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西南聯大的教授學生們。（網絡圖片）
西南聯大的八寳飯，是相當有名的。
汪曾祺先生寫過，何兆武先生也回憶過。
我一開始以為是這種八寳飯，加了瓜仁松子紅綠絲，塞了滿噹噹赤豆沙，一匙挖下去，糯米拌了豬油的香直衝雲霄。
當然是我幼稚，會這樣想。
所謂「八寳」，是一種戲稱。
聯大食堂所用的米，是政府供給的「公米」——多年的陳米，粗而劣，米飯裡還有沙石、老鼠屎和糠屑，故而謂之「八寳飯」。有人為「八寳飯」編了一首歌：「八寳飯」味道香，八種成分「營養高」，沙石稗穀泥殼湯，黃黴素配鼠屎湯，感謝上帝的「恩賜」，我吃「八寳」你喝湯，誰知熬到何年月，八寳也許難吃上，十儒九丐啼飢寒，百代盛世莫悲傷。
在《絕代風流》裡，曾經對於「八寳飯」有這樣生動的描述：
「八寳者何？曰：穀、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也。其色紅，其味沖，距膳堂五十步外即可嗅到，對牙和耐心是最大的考驗。謹將享用秘方留下：盛飯半滿，舀湯或水一杓，以筷猛力攪之，使現漩渦狀，八寳中即有七寳沉於碗底，可將米飯純淨度提高到九成左右。」
有一位學生，給在重慶的戀人寫信，也提到了「八寳飯」：
剛來的時候，吃的還算好，可現在物價漲起來了，一頓只能喝上幾杓清水白菜湯。還有惱人的「八寳飯」，麗芸你知道什麼是八寳飯嗎？就是砂子、稗子、糠皮、老鼠屎與大米主食混在一起的一種戰爭時代的特殊食品，奇怪的是吃這種難以下嚥的八寳飯，居然有人把老胃病給吃好了，你說奇怪不奇怪？也許是我們顛沛流離感動了上帝，耶和華大人要讓我們堅強地活下去，為了這個苦難的民族。
同學們都在發奮學習，準備將來報效國家。麗芸，和南京街頭那些慘遭屠殺的同胞相比，我們能夠逃出來，並且能夠堅強地活下去，一切都應該知足了。八寳飯雖然太難吃，可對於一個頑強的生命來說，那同樣是上帝的賜予，我會堅強地活下去的，不要為我操心。
這位學生，後來成了中科院院士。
信裡所說的「剛來的時候」，指的是聯大學生初到雲南。
在長沙，學生的包飯費每月5元5角，午晚兩餐三葷二素；來到雲南，包伙費提高到每月9元，許多學生已和家裡喪失聯繫，接濟困難，伙食費的提高，讓他們有點吃不消。
剛到昆明那會，中文系學生汪曾祺手裡還有些錢。他看著雲南的美食就饞，週末總想著改善伙食，於是和同學下館子，過油肘子、汽鍋雞、鍋貼烏魚、腐乳肉，吃了個遍。後來慢慢錢不多了，吃不起大菜，於是改吃米線、餌塊。連米線、餌塊都吃不起時，只得乖乖回學校吃食堂。因為郵路不通，汪曾祺與家裡斷了聯繫：「我在西南聯大時，時常斷頓，有時日高不起，擁被墜臥。朱德熙看我到快十一點鐘還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飯還沒有著落，於是挾了一本英文字典，走進來，推推我：『起來起來，去吃飯！』到了文明街，兩個人便可以吃一頓破酥包子或兩碗燜雞米線，還可以喝二兩酒。」這兩個人，原來拿了英文字典去典當換米線了。
吃不起外面的，只能吃食堂裡的「八寳飯」。除了「八寳飯」，菜也很可怕，偶爾有一碗回鍋肉、炒豬血，常備的菜是鹽水煮芸豆，還有一種紫灰色的「魔芋豆腐」，爛糊糊的淡而無味。1939年入學的聯大學生李宗渠回憶：「整個女生食堂一頓飯大概開20桌，燒菜只用10兩油（相當於現在的半斤多）。燒飯用的水是井水，米湯酸得跟醋一樣，所以要找食堂很容易，哪裡有股酸味就往哪裡去。」
還是汪曾祺的同學說得最精妙：吃完飯後不能張開嘴，要不會飛出隻鳥來。
學生如此，教授們的日子是否會好一點呢？
並沒有。
因為通貨膨脹，抗戰之前，教授的月薪是350元。1940年，按照當時的生活指數，西南聯大的教授工資實值只剩下13.6元了。到1943年，西南聯大教授薪資以戰前月薪300元計，只合戰前的8.3元。根據經濟學家楊西孟的計算，1937年至1946年，他的月薪由350元增至14萬元，而物價指數卻由100增至51萬，即漲了5000多倍，可薪金只漲了400倍。（蔡壽福主編《雲南教育史》雲南教育出版社）
1942年4月30日，伍啟元、楊西孟、費孝通等9位西南聯大教授撰文《我們對於當前物價問題的意見》，提到1942年：「昆明的物價平均約近戰前六十倍」，「他們（公務員、教師和其他薪水階級）薪金的增加就比例說，還不及物價高漲的程度。若按現在物價水準折合戰前的購買力，他們的收入最高不過三數十元，最低的竟在十元以下。以如此位小的數目，用來維持一家數口，則其生活景況的艱苦，不難想見。」
