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21年7月1日訊】十年前習近平上臺之後,就開始了迅速極權的過程,他不滿中共體制內現狀,不惜鋌而走險,迫不及待的要挑戰國際秩序。為什麼這麼急迫呢?這也是讓中國問題專家撓頭的事情,國際政治界分兩派,一派認為習近平這是要從組國際秩序,一個對中共更有利的國際秩序﹔另一派認為他從內部觀察到中共政權的窮途末路,千方百計的要獨攬大權。雙方都有道理,但怎麼解釋習近平那麼的迫不及待呢?
另一種更為實在的解讀是這樣的,習近平看到他只有十到十五年時間的機會,對中共來說,這是一個內憂外患的時代。中國人口結構性變化,中國經濟不可避免的降溫,數字科技的飛躍發展,國際權力中心開始離開美國,這一切都在十到十五年的時間內發酵,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如果抓住了這個機會,在世界政治從美國獨霸到多元中心轉型的過程中,中共如果能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也許能化解國內權力鬥爭的危機,避開中產收入陷阱,提升中國高科技製造和軍事力量。
當然,想的挺好不一定做的到,人算算不過天。習近平上任後的一系列政策主張和動作,把中共轉型成世界頭號公敵,甚至可能讓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所有成就付諸東流。在經濟上,習近平走回頭路,他相信政府主導的國營經濟體制,這必將扼殺民營經濟的活力﹔他要求黨員永不叛黨,要求對他個人效忠,中共官僚體制會更加僵化,更不接地氣﹔戰狼外交並沒有讓中共在國際社會贏得尊重,甚至都沒有讓外國政府害怕和恐懼,倒是在不少國家朝野令人討厭,讓中共在國際社會日益孤立。當權力過分集中於一人,而又沒有強大道德約束,沒有內聖外王的境界的時候,會發生什麼大家心知肚明。
現在回過頭來看,習近平一上臺就開始這麼做了,他的前任胡錦濤行事緩慢低調,外界普遍認為習近平也是一樣,會繼續把工作重點放在經濟上,深化經濟改革,但習近平上臺幾個月之後,就開始從新洗牌,首先對內就是清除異己,經過了幾十年的經濟改革,中國內部相當腐敗,國營企業、民營企業、非政府組織的黨支部,甚至中宣部基本出於癱瘓狀態,高層決策過程也沒有章法。從2013年開始,習近平開始大規模的反腐敗,同時也是清除所謂意識形態不堅定的人,在習近平看來,中共黨員人數多少不主要,因為在他看來,當年前蘇聯的共產黨員人數比例被中共還高,最終逃不過解體的命運。其次對外,習近平不再遵循韜光養晦的政策,在南海主權問題上動作頻繁,在有爭議海域設置防空保護區,呼籲設立亞洲基建開發銀行,推出了一帶一路。習近平的集權過程基本沒有遭遇挑戰,修改了憲法,確立了終身制的法律基礎,在主要位置安插親信,習近平思想成了黨員幹部學習的內容,甚至成了經濟計畫和政策的理論基礎,就是私營企業都得向中共效忠,向他效忠。一場中共病毒傳染病甚至被中共當作宣傳的機會,宣傳專制、集權、鐵腕的統治制度的機會。
在外交領域,中共目前的評估是,西方自由社會的影響力每況愈下,世界格局正在從美國獨霸向戰國爭雄方向轉變,美國限於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2008年的金融危機傷害了美國的國際地位,2016年英國公投之後脫歐,2018年川普(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中共認為這都是世界格局變化的徵兆,中共相信自己在這個過程中能有所作為,雖然有風險,但是也有收益。
與此同時,中共在國內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經濟發展是中共執政的唯一合法性基礎,但是中國經濟不可改變走向降溫、甚至衰退,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是一個巨大的定時炸彈。雖然一胎化已經結束,但是中國社會未富先老的大趨勢不可逆轉。中科院預測,中國人口到2029年不再增長﹔柳葉刀雜誌甚至預測說,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將減半。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大動力,一個是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一個是對環境保護的漠視,這兩大動力已經不存在,習近平提出的雙循環經濟談何容易。為了保持經濟發展速度只能靠打興奮劑的辦法,地產泡沫、信貸泡沫,想當初希臘債務危機引發了20058年金融危機,可是中國的債務危機規模是希臘的幾千倍。大興土木在改革開放之後為經濟的高速發展打下基礎、提供動力,但今天中國建築業產能嚴重過剩,也只能到海外一帶一路的去,城市化過程也走到了盡頭。現在北京政府敲打私營企業,也就是中國最有活力的經濟領域,中國經濟前景可想而知。
人類社會出於數字化年代,中共看到發展高科技是一條出路,習近平政府大力扶植人工智慧、自動化機器人、生物工程等高科技行業,也許能挽救在經濟、軍事、文化領域遭遇的困境。從半導體晶元、蓄電池,北京政府投入了巨大的資本,也不惜通過種種手段學習、甚至竊取尖端技術。發展高科技,中國認為是最後的希望、救命稻草。自動化可以彌補人口老化的問題,高科技行業能提高收入,當然,高科技更是把中國社會警察化的有力工具,有了臉部識別、語音識別、體態姿勢識別的技術,幾乎每個中國人都出於一天24小時監視之下,黨內黨外的異議人士、政治對手更是監視你沒商量。
中共從成立開始就沒有安穩過,好像隨時處於被攻擊的狀態,從毛澤東開始就沒有權力安全感,中共執政後出現的內鬥、飢荒、叛逃、政變,還有來自外部自由社會的和平演變,中共的執政恐懼屬於常態,習近平上臺後更是把這種恐懼機制化了,他提出全面國家安全的概念,他聲稱中共目前面臨有史以來最嚴峻的內外挑戰,把國家安全跟中共安全混為一談,並無限放大,一有風吹草動就說成是恐怖襲擊、顏色革命、宗教滲透,乃至於在新疆大規模的種族清洗。毛澤東和鄧小平都主張戰略耐心,毛澤東曾經跟尼克松說,統一臺灣再等一百年無妨,鄧小平承諾香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而習近平在臺灣和香港問題上都不再遵循戰略耐心。
習近平相信他能改變中共未來發展的方向,18世紀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對這樣的人物就有描述,並將之成為體制人,就是一個對自己執政抱有浪漫思想的領袖,自認為完美無缺,不允許有任何不同的聲音。習近平又開始走國營經濟的老路,推翻過去幾十年權力交接的程序,雖然他自己遭遇過文化大革命,自己就是中共迫害的受害者,但是他顯然對中共有感情,他也相信自己的作為能延續中共的生命。還是那句話,人算不如天算。九十年代蘇共解體,說都沒有料到,西方社會那麼多的蘇聯問題專家集體跌碎眼鏡﹔中共十有八九也是這樣的命運,在一個誰都沒有料到的機緣中轟然解體,你我還沒明白過來呢,可能已經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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