作的，都有很大的可信度，因為這是當時人們極度尊敬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主要成員的講話。可是，上述著作對這些材料的引用大都砍頭去尾，顛倒主次。例如，清華大學的文革之火，是周受毛的委託，1966年8月4日，22日兩次去發表近萬人大會的演講煽動起來的。周在兩次講演中都開明宗義地說：「我上次說，我是來煽風點火的，煽社會主義之風，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火。你們已經把火點起來了，就應該由你們自己來解決你們自己的問題。我相信這個火也很快在全國都會點起來。」自然，周在公開點名蔣南翔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25」，批判了工作組的錯誤，並為蒯大富平反後，作為一個中央領導人，必然會講一點「黨的政策」：諸如「工作組的絕大多數同志是好的」，「派工作組的責任應該歸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責任全推到各個學校的工作組」之類26。但上述史著只輯錄周這方面的寥寥數言，而置他絕大多數的「煽風點火」的言論於不顧，甚至造成了一種周去清華是為了保工作組的印象。試問：八月初的清華還牢牢控制在工作組手中，周如不是去煽風點火（如他自己所說的」解放」清華），他又有什麼必要去清華保工作組呢？
《傳》和《年譜》等書的另一個不吝潑墨之處，是描繪周如何在群眾運動的狂瀾中講政策，竭力保護老幹部和國家知名人士。然而，連編撰者也不得不承認，周的保護絕大多數是執行毛的指示而已。連周自己都在文革中一再表白：「主席領導我們，要我們做的，沒有別的話好講。我保了多少人，劉少奇，鄧小平，王光美……我還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27」另一方面，周對於一般群眾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在北京紅色恐怖的「紅八月」中所受的老紅衛兵，西城糾察隊（西糾）的殘害又鮮有同情之心。這裡是一個當年僅16歲的中學生對「紅八月」源起的回憶：「1966年8月，北京工人體育場批鬥小流氓的10萬人大會，我們學校的『紅紅紅』是召集人之一，因為他們組織的一個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會上他們把小流氓打得極慘，可當時在坐的中央首長包括周總理等沒一個人制止，由此開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風。28」周作為這些老紅衛兵，尤其是西糾的「顧問」，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正是因為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領導人一樣，從不當面有力地制止他們殘害群眾，只是事後馬後炮式地說幾句，造成了短短一個多月內北京地區1772人被活活打死，33695戶被抄家，85198人被驅逐出京的大慘劇。29
關於周對老幹部的保護，恐怕也要作具體分析。除了上面所說他對毛堅決要保的幹部也表現出異常的勇敢外（如陳毅），一旦毛改變主意，他卻會做出種種落石下井式的舉動。劉少奇可為文革受整的最大的老幹部。當毛對劉尚未下徹底打倒的決心，反對將劉的問題公開化，並對劉的檢查有所好評時，周也就順水推舟地為劉改檢查，在接見群眾時反對把劉的問題公開化。一旦知道毛下了決心，周便在公開場合大肆批劉，並出任「劉少奇專案審查小組」組長一職。據有關海外學者調查，周不僅完全同意定劉為「叛徒，內奸，工賊」，甚至在有關文件中批示：「此人該殺30」。連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負責人，《傳》的主編金沖及先生最近都在公開的講演中承認確有此事，但他又暗示，這屬於「雞毛蒜皮的事31」，因而無論《傳》和《年譜》都毫不提及。另一個值得一提的「雞毛蒜皮的事」是賀龍。周一旦知道毛從「保」變為「倒」賀龍後，立刻在對賀的逮捕令上「寫了數百字的批語，……把賀龍罵得狗血淋頭，沒說一句好話。32」
對於中下層幹部，周在群眾運動中保得更少。文革初期，周曾經親自在國務院系統抓了三個試點：國家外文委，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科委。其結果是這三個單位的負責人被他一手打成了「張彥反黨集團」，「韓光反黨集團」和「張勁夫反黨集團」周在萬人大會上斷言：「他們不單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又是一個陰謀集團，當然各有各的系統，但是總之性質相同33」。1966年9月，周恩來在他主持起草的一個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把所有幹部都放到火裡燒一燒」，此文後被毛壓下未發。34對一個單位中有他親疏兩系幹部的，周常常不惜主動拋出「疏者」以保」親者」。在國家僑委的兩個主要負責人廖承志和方方中，廖是周的親信而方則不是。周為了保廖，便在1967年1月3日近萬人的「奪取僑務界文化大革命新勝利誓師大會」上公開煽動打方，並作了如下異乎尋常的發言：「我同意你們提出的要打倒中僑委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們挖掘出來的這個代表人物很對，是誰？是方方。我現在供給你們一份材料：在去年文化大革命當中，已經有人揭發，方方與95港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商訂的大量寄去我們國內的所謂風景片子，實際上是照了我們許多的地面和建築物，簡直是把我們山河出賣給外國的反動派」。35今天再看這樣的發言，真會感到已不是什麼「上綱上線」，而跡近「天方夜譚」。因為以周為貴一國總理之尊，竟然會把風景片和間諜活動混為一談！自然，這種周歷史上「雞毛蒜皮的事」，無論《年譜》還是《傳》都是決不會提及的。
