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可以透視鄧小平的真面目，圖為鄧小平（左）和金日成（右）。（網絡圖片）
鄧小平上臺伊始便於1981年開展「反自由化」運動對為鄧打倒華、汪提供了「炮彈」的參與西單民主牆運動的學生、民眾大開殺戒，殺的殺、關的關、判的判，將一場為中國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的民主運動扼殺在襁褓之中。因為鄧意識到民主、自由、人權在中國實現之日，便是他自己和中共領導集團末日來臨之時。一旦在中國實現了民主、自由和人權保障，不可避免的將是全國各族人民對鄧及其中共領導幫夥數十年來在中國所犯滔天罪行的聲討和審判。
鄧上臺後面對國內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民怨鼎沸的嚴重社會局面，鄧採取了兩個重大的行動：其一是，為了轉移國內民眾與中共統治集團的尖銳矛盾，轉移民眾的注意力，不顧中越人民長期的傳統友誼，不顧中越人民的死活，悍然發動了對越南的侵略戰爭，造成中越雙方軍民的重大傷亡和財產損失（據透露，僅中方傷亡的軍民達十餘萬人），鄧以如此殘酷的方式、如此慘重的代價終於成功地將國內民眾的注意力從國內矛盾轉移到民族矛盾上。
其二是，鄧面對行將崩潰的國民經濟、被中共統治集團搞得極度貧窮困苦的民眾，鄧意識到如果繼續按照毛及其幫夥過去那樣無法無天地亂搞下去，鄧和他的幫夥的統治必將被他們逼得走投無路的人民推翻。加上鄧上臺後對美國、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參觀訪問，面對數十年來一直被中共當局聲稱為「萬惡的」、「腐朽沒落的」、「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現代化的工農業生產、先進的科學技術、富裕祥和的社會、文明而有教養的民眾，這一無情的現實使鄧及其幫夥近卅年來長期自我陶醉於建國卅年來虛無飄渺的「社會主義建設偉大成就」的頭腦突然意識到什麼才是真正的偉大成就，也使他們意識到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發展科學技術、從事建設和改善民生方面的巨大成就和潛力（令人遺憾的是，鄧及其幫夥和後來人並未意識到：只有在一個民主、自由、平等、尊重人權、尊重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現代法制社會，市場經濟才能充分發揮其正面的巨大潛力；而一個極權社會引進市場經濟，除了在短時期內可以使其經濟得到畸形的發展之外，還必將導致貪污腐敗、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環境生態嚴重破壞、社會矛盾加劇等一系列巨大的不可克服的嚴重後果）。
面對國內外對比鮮明的無情現實和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的中共極權政權，鄧力排黨內保守勢力的阻撓，提出了以引進市場經濟為主的改革開放政策。鄧在這一點上確實比毛、劉、周……等要高明，鄧在共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敢於置共黨多年來一直奉為經典的「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計畫經濟」教條於不顧，提出並實施了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改革開放政策。由此可以看出鄧是一個為了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專制的獨裁統治，及其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人。
鄧之所以提出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改革開放政策，其根本原因是為了挽救和繼續維持共黨在中國的獨裁統治，而不是為了為普羅大眾謀取福祉，這就是鄧在引進市場機制的同時頑固地拒絕實行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儘管鄧口頭上也聲言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不過是為了迷惑國內外民眾的做秀，鄧從未打算認真實行過）、不實行民主、不保障人民的自由、不實行平等、不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根本原因。
