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總理周恩來。（網絡圖片）
提要：這個所謂的「反共救國團」案，是兩廣地區文革中的特大冤案。下邊因牽連而被抓、被鬥、被迫害致死的群眾難以計數，從而成為對立派及軍方屠殺造反派的堂皇藉口。當時親歷會場「四･二二」派的「柳州鐵路局工機聯」頭頭錢文俊所描述的場景：整個主席臺上的人都在信口雌黃，連周恩來也變了個人。明明南寧的大火是軍隊和「聯指」炮轟造成的，我們卻成了放火的。
「七･二五講話」中央定性
所謂「七･二五」講話，即《中央、中央文革首長接見廣西來京學習的兩派群眾部分同志和軍隊部分幹部時的重要指示》。時間是1968年7月25日凌晨1時5分至6時15分。地點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
出席接見講話的中央領導人有周恩來（總理，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伯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上海市革委會第一副主任）、謝富治（副總理、公安部長、北京市革委會主任）、黃永勝（總參謀長、廣東省革委會主任）、吳法憲（副總參謀長、空軍司令）、溫玉成（副總參謀長、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被接見的是廣西兩派「聯指」（保皇派，全稱「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和廣西「四･二二」（造反派，全稱「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來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代表，以及廣西駐軍的部分幹部。
在長達五小時零十分會議上，中央首長的通篇講話，充滿了對廣西「四･二二」派的猛烈抨擊和嚴厲譴責，其語氣之尖銳，措辭之激烈，是文革時中央領導人對群眾組織中少有的。完全形成了「群起而攻之」，只准認罪不准抗辯的局面。
比如，講話中說到南寧大火時，有這麼一段不容分辯、帽子與棍子齊飛地訓斥「四･二二」派代表的話。
吳法憲：南寧放火就是他們放的。
總理（周恩來）：房子燒了那麽多，就是你們「四･二二」燒的。
吳法憲：七月廿一日，在民生路一帶燒了一千二百多間房子，是不是你（曹東峰）指揮的。
黃永勝：百貨大樓是你們佔的，火不是你們放的是誰放的？（1）
我們再來看看當時親歷會場「四･二二」派的「柳州鐵路局工機聯」頭頭錢文俊所描述的場景：整個主席臺都在信口雌黃，連周恩來也變了個人。明明南寧的大火是軍隊和「聯指」炮轟造成的，我們卻成了放火的「四･二二」……我終於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含義。整個接見的局面就成了討伐我們的算帳會。這是一個宣判我們政治死刑的宣判會，如此而已……直到天亮，這次令人終身難忘的接見終於劃上了句號。我們的「革命」也劃上了句號，正所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過，我總算開了眼界，知道了所謂「神聖的卑鄙」。（2）
這個「七･二五」講話當年被作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指示」，由各地革委會、革籌組或軍管會、支左部隊大量印發，作為所有群眾組織及幹部、群眾的必讀教材，影響極廣。雖然這個講話只是針對廣西造反派的問題而作，但卻成了對全國各地的文革運動起著非同尋常指導作用的「重要指示」。曾幾何時，全國各地的造反派，都曾是「無產階級司令部」所倚仗的「鐵拳頭」、「鐵掃帚」，然而，時過境遷，到了已經不再需要群眾造反組織的1968年，這時「無產階級司令部」已經把造反派擺在了「革命物件」的地位上，昔日的「鐵掃帚」變成了被掃除的歷史垃圾。
「反共救國團」總團在廣州 分團在廣西
在這個講話中，還提到了一個聳人聽聞的「反共救國團」問題。
周恩來說：「你們（指廣西『四･二二』）組織裡就沒有『反共救國團』？廣西為什麼發生這麼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後面有黑手。『反共救國團』總團在廣州，你們廣西有分團。他們有空子就鑽進來，雙方都要查。」康生說：「恰巧你們那裡有『反共救國團』總團在廣州，分團在廣西。你們不是與廣東『旗派』有接觸嗎？『旗派』的頭頭有的當了『反共救國團』的頭頭，恐怕在你們那裡也有這個問題。」
周恩來說：「你們（指『四･二二』派柳州造反大軍代表白鑒平）不是揪出了兩個嗎？『四･二二』裡邊更多！」
康生說：「今天在廣西存在革命與反革命的問題，『七三』佈告已經指出了，人民內部矛盾很多，但敵我矛盾是主要的，『反共救國團』就是在你們那裡，還有托派分子和國民黨殘渣餘孽。」
這個所謂的「反共救國團」案，是兩廣地區文革中的特大冤案。廣東「旗派」和廣西「四･二二」造反派的頭頭被誣陷為「反共救國團」的頭頭，下邊因牽連而被抓、被鬥、被迫害致死的群眾難以計數，從而成為對立派及軍方屠殺造反派的堂皇藉口。
對廣東「紅旗」派的打擊
在這個講話中，周恩來還特別點了廣東「紅旗」派負責人武傳斌：「廣東的武傳斌。雖然他是革委會的常委，但他破壞林副主席所說的三性——革命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偽造介紹信，帶一百多人來，做你們黑會的主席……」
黃永勝說：「武傳斌這傢伙是廣東省革委會的常委，他到處煽風點火，挑撥離間，他要一派掌權，到處造謠……」
武傳斌，文革時為廣州中山大學學生。文革中任中山大學紅旗公社、八三一戰鬥隊及廣州紅旗司令部、廣東紅旗派負責人。1967年1月領導了廣東省奪權。2月下旬領導了紅旗派衝擊廣州軍區行動。是廣東地區激進造反派的領軍人物。據稱當時廣東有這樣的傳言：「廣東文革看廣州，廣州文革看中大，中大文革看武傳斌。」
1968年2月22日廣東省革委會成立時任常委。6月初領導了對「東風派」中山大學「革委會」的進攻，兩派大規模武鬥持續至中旬，因「東風派」的「郊貧聯」調動大批農民前來增援，中大紅旗才撤除了對「革造會」的包圍。
6月30日，武傳斌率一百餘人衝擊廣州鐵路分局火車站，強行乘車赴京「告狀」。到京後住於北京航空學院，於7月17日在清華大學，18日和19日轉移到北京航空學院，主持召開了全國造反派會議，即所謂的「北航黑會」，參加者有貴州「四一一」、廣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遼寧「八三一」、四川「反到底」、黑龍江「炮轟派」等全國著名的造反派，蒯大富等也出席了會議。
註釋：
（1）「七･二五」講話，是1968年7月26日，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廣西辦公室（廣西「聯指」）記錄整理印發各地學習。原重慶市委機關革命造反總部嘉陵印刷廠105紅印兵團翻印的版本。
（2）《從「北航黑會」到「7･25」親歷記》錢文俊《華夏文摘》增刊第38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