記得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八十年代在為周文革中種種錯失所作的辯解時還有過如下幾乎全中國家喻戶曉的評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周）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36」。且不論周當年犯下這些錯失時是否「違心」；也不論鄧有沒有資格代表「人民」說這些事可以用「原諒」兩個字輕輕一筆帶過；至少鄧還承認這些事是「好多」且不光彩。而在九十年代大陸「周恩來熱」中出版的《傳》，《年譜》等數百部著作中，讀者絕對看不到這個「好多」，看到的只是一個經過編撰者精心剪裁過的文革中「正確路線代表」的周恩來形象，一個所謂「力挽狂瀾」「中流砥柱」的新神話。
【註釋】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電視臺編：《周恩來：大型電視文獻記錄片》（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
2、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電視臺編：《周恩來：大型電視文獻記錄片》（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頁227，231。
4、吳慶肜：《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回憶周總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頁6。
5、《人民日報》（1966年10月2日）。
6、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95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66－67。
7、王年一主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北京：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第1卷，頁4－13。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下卷，頁25。
9、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95港：天地圖書公司，1998），頁79。
10、羅冰：〈官方秘密檔案披露：周恩來參與批鬥劉少奇〉，《爭鳴》1999年第3期，頁20。
11、〈周恩來同志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來京串連的部分軍事院校同志們時的講話（1967.1.21）〉，載［武漢造反派編印］：《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第3卷，頁191。
12、張寧：《塵劫》（95港：明報出版公司，1997），頁328－329。
13、同注8，頁32。
14、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宣傳組編印：《資料選編：中央首長講話專輯》（1967年12月5日），頁10－13。
15、黎自京：〈周恩來文革時助紂為虐〉，《爭鳴》1999年第3期，頁24－25。
16、同注8，頁42。
17、《人民日報》，1966年5月1日，第1版。
18、同注14，頁12。
19、〈周總理在九大的講話（1969.4.14）〉，手抄自當時的中共中央文件。
20、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頁516－517。
21、《北郵東方紅》（北京：北京郵電學院革命委員會，紅代會北郵東方紅公社主辦），1968年3月29日，第76期第1－4版。
22、同注14，頁227。
23、〈江青，陳伯達等同志在政協禮堂接見北航「紅旗」，清華「井岡山」，地質「東方紅」代表時的講話（1966.11.19）〉，同注11，第2卷，頁137。
24、〈周總理重要講話（1967.9.18）〉載《外事戰報》（北京：首都紅代會北京第二外語學院紅衛兵，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井岡山」主辦），1967年9月26日，第2期第1版。
25、〈周恩來同志在清華大學師生員工會議上的報告（1966.8.22）〉，同注11，第1卷，頁77。
26、同注8，下卷，頁46，51。
27、〈周恩來同志在國務院會議廳接見北京部隊幾個革命組織時的講話〉，同注11，第3卷，頁273。
28、老鬼：《血與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304。
29、陳東林等：《中國文化大革命事典》（福岡市：日本中國書店，1997），頁1066－1068。
30、孫萬國：〈古有竇娥，今有林彪〉（95港：《明報月刊》），1996年第7期，頁108。
31、癩克思：〈也談周恩來〉（普林斯頓：《民主中國》網上月刊），1997年第60期。
32、同注12，頁328－329。
33、〈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首都科技界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上週恩來同志講話（1967.1.25）〉，同注11，第3卷，頁233。
34、同注6，頁3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