鄧將市場經濟這一優良基因殖入中共一黨獨裁的極權統治的母體中，必然會孕育出目前中國這樣一個政治、社會、經濟上的畸型怪胎。鄧因此被共黨及其御用吹鼓手吹捧成英明、偉大的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與罪惡纍纍、禍國殃民的毛被吹捧成英明、偉大、一貫正確的舵手何其相似）。
鄧的改革開放究竟英明在何處？有人說是鄧的改革把土地在某種程度上還給了農民、准許私人工商業存在是多麼英明的舉措。其實土地私有、私人工商業的存在，這些在共黨上臺之前不僅在中國早已存在，而且在全世界也已存在了幾千年，鄧只不過把被他們自己「解放」後違反客觀規律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在某種程度上改了過來罷了，這也算得上「英明」嗎？至於鄧提出在蛇口等幾個沿海口岸設立經濟特區，這一被中共及其喉舌吹捧上天的鄧的英明舉措，不過是拾臺灣蔣經國先生的牙慧而已。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蔣經國先生便率先在臺灣的高雄等地設立出口加工區，以擴大出口、替代進口，極大地促進了臺灣的進出口貿易和經濟的高速發展，所以，「經濟特區」的發明專利應歸首創的蔣經國先生，而不是鄧小平的英明首創，鄧只不過是剽竊了蔣經國先生的「出口加工區」的實質，貼上「經濟特區」的標籤的仿冒偽劣產品。在這方面硬要說「英明」的話，那這「英明」二字也只有作為首創的蔣經國先生才配享用。
至於鄧把土地承包給農民，這一方面也比臺灣晚了近卅年，臺灣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陳誠主政臺灣行政院時，國民政府便以和平的手段，即由政府出資（以股票的形式）收購地主自耕外多餘的土地，轉讓給無地、少地的農民（其名為轉讓，實際上轉讓的錢政府從未向得地的農民收取過）實現了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偉大理想。更何況把土地承包給農民也不是鄧最早的主張。鄧復出後一直堅持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包括土地在內）。是安徽鳳陽小崗村的農民在飢寒交迫、走投無路的情況之下，為了生存才冒險將小崗村的土地私下分到個人，結果立竿見影生產馬上上去，不僅小崗村民人人都能吃飽飯，而且有餘糧上交國家，小崗村的做法不僅周圍的農民、生產隊爭相效仿，而且得到鳳陽縣領導和省委書記萬里的支持，小崗村分田到戶不僅使小崗村民人人都能吃飽飯，而且還有餘糧這一事實，對於解放以來長期處於饑饉狀態下的中國農民具有不可遏制的巨大吸引力，再加上當時中國正處於「文革」結束後，當局對內控制相對較為寬鬆的時期，所以小崗村分田到戶的「單幹」風不脛而走，這股「單幹」風很快便刮到全國各地，特別是那些極端貧困的農村，紛紛置中央文件和各級地方政府一直堅持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教條於不顧，自發地分田到戶實行單幹，結果立竿見影這些過去長期依靠政府的「返銷糧」維持農民生命的貧困地區，都能實現糧食自給有的還有富餘，成功地替共產黨解決了共產黨折騰了幾十年都沒有解決的糧食問題，面對「分田到戶」如此顯著的效果、面對「文革」後面臨崩潰的國民經濟、面臨「文革」後急需安定的社會，和已經形成的不可扼制的襲捲全國的「分田到戶」的潮流，一貫反對「分田到戶」的以鄧小平為首的黨中央最後才被迫羞羞答答的發文件「追認」這一做法，不過把「分田到戶」實行「單幹」冠以「聯產責任承包制的」名稱記在鄧小平的「功勞簿」上。實際上「分田到戶」實行單幹使中國農民擺脫數十年來饑饉的困撓、改變中共在農村造成的「一窮二白」的面貌如果可以說是一種功勞的話，那也應當把這一功勞記在冒著坐牢的風險的首先實行「分田到戶的」小崗村村民和默認、支持他們的鳳陽縣委、地委和以萬里為首的安徽省委的名下而不是鄧小平的頭上。
至於另外一個被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專家加在鄧小平頭上的光環，即所謂鄧小平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理論，並在全黨、全國展開了一場對「實踐是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從而在全黨、全國開啟了思想解放的先河，開展了對華國鋒、汪東興所堅持的「兩個凡是」的批判。
