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圖左至右：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張春橋。（網絡圖片）
1960年代到1970年代，身為文化部副部長的劉慶棠，與四人幫有過密切接觸，對他們的言行舉止，有過耳聞目睹的印象。因為是上下級關係，同事關係，朋友關係，彼此愛憎相同，難免有所偏向，不能完全客觀。但從另一角度而言，對於我們瞭解四人幫，也提供了不同側面的認識和思考。
一、姚文元留起了山羊鬍子
在劉慶棠印象中，姚文元比較「悶」，公開場合很少講話，只有周恩來、江青點到他名字，特別提醒一句：「文元同志說點意見……」他才會說上幾句。
其實這人是很能說的，我讀初中時，讀過他的《不登堂集》，別的話全忘了，但有兩句話讓我記了一輩子：「天無止境，路無盡頭。」原創是否屬於他的，就不得而知了。後來臨近文革，他跳出來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篇是《評「三家村」〈燕山夜話〉》，這人就一下子紅了。
再後來，從上海進京，主管宣傳口，成為四人幫一員，是他人生中大富大貴的巔峰。等到1976年10月被粉碎，接受審判，住進秦城監獄，和劉慶棠分開關押，彼此便不再見面。幾年後，姚文元被安排跟劉慶棠、遲群、王洪文一起看電視，大家才突然發現，姚文元留起了鬍子，山羊鬍子長及前胸，跟大家打招呼，變得比過去開朗熱情，很願意講話。
劉慶棠問他：「怎麼留起了鬍子？」姚文元答覆說：「留了鬍子顯得老成。」說著還哈哈大笑起來，笑得十分爽朗。
姚文元喜歡看書，有一次劉慶棠問他最近在做什麼事？他說：「看書，寫點東西……」聽小看守說，姚文元寫了一本哲學方面的書稿，是談辯證法的，他要求出版。
二、王洪文茅台酒能喝兩瓶
在秦城監獄，關押是各關各的，但有兩年時間，劉慶棠和王洪文、遲群是合在一塊兒看電視的。
1984年國慶閱兵，劉慶棠幾個人是當天晚上看的，第二天監獄方面來徵求意見，大家說：「沒看夠，還想看。」王洪文說：「對對，我們還想再看。」監獄負責審查的人同意了。重播時，王洪文講話諷刺鄧小平等臺上的人。他這樣說時，屋裡人很多，他也不管，自顧自說。
有一次，王洪文跟大家去看菜地，就當散步鍛練。走著走著他突然摔倒了，遲群和劉慶棠趕緊伸手攙扶他，但沒抓住。衛兵不讓動他，說：「他已經犯過好幾次了，你們千萬不要攙他，你們要攙他，十分鐘才緩過來；不攙他，五分鐘就緩過來了……」大家就坐在馬扎上看著他。果然五分鐘後他的手腳能動了，衛兵就上前扶他坐起來，拍他身上的土，他臉色還是煞白的，眼睛睜不開。等他坐了兩三分鐘後，想站起來，大家和衛兵攙他走了一圈，臉色就正常了。他問劉慶棠：「剛才我是不是患病呢？眼前一黑，什麼都不知道了。看你們的神態，看我身上的土，我知道自己又病了……」
王洪文說，他已經摔過一二十次了，大夫說是植物性神經紊亂，臉都摔破了幾次。
他後來悄聲跟劉慶棠說：「過去曾有一個星期摔過兩次，現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個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原來身體是很好的，茅台酒能喝兩瓶，酒量接近周總理。劉慶棠還記得，當年在京西賓館開會，晚上大家聚在一起，用花生米下酒。這時，許世友來了，一進門就說：「我就知道你們有酒，喝喝……」喝到興致處，許司令就跟王洪文、劉慶棠幾個人扳手腕。
後來，遲群有病先離開了秦城，國慶閱兵後又查出劉慶棠得了肝炎，送去住院，就剩下王洪文還待在裡面。
三、張春橋並非不說話
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審判四人幫時，張春橋總是側身而坐，梗著脖子，一言不發，從頭到尾保持沉默，一副藐視法庭的樣子。
後來擔任公安部部長的王芳，當年是張春橋預審組的組長，預審中，他前後提審過張春橋11次，張均採取「三不主義」：不說話、不看文件、不簽字。在法庭上，張春橋也是全程保持沉默。只有唯一的一次，王芳在提審時，向張春橋宣布，根據中央決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時向他宣讀《刑事訴訟法》中有關規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陳述有罪的情節或作無罪辯解」。這時，張春橋說話了：「我不是反革命，你講的我都不接受，我沒有違反你這個法。」
他後來索性不說話，別人說好的不回答，說不好的更不回答，一般人達不到這種境界。他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請了原周總理治療組的吳階平等6位大夫來看病，手術很成功。劉慶棠在秦城無意中碰到過他一次，看到他頭髮光了，顯得很胖。