在這種條件下，西南聯大的老師們的伙食可想而知。沈從文買起當地陶器來毫不手軟，請學生汪曾祺下館子，居然是去米線攤，「要了一盤涼雞，還到附近茶館裡借了一個蓋碗，打了一碗酒」。沈從文用蓋碗蓋子喝了一點，其餘的都叫汪曾祺一個人喝了。這是請客，沈從文自己下館子，只吃一碗光米線加西紅柿。
但仍然有人十分羨慕沈從文，這是號稱中文系收入最高的朱自清。他當時得了胃病，其實不能多吃，只能喝稀飯。不過，他常常忍不住，去別人家吃飯吃撐，比如「戴太太午飯給我們吃饅頭，一共吃了七個」，他最高興的是去沈從文家，因為張兆和會做酒釀雞蛋，對朱自清來說，那簡直是最新鮮美味的食物。
中文系系主任聞一多對抗飢餓的方法是——埋頭做學問：「除了吃飯上課之外，難得下樓一次。」鄭天挺回憶說：「我和聞先生是鄰屋，聞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課外輕易不出門。飯後大家去散步，聞先生總不去，我勸他說何妨一下樓呢，大家笑了起來，於是成了聞先生一個典故，一個雅號———『何妨一下樓主人』。」
普通教授如此，身為西南聯大三常委之一的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家也不例外。梅貽琦賣掉了汽車，辭退了司機，為了讓學生和老師們有一點補貼，他一力組建承攬工程與項目的學生服務社，幾乎賣光了家裡所有值錢的東西。梅校長的夫人韓詠華沒有工作，夫人回憶：梅貽琦1939年的薪水還可維持3個星期的家用，後來勉強只夠半個月，家中常常吃的是白飯拌辣椒，沒有青菜，偶爾吃上菠菜豆腐湯，大家就很開心。
吃得差，穿得也越來越狼狽。西南聯大當年有一位靠洗衣服拆被子討生活的文嫂，汪曾祺先生曾經寫了她的故事：
有的先生雖然看起來衣冠齊楚，西服皮鞋，但是皮鞋底下有洞。有一位先生還為此制了一則謎語：「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他們的襪子沒有後跟，穿的時候就把襪尖往前拽拽，窩在腳心裡，這樣後跟的破洞就露不出來了。他們的襯衫穿髒了，脫下來換一件。過兩天新換的又髒了，看看還是原先脫下的一件乾淨些，於是又換回來。有時要去參加Party，沒有一件潔白的襯衫，靈機一動：有了！把襯衫反過來穿！打一條領帶，把紐扣遮住，這樣就看不出反正了。就這樣，還很優美地跳著《藍色的多瑙河》。有一些，就完全不修邊幅，衣衫襤褸，囚首垢面，跟一個叫花子差不多了。他們的褲子破了，就用一根麻繩把破處繫緊。文嫂看到這些先生，常常跟女兒說：「可憐！」——汪曾祺《晚飯花集》
有一條逸聞是，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著乞討，朱自清被糾纏得無可奈何，說了一句：「別跟我要錢，我是教授。」乞丐聽到這句話，扭頭便走。
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要打牙祭，只有一條路可以走：自力更生。
當時的聯大教師有單身的，也有已婚的，單身教師集中住在一起，類似學生宿舍；有家眷的教師大多另外租房。當時昆明北門街71號，是聯大中清華大學單身教工宿舍，住在這裡的有陳岱孫、陳福田、金岳霖等，他們把工資湊起來買菜，後來菜價上升，到月底已經沒錢買菜，於是就組織起來在住處的後花園荒廢的花圃種菜。要種菜，當然要找行家，大家推選生物系教授李繼侗為種菜的「領導」，生物系講師沈同作為李先生的「助理」，其他教授擔任鋤地工作。
西南聯大的第一種菜大戶當屬聞一多教授。聞一多家一開始住在昆華中學（今昆明一中），後來在西倉坡教授宿舍分了放，聞夫人還捨不得昆華中學的那塊菜地，時不時回去薅上兩把小青菜。聞夫人的這種「薅菜」行為，實屬無奈。聞一多家中人口太多，飯桌上常常是炒蠶豆、清水煮白菜、蘿蔔「老三樣」，連豆腐也不大吃得起。為了補充營養，聞夫人只好買點豆渣，和白菜一起煮，聞一多還為其取了個雅號：「一鍋煮」。沒有葷菜，孩子們就去田野裡捉螞蚱，拿回來用油一炸再加點鹽，也有雅號：「炸大蝦」。
後來螞蚱也沒有了，就吃吃豆腐渣。最困難的時候，連菜都沒有，只好用雲南盛產的紅辣椒，曬乾了，烤的焦黃焦黃的，下飯。
聞家雖然清苦，卻因為夫人的持家有方，雖苦尤甜。相比之下，吳大猷教授就辛苦多了。他的夫人身體不好，除了上課，吳老師還要承擔家務。
吳教授不怕買菜煮飯，最害怕的卻是「生不著爐子。我很瞭解生爐子的方法，可實行起來，卻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沒有辦法，只好將未燒著的煤炭，放在鄰居爐子上先偎紅，再拿回放進自己爐子裡。」（《抗戰時期文化名人在昆明》）吳大猷早晨上課時，都順便帶上菜籃子和一桿秤，到教室後放在黑板下面，下課後到市場去買菜帶回家。有一次，他好不容易買到兩條不大的鯽魚，拿回來養在院子的水缸裡，到屋子裡轉了不過幾秒鐘，兩條魚卻被烏鴉叼走了一條，吳老師特別後悔：「……魚雖說不大，可因為難買，又都是兩條小魚，一下子丟了二分之一，不能說不慘。」