事實的真像卻與此大相逕庭，原來1977年，在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時（胡實際上為中央黨較的主要負責人，而校長華國鋒並不負責中央黨校的具體事務），中央要求胡在中央黨校搞出一本黨史教材，當時胡對黨校參與編寫黨史教材的人員提出的兩項編寫要求之中有一項便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鑒於當時華、汪堅持「兩個凡是」的客觀環境和當時胡的認識水平，胡提出的另一項要求是：完整地、準確地運用毛澤東思想）。經過和中央黨校教師們的不斷相互探討辯論，最後胡與中央黨校的吳江、孫長江、胡福明……等達成共識，認為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最後由中央黨校的胡福明教授執筆寫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下簡稱《實》文）文稿，經胡耀邦審閱並提出修改意見後定稿。頂著「兩個凡是」在當時的理論界佔統治地位的巨大壓力、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該文於1978年5月10日全文在中央黨校較刊《理論動態》上發表，5月11日在《光明日報》發表，隨後又被《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九大主流媒體先後轉載，從而在全國引發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實》文的實質是對所謂「毛澤東思想」的全面否定，而一貫堅持「毛澤東思想」不放的鄧小平此時發現，這是打擊並且徹底打倒一直堅持「兩個凡是」的華、汪，實現自己「太上皇」夢想的天賜良機，於是利用自已的權力和靠欺騙得來的聲望接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旗，大肆攻擊華、汪所堅持的「兩個凡是」，搞得華、汪……等人聲名狼藉。
在達到打擊華、汪……等「凡是」派的目的之後，鄧終於露出了自已全面繼承了毛澤東的衣缽的本像，在1979年三月，中共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的最後階段，鄧小平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在這個臭名昭著的報告中，鄧公然提出要頑固堅持的那四項早已被實踐證明了是導致中國近數十年來一切巨大災難的根源的所謂基本原則，那就是：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不允許別人用實踐來檢驗它，因為這四項基本原則已經被實踐證明是極端錯誤的、禍國殃民的原則，鄧剛剛利用從胡耀邦他們手裡拿過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旗把華、汪……等「兩個凡是」派批得體無完膚、威信掃地之後，為了維持共產黨一黨專制的獨裁統治、為了維護中共領導集團的根本利益，鄧不顧黨內外群眾的反對，竟然拋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客觀真理，悍然提出被國人戲稱為「四個凡是」的「四項基本原則」，把由於胡耀邦……等提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開展的討論，給黨內外剛剛萌生的一點點民主氣息一掃而淨。因為鄧清醒地知道中共所做的一切、中共的領導成員都是經不起實踐的檢驗的，如果中共及其領導集團真的讓實踐來檢驗，那麼，檢驗的唯一結果必然就是：中共及其領導集團都將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到1980年底，被鄧小平利用從胡耀邦手裡拿過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旗重創的華國鋒、汪東興……等「凡是」派領導人最終被鄧聯合黨內那幫老奸巨滑的元老們徹底搞下臺，實現了鄧當「太上皇」垂簾聽政的夢想。
所以說首先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而開啟了黨內外思想解放先河的不是鄧小平，而是胡耀邦和中央黨校的那些教師們。要說功勞的話，這一功勞應記在胡耀邦私中央黨校的教師們的名下，鄧小平不過是利用《實》文在黨內外引起的一場有關真理的大辯論極力攻擊堅持「兩個凡是」的華國鋒、汪東興……等「凡是」派領導人，直到1980年底將他們徹底搞下臺，從而掃清了鄧走向個人集權獨裁的最後也是最大的障礙，實現了自已篡黨奪權的卑劣個人目的。
所以說鄧不僅沒有開啟「思想解放」的先河，反而在黨內外思想剛開始解放的1979年3月逆時代潮流而動，公然提出惡名昭彰的「四項基本原則」，並使它成為禁錮黨內外思想的不可逾越的新的教條，在這四項新教條的桎梏之下，三十餘年來「思想解放」不僅沒有任何進展，反而連1978年前後都不如；「政治體制改革」更只是成為一句中共當局經常掛在嘴上以矇騙國內外視聽的一句空話，至今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