劉慶棠後來因肝炎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復興醫院，張春橋就住在隔壁病房，見到來訪的公安部部長，他照樣看報不搭理。部長說：「張春橋，最近身體怎麼樣？」不搭話。部長又說：「你對我們有什麼不滿意，可以提出來。」張春橋還是不說話。旁邊的人提醒他說：「張春橋，部長問你話，你必須回答，你應有禮貌……」張春橋依舊不吭聲，部長只好說：「今天先說到這，等有機會下次再說……」
可是沒等部長走出房間，張春橋就跟大夫們說話，還表現得非常有禮貌。
據劉慶棠觀察，以前工作時張春橋話就少，別人說話他認真聽，最後才說幾句。江青、上海那幫人都佩服他，都聽他的。
毛主席病重時曾提出想看影片，甚至提了三看三不看的原則。這個事情就由劉慶棠、廣東省委書記韋國清、香港港澳工委梁某某負責，向香港邵氏電影公司借來中外影片五百部。由劉慶棠事先審查片名和材料，然後打電話告訴張耀祠、張玉鳳、毛遠新，讓他們派人到發行公司去取片子。
1977、1978年批判劉慶棠時，提及這件事，說他巴結江青、張春橋，特意要給張春橋看電影。劉慶棠解釋說，這是冤枉張春橋，他愛看報紙，就是不願意看電影。每逢節日上映新片前，劉慶棠要打好幾次催促電話，讓他趕快審查，再不審查就來不及印拷貝了。他才答應說：「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審片時，他意見不多，總是說：「同意你們的審查意見，很好……」有時也會提幾個小地方修改，江青、姚文元在這方面提意見提得多。
張春橋曾對劉慶棠說過，他不愛看電影，愛看書、看報紙，每天都要看香港幾個代表性的報紙，養成了習慣。
張春橋與鄧拓曾經在《晉察冀日報》一塊工作過，他當過鄧的副手。1965年底批《海瑞罷官》之前，張春橋偷偷地向鄧拓通風報信。這在當時，是需要冒風險的。
四、監獄沒安排江青參加勞動
江青有時會與周恩來爭執，爭得臉紅耳赤。江青對劉慶棠幾個人說：「我從來沒有反對過周總理，但我們有時意見不同……」在劉慶棠眼裡，江對總理是尊重的。因為江青還記得，當年在延安周是支持她與毛結婚的。
按慣例，到人民大會堂開國務院會議，吃工作午餐是不要交糧票的。但是到釣魚臺開會，江青卻要讓大家交錢、交糧票，不許揩國家的油。她自己也交，非常認真。
江青愛發脾氣，脾氣確實很暴，但發錯了，有時也檢討，請人原諒。這是原釣魚臺17樓江青處的服務員講的。
有一次開會，江青說：「聽別人說，某某有問題。」劉慶棠向她解釋，認為不是那麼回事，江青聽了大怒，說這人有五一六嫌疑，她氣呼呼地問劉慶棠能打保票嗎？」劉慶棠後來將調查來的材料告訴江青，此時江青已經消氣，說：「批評錯了，你們不要生我的氣，我這個人脾氣急，我不是故意的，錯怪你們了。你們要經得起批評，毛主席批我，那就是直接罵我了。我捅了漏子，主席會在電話中罵我不對。」
江青給大家講了這麼一段故事。1970年廬山會議後，林彪、葉群到處探風，到釣魚臺請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藉口說拍攝器材收起來了，不使用了。林彪、葉群離開釣魚臺時，一副不高興的樣子。江青向毛主席電話報告，說幾點幾分林彪離開，毛主席五分鐘內不言語，突然間大發雷霆說：「你混賬，你糊塗，你壞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團結林彪，分化陳伯達，你為什麼不請示，一貫無組織無紀律……」江青嚇壞了，拿著電話筒連喘氣都不敢出，小聲問：「主席，怎麼改正？」毛主席說：「今天下午你拿相機、燈，到林彪那裡承認錯誤，讓他感覺你可信，請求給他拍照……」江青迅速帶著器材趕到林彪住處，向林彪承認錯誤，林彪很高興，說：「這哪是錯誤……」這就是那張著名的林彪學毛選照片的由來。
江青是內行，懂戲。看了戲後她會有所準備，拿著提綱提意見。曾擔任過《紅色娘子軍》女主演的白淑湘，後來被換下。這在當時是個政治問題，她的父親是國民黨少將特務，參與過謀害聞一多的行動，解放後在瀋陽被鎮壓。白說過對父親懷念的話，也是人之常情。但軍代表揭發她反對現代戲，曾說握握拳頭算什麼藝術？運動一來就上綱，江青就讓她到幹校鍛練，負責餵豬。
八十年代劉慶棠在秦城監獄偶遇過江青。秦城有四個大院子，彼此放風時間不同，關在裡面的人平常是見不著的。有一次劉慶棠在走廊裡碰到江青，江青看著他，頗覺意外，但雙方都沒開口說話，各走各的路。江青當時已顯老態，走路慢，反應也慢。
1981年5月21日，江青在她的獄中日記中寫道：「……秦城監獄只有『關』和『管』。我住在一所三層樓的底層，這裡只管我一個人。……除看守我的人以外，別人是不能接近我的周圍的。西邊的『風場』也空了兩排。『風場』外邊也是大片的土地，我剛來時就在這兒放風；土地外面是數丈高的帶電（網）的圍牆，圍牆外邊還是監獄的樓房，犯人的窗子是看不見外邊的。……我能參加勞動的時間不多了，身體衰老了，兩三年來我總是說：一年之計在於春，既然是1981年的春天，請發還我改造世界觀的權力（利）！」她似乎忘了，十年浩劫中她傷害了那麼多無辜者，這是不能被原諒的。
由於年齡的關係，監獄裡沒安排江青參加勞動，只是給她提供了織毛衣的工具和毛線，讓她自己在一針一針的編織中度過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