西南聯大也有「神仙眷侶」——從普林斯頓大學回國的周培源、王蒂澄在當時聯大校園裡非常有名。一開始他們居住在昆明大觀樓附近，為了躲避轟炸，一家只得搬去西山龍門腳上滇池邊山邑村。
王蒂澄的身體不好，又剛生了女兒，周培源教授幾乎承擔了所有的家務：照管孩子、備課、給學生們自刻蠟紙，油印課程講義。
有一天，周培源興沖沖地回家，拉起正在做飯的夫人往外跑——院子裡多了一位新成員——一匹油亮的大馬。他得意地告訴她，那匹馬是他買回來，他還給它起了個名字，叫「華龍」。
她又好笑又疑惑：「你買匹馬做什麼？」
他拍拍馬背：「騎呀！」他哈哈大笑，「我可有座駕了！」
這位物理學家每天五點起床，騎著馬，先送兩個女兒上學，再去聯大上課。他的馬簡直引起了轟動，整個西南聯大的學生都跑來看周教授的「華龍」，連物理系主任饒毓泰都戲稱他是「周大將軍」。
即便如此，西南聯大的師生們並沒有放棄對於學問的研究，對於生活的熱愛。
除了吃飯的問題，戰爭的陰影，其實一直沒有遠離聯大。9月28日，昆明第一次空襲。這是戰爭帶給聯大師生的又一次洗禮。此後，轟炸便一直是這批學人首先要面對的現實問題。
金岳霖總是拎著皮箱跑警報，皮箱裡是他和別人的通信；吳宓跑警報的時候，總是在路上幫助女同學，大家說，這是吳宓教授的「賈寳玉」情節；也有老師和同學帶著論文去跑警報，在防空洞裡做學問，一刻也不耽誤。
為了保護教學工具，大家「在地下挖一個洞，放一個50加侖的大汽油桶擺在裡頭，上面有個鐵蓋子，把試驗做完了，就把靈敏元件拆下來，還有一些比較貴重的東西，比如說標準電池什麼的，都放在一個鐵桶裡，蓋上蓋子，這樣日本人飛機轟炸也不怕了，當時炸彈是小炸彈，就50磅一個，不像現在大炸彈，一炸什麼都完了。最多把房子炸塌了，它藏在裡面沒關係。」
汪曾祺說，也有聯大同學不跑警報的。一個是女同學，姓羅，一有警報，她就洗頭。別人都走了，鍋爐房的熱水沒人用，她可以敞開來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個是一位廣東同學，姓鄭。他愛吃蓮子。一有警報，他就用一個大漱口缸到鍋爐火口上去煮蓮子。警報解除了，他的蓮子也爛了。有一次日本飛機炸了聯大，昆中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彈，這位老兄聽著炸彈乒乒乓乓在不遠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圖書館旁的鍋爐上神色不動地攪和他的冰糖蓮子。
西南聯大成立了兩年，梁思成為學生蓋的新校舍才建成。校舍很簡陋，教室的屋頂是鐵皮的，有的時候下雨，鐵皮的聲音很大，有的老師講課，下面根本沒法聽了，雨的聲音太大了，老師就在黑板上寫著「靜坐賞雨」。
西南聯大誕生了中國最優秀的知識份子群體；在風雨飄搖的祖國，這艘「西南聯大」號留下了那樣一條清晰的航線，使得早已完成使命的西南聯大，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還被人們屢屢提及。
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窮大學」，卻被譽為「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8年時間，西南聯大雖然只畢業了3882名學生，但走出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171位兩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師……
這種精神，便是西南聯大精神。
1942年，教育部決定給25位著名教授，每人發放一筆「特別辦公費」。令人震驚的是，這些教授都拒絕了。拒絕的理由是：
「抗戰以來，從事教育者無不艱苦備嘗，十儒九丐，薪水尤低於輿臺，故雖啼飢號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後來，孔祥熙撥十萬大洋給學校改善條件，但聯大師生經過全體投票，一致同意：
「將這筆錢捐給昆明人民，以報收留之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