鄧上臺成為沒有虛名的大權獨攬的太上皇之後，除了在1981年開展了一場「反自由化運動」打擊以北京西單民主牆為代表的爭民主、爭自由的學生民眾之外。又在1983年開展了一場「清除清神污染」運動，矛頭針對從國外傳進來的人類普世價值觀念和宣傳這些觀念的知識階層人士，在鄧發起的這兩場運動中，許多學生、知識份子、市民慘遭批判、監禁、勞教、開除公職，有的被迫流亡國外。
鄧倡導的改革開放在引進市場機制的同時，犯了一個常識性的致命錯誤，他居然不知道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基礎之上的一種經濟體制。而要保障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保障每一個人在市場經濟中的各種權力和利益不受侵犯，必須建立一種各種權力、利益互相制約互相保障的政治體制，這就是建立在民主選舉、三權分立、多黨競爭基礎之上，能充分保障個人的民主、自由、平等和財產權利的多黨議會制民主政體。只有在這種政治體制之下，生產資料私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才能得到正常有序的發展，它的種種弊端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民生才能得到不斷的改善與進步。
鄧試圖完成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即在引進市場經濟、准許私有經濟存在發展的同時，繼續維持並強化共產黨一黨專制的獨裁統治，繼續維持龐大的效率低下的國營壟斷經濟（鄧將此類經濟視為其維持一黨獨裁體制的經濟基礎）。這樣做的結果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了經濟上的雙軌制，從而導致了物資、商品價格上的雙軌制，於是出現手握大權（主要是物資、商品的分配、調撥、審批權）的官員和國有資源的壟斷者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資源和財富進行官商勾結進行官倒，導致社會財富迅速集中到少數手握大權的官員、高幹子弟、國有企業領導人，和他們的子弟親友，和少數與他們有關聯的不法商人手中。鄧對此美其名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放眼國內，這部分先富起來的人之中，幾乎無一不是手握重權的官員、國營壟斷企業的負責人，以及他們的子女親友（據有關報紙的統計：在全國三千二百多個億萬富翁之中，僅高幹子弟就佔了二千九百多個），在這些先富起來的人之中幾乎沒有無任何背景的平民百姓。
在市場經濟的衝擊之下國家聽任大批國營中、小企業、社隊企業、街道企業倒閉，不僅造成大批辛勞了大半輩子的工人、職工失業（當局稱之為：下崗），而且在出售這些工廠、企業的時候，這些工廠企業的負責人利用手中的權力，大肆以各種不同方式侵吞國有資產，導致這部分國有資產流失到這些人手中，使他們也擠身於「先富起來的人」之中。這樣社會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一方面權貴、新富們醉生夢死、濫用權力、貪贓罔法、欺壓民眾；另一方面，下崗工人、下崗職工、農民工淪為城市貧民衣食無著、民怨鼎沸、社會矛盾加劇造成社會治安惡化、社會群體事件層出不窮。鄧去世前雖一再實施嚴打也無濟於事，到現在更發展到當局動輒就出動公安、武警鎮壓的地步。
「改革開放」以來，國人翹首以盼的政治體制改革卻遙遙無期，至今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當局慫恿一些無恥「專家」（被民眾稱之為「磚家」）、「教授」（被民眾稱之為「叫獸」）炮製出所謂的「國情論」來否定人類的普世價值，鼓吹唯有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獨裁的所謂「中國特色的就會主義」才是適合中國發展的唯一道路。
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鄧的市場經濟與共產極權統治相結合產生的這個政治經濟上的畸形怪胎，已經發育成一個少數人暴富、專制權力不受制約、官員橫行不法、民眾備受欺壓並陷入民不聊生的悲慘境地、經濟畸形發展、生態環境遭到不可逆轉的嚴重破壞，這樣一個政治經濟上的巨大怪獸。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