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7日，香港市民掃瞄出行碼（圖片來源：Lo Chun Kit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11月13日訊】2021年11月11日，我從低風險地區運城返回西安。我在運城只待了一晚，西安離運城也不到一個半小時車程。上午10：32準時到站，出站掃碼，我的一碼通是正常的綠碼，回西安前也剛做過核算檢測。
按慣例出站還需掃行程卡，顯示卻是黃碼。怎麼回事？一看，原來上面標明，我14天之內，除了去過運城，還去過菲律賓。但我從來沒有去過菲律賓。
然後我被攔住了，說是登記一下。本以為最多十來分鐘就解釋、查清並解決的問題，卻把我帶到車站隔離區，登記完，身份證收了。待了三個多小時。
說等雁塔區的防控人員來接。中間我不斷申訴，沒人聽，一人讓我打12345，打了沒用；然後我又打10086，要求確認漫遊地，答覆正在處理中，讓我等待。我把行程卡被黃標的消息發到朋友圈，有人說，你是不是時空接觸；有人說，你是不是用過vpn；有人說，你的電話號碼是不是被盜用了；還有人說，你是不是因啥事被監控了。我只能說，我是好公民，沒手機翻牆，沒干違反防疫政策和違法的事。
幾個小時乾耗，又渴又餓，疲憊焦慮。不同的人，攔阻的、登記的、交接的，問了七八次以上的問題就是：你真的沒有去過國外？我七八次回答：我真的沒去。然後就是沉默。沒心情看隨身帶的《柏拉圖對話集》，我無聊地刷著抖音。我已快到知天命年齡，生命緊迫感越來越強，故每日做有意義的事，不願浪費一分鐘光陰。在這個過程中，看管的五六人，他們籠罩在防疫白袍裡，都沒啥話可說，大部分時間都看著手機。他們已經見得太多了。
到一點半，才由專門的防疫車送到住處。臨行和路上，分別接到社區和街辦人員三四次電話：「你下午就好好在家隔離，等雁塔區防禦辦核實後，你就可以自由行動了。」好吧，配合。下午三點多，接到一個雁塔區防疫人員電話，說是核實的，讓我再想想最近一年出過國沒有？並且強調國家大數據不可能出錯。我瞬間無奈地笑了。還需要追溯到一年時間？我去過哪裡，不是有出入境管理處可以查麼？不是可以跟移動公司查實麼？不是有我的出門車次記錄麼？所謂的核實，就是讓我這個無辜的當事人來承擔舉證責任？國家大數據沒錯，難道我被出國被菲律賓了，還成了我的錯？大數據難道僅僅是行程卡上的數據，不是還有別的各種有關我生活出行的數據都可以相互印證嗎？而且從常識理解，我若最近14天真去了菲律賓，難道還能容許我自由坐高鐵，我不早就一進海關就被隔離了？
沒有道理可講。晚上八點多，再度諮詢10086，正式回覆，已經確認，我最近一年的確只在西安和運城活動過。興沖沖打開行程卡，仍然顯示黃碼，仍然去過菲律賓。再問10086，回覆：行程卡是對方app設置問題，與移動公司無關。
今天早上打開行程卡，我仍然是黃碼，仍然去過菲律賓。然後又接到街辦電話，說國家大數據地方沒有改動許可權。讓我自己申訴，可是按照行程卡底下的客服，我就是向10086申訴了啊，有什麼用呢？專門打開「通信大數據行程卡使用指南」，最後一段明確規定：「如果在行程查驗過程中遇到用戶查不到數據或查詢結果和實際行程不符的情況，建議能結合用戶提供的車票、機票或其他證明材料，綜合判斷查驗結果。」顯然，其意思是，如果用戶出現錯誤信息，執法者需要綜合權衡其他材料，然後做出合理的、人性化的決定。
可是，現在許多地方的疫情執法已經成為了簡單的一刀切，不考慮其中可能的失誤、當事人的具體處境。為了避免自己承擔責任，就寧願加碼執法，快速高效把人控制起來，整治什麼都能雷厲風行；但一旦涉及具體當事人的基本訴求，就層層推諉，部門之間互相踢皮球，辦事效率低下得令人髮指。我遭遇的這件事非常非常的小，比起很多因疫情影響被隔離十四天、被關閉生意、被各種耽誤損失的人來說，實在不值一提。但我認為其中暴露的問題，真的值得深思。
疫情似乎成為了政治正確，只要是疫情管控，所有人就得服從大局，執法者也都是一副義正詞嚴按規則辦事的面孔。搞得現在連提出一些科學合理的建議，或者就自己的一些不公平遭遇公開訴說一下，都要小心翼翼，害怕被攻擊、被上綱上線，甚至被承擔法律責任。我是法律專業人士，法律人的一個特質就是保守，所以我最不希望生活秩序被破壞。作為普通人，我希望社會穩定和諧，人人心情舒暢，能夠把更多心力用在實現繁榮上，而不是被無謂地消耗。真正的安全不僅體現於不被疫情感染，社會治安好，也體現在我們能夠正常出行，自由理性發表意見，遇到事情能及時有效溝通解決。疫情還在反覆，緊急成為常態，如果老是擔心被黃碼被紅碼，老是擔心自己的一點抗議都被扭曲，那也是一種不安全感。
我也清楚，很多防疫執法人員緊張辛勞，承受各種壓力。他們也生活在害怕失去職位失去工作的恐懼當中。我甚至要說，要是換成我在那個位置，我也會按規則辦事，我也會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對於被執法的對象，不管他們是焦慮也好，痛苦也好，看得多了，我也會變得麻木。久而久之，我就習慣了我的職業無情和我的日常情感的分裂。所以，我不會說他們是平庸的惡，每個人都是弱小的，都只能根據自己有限的處境做出最有利於自己生存的選擇。
所以我想提出一個「諶洪果之問」：我們都彷彿被無形的力量籠罩著，我們也不知道誰能解決我們的問題。每個人的做法都沒有錯，都可以理解——普通人沒錯，執行者沒錯，決策者沒錯，國家更不會錯。那麼，錯在哪裡呢？我認為最好的答案就是錯在疫情，狗日的新冠病毒。
如果就是這樣，我放棄一切「為權利鬥爭」的念想。我會明智地告訴自己，要適應這樣的生活。我會自我安慰，沒啥沒啥，大部分日子都國泰民安著呢，何況有時我們還會遇到幸運的事。而當我們遭遇不幸的事時，就要想開些，自認倒霉。命運無常，交給偶然。對於普通人來說，人生就是偶然，必須承認這一嚴峻的事實。所以，低三下四、忍辱負重，苟且偷生，挺好的。說實話，這就是我現在的人生觀。
但我還是期待規則的背後，有一些慈悲；我還是懷著僥倖（同樣是偶然的期待），就看這種懶政要多久。我還真有點不信，疫情之下我們的執法者各種大事件大場面都能處理過去，應對過去，對於我這個小小的普通人的被菲律賓被黃碼的這麼一件小如微塵的事，就要一天一天拖下去。在疫情現實的真相外，我想說出另一個真相，關於人心的真相：人心硬了，會很脆弱；人心軟了，才會堅韌。
如果你們（我不知道「你們」是誰）解決了我的問題，我向你們致以溫情的敬意。
来源:大案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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